抗争的声音：八九民运中的报纸 ——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五 ·曹长青·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官方媒体播出这一 消息後，它迅速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应。胡耀邦的开明、廉洁和锐意改革，使一般 民众对他相当好感。而他在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力倡“平反”历史冤假错案 ，使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了工作；一九五七年被打成的右派几 乎全部得以改正。因此，他在中共高层和知识分子中都有相当的人缘与威望。在一 九八七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他在党内元老们的指责下被迫辞职， 民众和很多党的干部对此相当不满，但当时运动的高压气氛，使人们敢怒不敢言。 此刻，他的突然病逝，人们在情绪上难以接受。一个自发的悼念他的群众性活动迅 速从北京波及到其他城市。 新闻界的两个意外事件 对这种暗涛汹涌的群众性悼念活动，当局如果有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的话，是可 以平抚的。因为胡耀邦当时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官方也要为他开 追悼会。顺应民意，高度评价胡耀邦的功绩，并不会根本影响中共的利益。但随之 发生的两个意外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可能性丧失。两个意外事件都发生在新闻 界： 第一件事是中共上海市委于四月十九日查禁了载有悼念胡耀邦内容的四三九期《 世界经济导报》，理由是报纸刊载这些内容会加剧社会动乱，随後总编辑钦本立又 被撤职。此举引起全国新闻界的抗议。《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人民日 报》、《中国妇女报》、《光明日报》、《中国农民报》和《工人日报》等中央级 报纸的编辑记者都联名抗议上海市委践踏新闻自由的做法。四月二十八日，《中国 青年报》有八十八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一份慰问电文：“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 《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中国日报》也有七十 五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另一份电文慰问钦本立，并向《世界经济导报》同仁表示敬 意。该电文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 锋。”北京学术界几十名著名学者也连署了一封公开信，抗议中共上海市委违法、 违宪、践踏新闻自由。该公开信指出，中共上海市委无权撤销一家非上海市委机关 报的报纸总编辑职务，这种做法，是违反中国共产党党政分开的根本原则，也是对 宪法和法律的漠视。一名报人被处罚，众多编辑记者以及知识界公开声援，在中共 新闻史上是首次。《世界经济导报》的遭遇，各大报编辑记者和各界的声援，经海 内外媒体报道後，迅速强化了民众悼念胡耀邦活动中对当局不满的情绪，使中共的 平抚努力更加困难。 第二件事是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不寻常的题为“必须旗帜鲜 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将民众的悼念活动定性为“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动 乱”。 从整个事件结束後人们掌握的材料看，从最初的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到後来的几 百万人游行、上千学生绝食，以及整个八九民运，人们的诉求都是以一种爱国主义 为主调的要求（在中共体制内）改革。尤其是开始时的悼念活动，对大部分人来说 ，动机相当单纯。然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如此定性，众多民众，包括相当多的 中共官员都无法接受。因而，“四·二六”社论发表後，悼念活动的性质发生了变 化，民众的主要诉求转为必须撤销、否定这篇违背事实的社论；而政府的态度却是 暧昧和支吾搪塞，因为社论是根据邓小平的旨意写的。为打破僵局，学生在天安门 广场开始绝食。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 报社内部的争论 这样大的一个事件，就发生在中央各大报的眼皮底下，要不要公开报道？这个问 题争论在很多报纸的编辑部。按照新闻是媒体的生命，报纸必须反映真实的新闻原 则，当然应该报道。当时北京的很多新闻记者就是坚持这样的理念，据理力争。但 党报属于党中央，必须服从新华社“通稿”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口径指挥。 “四·二六”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有几十万学生市民涌上街头游行示威的重大 消息，在北京各大报纸电台上都没有报道。即使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报纸上 也只有零星的报道。对此状况，很多编辑记者是极为不满的。为争取报道权，很多 报社的新闻记者要求与报社社长、总编辑对话，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辩论，结果 ，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例如，在《人民日报》内部，编辑记者和主要领导就为是 否应报道学生运动进行过两场对话会。从现在传到海外的对话录音带中，人们可以 看到，面对重大事件时，中国大陆的报纸是怎样面对事实、处理新闻，党性与人民 性是怎样发生着严重的冲突，以及新闻记者秉承良知为报道事实真相而进行怎样的 抗争。 《人民日报》内部的第一次对话会发生于五月十六日，地点在该报编辑部会议室 。以下为节选的部分录音： 一位离休女编辑：听说孩子们已经情况危急，今天晚上还不知发生什么事。所以 ，我建议报社编委会：如果我们能单独起作用，就赶紧行动。等到官僚机构行动， 孩子们就死完了。……我们《人民日报》的社论错了。今天这个局面，完全是当局 造成的。先编造，後又给十几万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哪有这样的事 ？真是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钱李仁（《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委员）：大 家都一样，我也是忧心忡忡。但今天无法谈远的问题，我只想谈广场上的问题。不 要死人，用最快的办法让同学们回来。这个意见我已经向中央领导同志提了，当然 不是向邓大人提的，我见不到邓大人。 一中年女记者：我从事新闻工作十六年以来，我觉得现在是最痛苦的时候，自己 的良心受到极大的折磨，想写的东西不能发表。我们现在面临一种抉择：是听党的 话呢，还是反映人民的呼声？我们不能光是向上反映一下意见，而应考虑一下我们 《人民日报》能做哪些事为人民说话。新闻自由不是恩赐的，不能哪个中央领导给 我们一点我们就用一点，我们应该通过斗争，或者叫努力。“四·二六”社论固然 是出于无奈，但我想我要是版面责任编辑，我就不发表它，因为发表它在历史上是 负罪的。我们要在取信于民这一点上做出哪怕小小的努力，而不能消极等待新华社 的稿子。作为一个记者，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一种状态。 钱李仁：我们也在想办法不要只等上面来了什么东西之後再来改善报道状况。… …我们主要是在想怎样使《人民日报》更符合它的宗旨，并使《人民日报》能站得 住。要根本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个也可以想，但在报上不能登。在党和人 民有差距的时候，报纸是比较难办的，特别是党中央的报纸，更难办。 一青年记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绝食？就是我们《人民日报》社论说这次学运 是动乱，学生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不是法治国家，只要党报一扣帽子，不说你犯任 何罪，就可以抓你。所以学生强烈要求公开承认他们是爱国民主运动。 一中年记者：这场事情不是没有是非，也不是学生不讲道理，就是没有人负责任 地给学生以答复。现在看起来有一个人能负责任的，但他在最初的时候就说了一些 不负责任的话，现在他又不能负责任地出来收回他不负责任的话。问题的纠葛就在 这里。我们到底是向人民负责，还是向一个人负责？ 一记者：我认为事情的引起，是因为中央决策的错误。中央的决策是不准确、不 科学、不实事求是的。说学生是“爱国民主运动”怎么就不行呢？这一小步为什么 就迈不出去？难道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我们民族就得毁灭吗？有的人把自己的权威 、威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党长期政治上生活不正常，才出现这样一种状态 。……我觉得，《人民日报》要么与党同归于尽，做殉葬品；要么就做一点事，如 实报道，包括报道本报同事上街游行。” 一老年记者：我最近去了四个省，见到一些省委的同志，他们也都说，“你们《 人民日报》的社论怎么搞的？谁写的？这么多年了，你们《人民日报》还没有做够 蠢事啊！你们写了这样的社论，怎么向人民交代？现在，我们应报道事实真相。我 们在理论上多年讲，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我在新闻界工作了一辈子， 经过这么多年的采访生活，我觉得，党和人民一致的时候不多。今天，这个问题是 最严重的了。我们《人民日报》应该与人民尽量保持一致，否则，即使还有一点威 信，也会全部丧失。 对话没有取得明显的结果。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的一些资深编辑记者又去 找社长钱李仁，要求就改进报纸工作进行公开讨论。这次参加的人数比上次还要多 ，把报社的二楼会议室围得水泄不通。以下是部分录音： 钱李仁：刚才有几位年长的同志主动找到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我们一起谈了。 不知道这里已经有这么多同志在等着。 一青年记者：我们想谈几个内容。第一，发表一篇社论或“告读者”澄清“四· 二六”社论，我理解这意味着报社与中央决裂。第二，当天用四个版面的篇幅报道 学生运动，包括社会各界的态度、言论和北京之外各地的运动。第三，根据情况增 发号外。第四，刊登本报党员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同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社会正常途径来解决我们国家、党和政府的危机。我们要求这一建议明天见报 。第五，如果不能发表社论来澄清“四·二六”社论，则要求发表本报记者的评论 ，敦促中央尽快拯救学生。第六，召开本报编委扩大会，讨论本报工作。我们希望 报社领导与报社广大新闻工作者一起，按照新闻规律办报，全面地报道学生运动， 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责任。 一离休编辑：我们昨天参加了报社的游行队伍，都深受感动。特别是当我们向群 众澄清“四·二六”社论不是本报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篇社论时，受到了 群众的热烈欢呼。这说明了民心所向。因此，我们几位老同志向编委会建议，希望 用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向社会澄清这篇社论的来龙去脉，并表明我们的立场。在考 虑到报社编委会处境困难後，我们又提出第二种方案，如果不能用本报编辑部的名 义，那么我们就在报社内集募捐钱来刊登广告，大家签名，来阐明大家对这篇社论 的立场。历史上，《人民日报》在每个关键的时刻，都是犯错误的，都是对人民犯 罪的。我们的建议是积极地避免这种情况再现。但是，钱李仁同志认为，这两种做 法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钱李仁同志仍是用旧的思维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 众鼓掌） 钱李仁：就我所知道的，党和政府是想了一些办法，做了不少努力的，要与组织 绝食的学生对话的，但是都没有成功。 一青年记者：我想问钱社长本人对“四·二六”社论是什么态度？ 钱李仁：“四·二六”社论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对象。我到适当时候将发表我的 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一青年编辑：对报社内部同志不应用外交辞令来敷衍。我们不是外国记者。 Ａ编辑：在历史上，《人民日报》执行中央命令，犯了很多错误。反右，文化大 革命，当时是鲁英，“四五”，难道我们现在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钱李仁：我对于把我和鲁英相提并论表示遗憾。 Ａ编辑：我们是在讲事实，并不是说你是鲁英。如果你自己要比，那是你的事。 （鼓掌） 钱李仁：现在的党中央与四人帮时的党中央是不同的。当然，中央有错误，我会 提出自己的意见，在什么场合提，我根据情况决定。 一青年编辑：但是，现在的党中央是不是一个人操纵的中央？ 一记者：对“四·二六”社论的态度是不能回避的。 钱李仁：我主张务实，讨论改进报道的问题。 一女声：那发表公开信行不行？当天四块板可不可以？ 钱李仁：版面上的事情不是在这个场合可以决定的。 一记者：昨天首都新闻界联合签名致党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昨天报社领导答 复发表，或者变换形式处理刊登。可是今天报上没有，请解释什么原因？（鼓掌） 陆超琪（《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昨天我们的答复是，如果新华社发，我 们一定登；如果新华社不发，几名签名的报纸如果多数登了，我们也登。一句话， 我们既不超前，也不落後。（众喧嘘声）我们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不能公开刊登与 党中央不同的观点。 一青年编辑：我认为目前编委会面临一个抉择：是顺应民意、顺应潮流，还是服 从党中央，也就是服从邓小平。（热烈鼓掌）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从报社内 部来说，是服从广大编辑记者的意识，还是你们个人的意识。（热烈鼓掌）当然你 们的处境很困难、很痛苦。但是，《人民日报》就是这么难当，你站在这个位置就 要承担这种痛苦。（有人喊：我们能不能也理解一下学生的痛苦啊！一女声喊：我 认为用自己的乌纱帽换取千百万学生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众欢呼、鼓掌） 钱李仁：从现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党还需要邓小平同志。（众喊：不需要！ 不需要！）今天在对话中，李鹏总理提出了他解决广场上问题的办法。中心一条是 首先挽救绝食者的生命。（众喊：怎么挽救？怎么挽救？）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 保持中央党报的性质。如果我在这里已不能贯彻中央指示，我会立即辞职。在此之 前，我是不可能把报纸办得和中央不一致的。如果你们想把《人民日报》办成另外 一张报纸，在这里是办不到的。 钱李仁最後表示的这种强硬态度使对话进入了僵局。钱李仁被调任《人民日报》 社长之前是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从未做过新闻工作。他在对话会上也承认，“这 顶乌纱帽是中央强加给我的。”虽然当时他已经知道赵紫阳有新闻可以适当放宽一 些的指示，但作为一名长期在中共高层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钱李仁深谙中共党内 斗争之残酷。他知道谁是中共党内真正说话算数的人。“四·二六”社论是根据邓 小平的讲话精神写的，钱李仁清楚地知道邓小平并没有收回他的讲话。所以他坚持 不在报上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因而出现他和编辑记者这样激烈的冲突。 在《人民日报》发生的这一幕，是中国大陆的新闻界与共产党在遇到重大事件时 冲突、矛盾的一个缩影。新闻记者无论从职业道德，还是做为一个普通人的良知， 都感到应该公开报道“四·二六”社论的真实背景和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但是 ，由党任命的报纸社长、总编辑以党对报纸管理者的身份，以党报必须和党中央保 持一致的党性原则，拒绝报道。 一边是绝食的学生在不断晕到，救护车的警笛揪动人心；一边是党的新闻纪律和 几十年惯性而来的党性新闻观。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在考验着中国大陆报纸的真 实性、人民性。党报的宣传性和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几乎在所有报社发生着冲突。 例如，在北京出版的《科技日报》，其内部发生的情形几乎与《人民日报》一模一 样。该报一位记者事後写道：“当时《科技日报》的很多记者几乎日夜与广场上的 学生们在一起，进行跟踪采写。但同事们都为不能报道实情而焦虑。新闻部、总编 室的几位同事为此同有关领导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新闻部的几个小伙子急得同值班 副总编拍案大吵。眼看着学生们付出的代价却无法披露实情，同事们都急红了眼。 後来，这些编辑记者豁出来了，干脆绕过部门主任和总编辑，自己组织了采访、编 辑、排版、付印。”四月二十三日，载有“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长篇报 道胡耀邦追悼会那一天北京十几万大学生在广场情景的《科技日报》出版。这是中 国大陆媒体自学生运动发生後第一次较大篇幅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它受 到学生们的热烈欢呼。这期报纸被学生大量复印，贴在市区。学生在游行中举出“ 向《科技日报》致敬，新闻要讲真话”的标语。“六四”後，李鹏政府在军事博物 馆展出“反革命破坏的罪行和‘平暴’战果”，这期《科技日报》被作为“反动新 闻宣传”的证据之一展出。 新闻松动一百小时 中共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如何处理学生运动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以当时中共总 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国务院总理李鹏为代表的强硬派为此暗中较劲。 赵紫阳虽为党总书记，但由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内容是根据邓小平的 讲话写的，他没有力量推翻。也许是想借助于舆论的力量来改变“四·二六”社论 ，即影响邓小平的观点，或为了压倒李鹏的强硬派，也许出于其他考虑，赵紫阳提 出“新闻要再放开一点”。 五月十六日，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在北京各大报总编辑新闻例会上传达 了赵紫阳对新闻宣传的指示，“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一段对学潮的报导放 开了一些，游行作了报导，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该讲话等于 一下子给新闻界“松绑”，因为几乎所有报纸的总编辑都像《人民日报》社长钱李 仁那样，受到来自报社内部编辑记者的压力，同时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良知的压力 。例如，钱李仁就曾在辩论会上说，“几万人在声援，我们如果不能反映，也是个 问题，我也是想过来想过去。”现在，有了党的总书记的指示，等于有了上级精神 。虽然赵紫阳说放开“一点”，但北京各大报几乎全部都用整版整版的篇幅、一面 倒地争相报导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用几个版面刊登天安门广场的消息。在第一版上，头 条消息的醒目大标题是“首都各界百万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副题是 “强烈要求立即对话救人救国”，图文并茂地报道了五月十七日北京各界百万人上 街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同时报道了长沙、兰州、上海、昆明、西安、深圳、南 昌、长春、贵阳、太原、郑州、呼和浩特、石家庄、杭州、海口、沈阳、哈尔滨、 成都、青岛等二十多个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广场绝食 学生的壮观场面。其通讯“救救学生，救救孩子——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实况录” 、“五天後的绝食现场”、“夜晚，在绝食指挥中心”，以及大半版关于学生游行 和绝食的现场照片，强烈地震撼着全国人民的心。在北京出版的另一张大报《光明 日报》同天也用几个版面报道绝食学生情况和各界反应。 新华社也一改常规，较少删节地报道了中共总理李鹏五月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绝食学生代表时双方的对话。次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各大 报都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对话全文，并继续报道北京各界几十万人连续上街声援 绝食学生的游行示威。同时刊发更多的北京各界对学生运动的强烈反应。例如，有 北京十所大学校长的公开信，呼吁中共主要负责人尽快到广场和绝食学生对话；有 中国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张友渔等九位著名法学家呼吁马上召开全国“人大”紧急 会议，解决当前危机；有社会科学界钱钟书、俞平伯、吕叔湘、李泽厚、阳翰笙、 杨绛等一百九十四位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呼吁书 ；有四十一名文艺界、科技界的政协委员联名致信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呼吁 全国政协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几乎各界名人纷纷联名签署各种呼吁书、公开信 ，声援学生。连被称为“中共的老朋友”“长期帮助中国人民工作的知名外国专家 ”爱波斯坦、沙博理等数人也联名声援绝食学生，要求中共与学生对话。在北京出 版的《中国青年报》、《中国农民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经济 日报》以及英文的《中国日报》等各大报的版面上，都有揪动人心的报道，例如： “狂风暴雨中的绝食区”、“绝食请愿已经六天，绝食学生生命处在危急中”、“ 雨声、心声——各界人民捐献、慰问大学生散记”、“历史，将记住这一天——首 都各界五·一七声援学生大游行纪实”、“首都大学生绝食进入第六天，各界上百 万人冒雨游行声援”、“应该出来见见孩子——永安西里居委会谈话录”等等。 在这些报道中，对民众刺激最大的是新华社发表的、即而北京各大报转载的中共 总理李鹏与绝食学生代表的对谈。这个对谈让人们看到，李鹏政府如何支吾搪塞、 毫无诚意，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完全回避绝食学生提出的两点要求（否定 “四·二六”社论，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与学生公开对话，电视现场直 播），只是要求学生停止绝食、撤出广场。李鹏政府的愚蛮，激怒了广大市民和学 生，矛盾更加激化。五月十八日，北京各家报纸几乎不约而同地在第一版重要位置 刊登了一条台湾政情消息：“台湾高层酝酿人事变动，俞国华向李登辉提出辞呈” 。把这样一条消息做如此显著处理，明显是一种影射，表达民意希望中共总理李鹏 也能尽快下台。 地方报纸锋芒更劲 中央级大报对天安门广场做如此报道，直接影响了下面各级党报的报道取向。各 地报纸纷纷转载中央报纸的消息。很多地方报刊对本地发生的游行示威也加以报道 。例如，地处深圳特区的《深圳商报》，于五月十八日详实地报道了深圳大学一千 多名师生和深圳各界人士在深圳市区聚会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情况；该报负责 人还亲自撰写了社论，称这场学生运动意味着“全民族的一次大觉醒”。 在所有地方报纸中，最大胆的是《蛇口通讯报》。该报出版于被称为改革试管的 深圳蛇口区。五月十九日，该报的全部四个版面都是关于学生运动的消息。例如， 头版头条是“数万人自发游行，数千人踊跃捐款，数百人聚会沙龙：蛇口人与北京 学生心心相连”，报道了蛇口人声援北京学生的情况。第二条消息是深圳大学全体 中国共产党员的“致中共中央紧急通电”和“致中共中央及全党的公开信”。该公 开信指出，“当前广大群众的正当要求遭到漠视，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得不到公正 对待，不禁令人担忧：毛泽东晚年的悲剧会否重演？”公开信呼吁“立即召开中央 全会并筹备召开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铲除党内的专制主义，革新党的领导体制”。 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一个单位以全体共产党员的名义致中共中央公开信的只有深 圳大学一家。该校校长（兼中共深大党委书记）罗征启事後因此被革职。 《蛇口通讯报》记者以“护我国殇”和“救我学生，振我中华”等通讯详细报道 了仅有几万人口的蛇口有万余群众声援北京学生的自发游行和短时间内捐出人民币 十万元的感人场面。该报同时刊发了三篇专论：“北京学运对经济改革的启示”、 “民心向背兴亡系，千秋功罪得失间”、“民主运动宣告人治步入穷图”，还特别 编发出《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胡绩伟的文章：“只有新闻自由才能长治久安 ”。 《蛇口通讯报》打破常规的行动，是将民间新闻沙龙座谈会内容，在“声援北京 学生 推进民主政治”通栏大标题下全文刊出。很多言辞直率尖锐。如一位党委办公 室领导干部说，“‘四·二六’社论沿用了四人帮时代的打棍子、揪辫子的手法， 给学生套上动乱的帽子，而且无中生有地讲动乱是一小撮人煽动起来的。可事实说 明，这一百多万人决不是谁能煽动起来的，而是人民觉悟了。”他的一位同事感叹 ，“我们蛇口人有幸看到香港电视，可这也给我们带来深深的悲哀。所谓‘有幸’ ，是我们能看到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新闻报道，它能使我们增加良知。悲哀则悲 哀在我们自己的报道都在欺骗人民。”“为什么人民在‘四五’运动呼唤出来的领 导人，人民现在要他退休？是因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人。我们人民创造了历 史、塑造了英雄，我们人民也可以否定不是英雄的英雄。”一位研究蛇口发展战略 的干部说，“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的学生已摆出这个架式，决一死战， 为中国人民，为在座的蛇口人流血牺牲，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再也不要惧怕了，把 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如果一个人怕死，两个人怕死，谁都不敢出来，结果是 全体一起死！”“三十九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 际上回头一想，中国人民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呢？我看应该是今天！”一名华达公司 的职工当场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这次运动失败了，我将放弃我几十年 的追求，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这样大胆的言论能够出现在官方报纸上，在 中国大陆是极为罕见的。 媒体公开报道的连锁效应 媒体上公开报道北京和各地的学生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理论上提升了人们 对这场学生运动的认识，激发了更多的民众参加到声援学生的行列。从赵紫阳的“ 新闻可以放开一点”的指示到五月二十日北京实行戒严，从时间上算，有人称中国 大陆的新闻管制四十年来第一次“松动了一百小时”。这一百小时的媒体公开报道 ，对整个八九民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共的统治下，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结 社自由和新闻自由。人们即使不畏镇压，勇敢反抗，想组织一场游行示威，实际上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制度从根本上使任何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自然被扼杀。 例如，一场游行最基本的程序是通知、宣传鼓动和组织。但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 由，这种通知、宣传的机会都不存在。而没有结社自由，使任何组织活动都无法进 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几十年来处于中共统治下，民众大规模游行反抗事件很 少发生的原因之一。而八九民运期间大陆媒体对民运的公开报道，实际上起到了一 场运动的通知、宣传和某种意义上组织的功能。同时，全部媒体在整体上都持同情 、支持学生的调子，也起到了一场运动必须的使人情绪高涨的“煽情”作用。没有 这一百小时的媒体公开报道，很难想象这场运动能有那么多人参与，波及全国那么 多城市。这一点，我们从“六四”後中共对新闻界的批判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例如 有一篇由新华社编发，《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党报转载的、批判新闻 界在八九民运中表现的文章这样写道：“当着中央领导核心出现不同声音的情况下 ，我们有些新闻工作者不能清醒地辨别，舆论导向的错误愈益明显。一段时期，对 步步升高的游行、静坐、绝食等动乱事态，连篇累牍地加以片面报道和夸大渲染； 极少数‘动乱精英’们纷纷在新闻报道中亮相，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等人的‘ 紧急呼吁’和‘五·一六声明’等都在有的报纸上发表。这种背离中央正确决策的 报道，完全被错误的立场和偏激的情绪所左右。”“新闻舆论的错误导向，产生了 极为严重的後果，对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为动乱向全国的蔓延起了恶 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