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 ——余英时先生言论驳议 (北京) 岩 卉 【编者按】《北京之春》三月号发表的对余英时教授的采访，涉及台湾地位、汉族 和少数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台湾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 等均在显著位置进行了报道，《联合报》并将采访予以转载。这篇采访在大陆亦引 起高度重视。在美国出版的《侨报》五月三十一日刊出了署名“(北京大学教授)岩 卉”的文章，对余英时的观点予以全面批驳。现将此文转载，以期引起海内外的进 一步讨论。 《北京之春》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号上发表了何频采访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对中国 的命运、中国前途、台湾的地位、西藏等地区的“高度自治” 等问题纵论颇多，并且观照于中西古今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理论，为中国社会的未来 走向描述了十分悲观的前景，即一言以蔽之曰：中国统一无望，解体必然。同时余 先生也提供了他自己改造中国的“设计”方案。自然，作为华裔美国人和美国汉学 界的泰斗，余英时先生可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对中国社会作出种种“客观” 的研判，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大师级人物”和“人文学科之精神领袖” ，不免要承担着教诲和指导他人的重大责任，在祖国统一的大问题上就不能发表不 负责任的见解，为分裂祖国张目，甚至作外国人“拆散中国”的言论先锋。因此， 我认为有必要对余英时先生的言论提出商榷和批评。 台湾独立有悖世道人心 余英时先生认为只有让闹“独立”的部分独立，中国才有出路，否则不堪设想。 首先，余英时先生说：“台湾独立已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台湾一直是独立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因此，只要“台湾独立不是根据狭隘的地 方观念，也不是投降任何外国势力，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此等谬论并非余先生首 创，而是少数“台独”份子的基本主张。按此逻辑，台湾独立不根据“狭隘的地方 观念”又能根据什么呢？而台独份子恰恰是以“地方”为其理论基点的。而且按余 先生说法，台湾独立成为“中华民国”之后，自然是具有“主权”的“国家”了， 到“将来中国大陆重新走上合理的体制，那时仍然可以讨论怎样统一起来。”试问 ：双方目前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尚不能直接谈判，而一定要把本属统一的主权 国家人为地划分成“两个主权国家”之后，即把两岸关系先变成“国”与“国”的 关系再来谈统一，这不是与统一的目标背道而驰？在一个原则下谈统一，反倒不如 分裂之后再谈统一，此种高论根据何在呢？此论之真义究竟是求统一、还是谋分裂 ，岂不昭然若揭吗？ 其次，余先生证之以历史，认为中共在历史上就是闹“分裂”的，因此，“台独 ”也有其历史根据。看来余先生的确对中国现代历史了解不多，不知他对国共的两 次合作知之多少？如果他记得孙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训，看到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形成和重庆谈判的历程，就不会说“中共在江西时代，甚至延安边区政府时代”未 能为“统一”之故而承认国民政府是它的合法中央的话了。当然，这一话题不便在 此深论，但这段历史表明，国共之间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尤其是在民族生死存亡 、国家面临分裂的关键时刻，国共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人们所切盼的 国共之间实现第三次合作的历史依据。 再次，余先生把中共不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与罗马帝国新皇帝登 基后的征服行为相提并论，并认为即使中共“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之后，“等于无 端地把一个定时炸弹抱在怀里，造成永久的不安和恐惧”。且不说中共历来认为“ 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下下之策，而且主要是针对外国势力的介入，从而最终把台 湾纳入外国的势力范围而言的，和平统一祖国，采取一国两制是中国的基本方针， 这一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反复强调的。即使是从一般原则上来说，凭藉某种不实的传 说把历史和现实如此简单地加以比对，恐怕也不是严谨学者所应为之罢！余先生把 台湾和大陆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分野夸大到绝对不相容的程度，以便为台湾独立 的主张开路，似乎台湾除独立之外已无他途，这难道是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知识 分子所应采取的立场吗？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台湾不实现同大陆 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请余先生尊重这样两个基本历史 事实。 与此相应，余先生极力反对“一国两制”的方针，认为既是“两制”，何必“一 国”，而且根本不可能实行。余先生一个基本根据在于“一国两制”是古今中外历 史上都没有的事，因此不可能行得通。难道历史上没有过的就不可能创新吗？大陆 和台湾，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同，如果始终顶着，僵持下去 ，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要和平，不要战争，只能采取一国两制，别 无他途。余先生既反对诉诸武力，又反对和平统一，按此逻辑推演下去，台湾只有 走上“独立”的绝路了。如果不怀偏见的话，“一国两制”一方面反映了中共从武 力为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统一祖国的巨大政策性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对世界和平大 趋势所负有的责任和在世界政治发展中所采取的灵活立场，这一立场的深意已为世 界众多人士所理解和接受。余先生在此问题上所持的“东风西风”论倒是带有很浓 厚的“冷战思维”的色彩，这使他忽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也忽略了 中国在整个当代世界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开放与进取的态势。人所共知，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在经济等方面的距离正在缩小，而且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 ，这一点也是西方人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等人士所承认的。如果无视这种变化，一 味固守过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势必在中国统一的问题上作出错误的抉择，失 去历史的机会。 西藏独立没有任何道理 余英时先生认为：“无论从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上看，西藏、蒙古、回疆有 些人要求高度自治甚至独立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余先生把这些地区所发生的冲突 仅仅归结为是由于它们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所致，这一结论比之于西方人在人权问题 上的攻击更是直接了当，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人权为其表，以分裂为其实，这是 西方人在西藏等地区所采取立场的实质，而余先生竟然策应之，实在令人失望。 作为一个有造诣的历史学教授，余先生似乎太沉湎于对历史情景的怀恋了，使人 有“不知秦汉，遑论魏晋”之感。在余先生看来，今天的西藏等地区应该依然保持 其“外藩”的地位，中央政府亦应退回到王朝政治的时代，采取“羁縻”的方式， 实施“王道”统治，所以不必争论“主权”归属问题。在这里，余先生的道理倒象 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中得出来的，也与一些试图肢解中国的西方人士的立场相一致。 事实上，西藏等地区很早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并非外人所理解的“外藩”。传统 中国的国际关系中也有“主权”的概念，这一概念并不因西方文化中有之而生，无 之而亡。在这些地区，让中国放弃“主权”而任西方人去大谈“主权”的归属，岂 不是有失公道。西方人是否也应该退回到对中华帝国的“朝贡”地位上去，而不必 大谈“主权”概念呢？ 从民族、文化等方面来看，西藏等地区的民族演化与发展，并未脱出中华民族一 体多元化的基本格局，这一点，如果我们不以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地主义者的论调为 依据的话，是可以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中找到确凿的证据的。余先生在此单独 提出了藏、蒙、回等单个民族，而忽视了它们只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的历史事实。按 余先生的逻辑，中华五十多个民族都有其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根据了。在这个问题上 ，费孝通先生曾有过十分正确的解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 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 过程所形成的。在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 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 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 通先生还提出了“羌人是汉藏之间的联结环节”的论点。据《后汉书》说，羌人“ 出自三苗”，就是给黄帝从华北逐去西北的这些部落。商代甲骨文中有羌字，当时 活动在今甘肃、陕西一带。羌人和周人部落有姻亲关系，所以周人自谓出于姜 ，在 周代统治集团中羌人占重要地位，后来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汉文史籍记 载，藏族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西藏有“发羌”、发古音读BOD，即今藏族自称 。发羌是当时青藏高原上许多部落之一，而且和甘肃诸羌人部落有来往。藏语族有 三个语支，即藏语、嘉戎语、门巴语。有些语言学者把羌语、普米语、珞巴语都归 入藏语支，也有把嘉戎语属羌语支。一说西夏语实际是嘉戎语，即羌语。这说明在 藏语和羌语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嘉戎语主要分布在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说嘉戎 语的人都被认为是藏族。即使不把羌人作为藏族的主要来源，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疑的(参见费孝通：1989 Tanner Lecture)。语言系统的发展给 我们提供了汉、羌、藏间历史关系的线索，说明了汉藏间的亲缘关系历史悠长。所 以，无论从历史论还是从民族论，余先生所主张的西藏等地区的独立都是毫无道理 的。 当然，余先生也讲到“高度自治”，但这一概念在余先生那里已毫无意义，因为 他认为西藏等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不但没有好处还有坏处”。既然作为“一部 分”已无好处，岂不是只有独立一途了，何谈“高度自治”呢？在这里，余先生实 际上不仅否定了中共的民族政策，也否定了中国的基本体制。人所共知，近现代以 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也在法律上否定了几千年来 的民族不平等关系，事实上也作了根本性的改变。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民族平等 已成为根本性政策，而且明确地写入了宪法。为实现这一原则，制定了民族区域自 治法。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都实行区域自治，成立自治地方，由各少数民族自 己管理自己民族的事务。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要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改革 与否由各族人民自己决定。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一般说来经济文化过去缺乏发展 的条件，所以国家制定一系列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西藏地区所实行的就是民族 区域自治的基本体制，这一体制不仅受到各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为这些地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对此，少数分离 主义分子可以视而不见，但余先生在既未亲见这些地区的巨大变化，又无亲身政治 体验的情况下也大谈“独立的道理”，不知是出于对“王道”历史的留恋，还是别 有居心呢？ 余英时先生还认为，在目前中共的“极权体制”未彻底改变以前，中国不可能有 和平的、互利的统一，西藏问题的症结似乎在于此，台湾问题也与此相关联。那么 ，人们不禁要问，西藏独立的“道理”究竟是民族、宗教与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的， 还是在某种政治因素与势力的鼓动之中隐含着呢？ 西方人所到处鼓吹的“独立”，在当代世界人民心目中展示的是什么呢？如果余 先生正视自己的责任，就不会在不应该的地方做“应该”的文章，在没道理的问题 上硬要找出所谓的“道理”来。 建设现代社会需从加强法制入手 作为反对中国统一的深层情结，余英时先生极力反对“设计”的概念，认为“一 切社会设计或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都是人的狂妄，都是以‘百姓为刍狗’的妄人游戏 。”接着便说“革命”是最大的错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应该具有深 沉的历史意识和客观的理论尺度，不应该被某种观念或信仰所禁锢，而否定一切合 理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按照余先生的说法，“毛泽东时代”，“整个大陆、全 部人民，都成为一个全无现代知识的妄人玩弄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也不过是一个 “怪物”，是一个与“流氓的秘密社会相近”的组织。余先生此论就足以表明他对 整个大陆近半个世纪历史发展的认识，也表明了他对毛泽东和中共所掌握的“知识 ”程度了。以这样的方法和态度，余先生一定也会认为孙中山先生是错误的，孔夫 子自然也是错误的；辛亥革命毫无道理，法国大革命也毫无可取之处。把复杂的历 史现象通过一种强烈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余先生作为美国著名历史学 教授的基本治学方式和理论态度吗？ 余先生反对别人“设计”，他自己还是为中国社会“设计”了一条通向“公民社 会”的必由之路，或曰“民主化三步曲”：“第一步要恢复人民在生活上自己作主 的权利。第二步是使原有民间社会的活力复苏。第三步才能使传统的民间社会转化 为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现代化与民主化才能真正开始。”按余先生的“确认 ”和推许，中国社会的现代与民主化只是遥远的未来事业。 在余先生“设计”方案中，并无什么新鲜见解，只是留下了一些疑问：什么是“ 传统的民间社会”呢？如何才能实现从“传统的民间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化 呢？余先生并未详说。其实归结起来，余先生就是主张“多元社会”。而在这一点 上，余先生对中国当代社会究竟有多少了解呢？ 按余先生的主张，中国目前所能进行的政治模式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只能是：如 果有几个开明的集团，用的是好人才，专家治国，从地方上着手，逐步发展过渡， 那是有可能走向民主化的。在这里，余先生实际上是主张中国实行贤人政治，而贤 人政治、德治主义如何能达到民主化的目标？“专家治国”论的主张同样在西方人 那里也认为其结果并不一定导向民主政治。由于余先生对中国现行体制的主观断定 ，因此他只能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来。 如果不怀偏见，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已经确立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应有地位，这一切似乎并不为余先生所认可。 余先生反对对法制建设抱有过高的期望，他认为“没有一个比较正常的民间社会 或公民社会，法制只是一张废纸而已。”然而，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又如何 能保证正常的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得以产生呢？余先生所认定的“自动自发”并不 具有绝对性。余先生在法制建设上的悲观情绪，还在于他认为中国缺乏法制的长远 历史，也没有什么外国人的“遗留”，因此，中国人只能等待了。 对中国及中共的前途，余先生发挥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特长，即把古今联系起来 ，把君主政治与中共体制作等量齐观。余先生首先认定中共体制是“极权主义”， 其核心乃是“强人政治”，“明太祖死后，燕王篡位；康熙死后，雍正夺嫡”等等 。姑且不论这种联系的合理性有多大、现实性有多少，单就他对“强人”的解释就 足以令人迷惑：“‘强人’在此有一特殊的意义，即王朝建立者或‘革命领袖’， 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一般理性所能解释的，其中带有一种神秘力量，即韦伯(Max Web er)所说的‘charisma’，中国人称之为‘天纵圣明’或‘英明’，这种神秘力量是 无法传到下一代的。”余先生宁肯放弃理性，而去依赖韦伯对某种力量的无奈而使 用的概念，并相信他对某种神秘力量的解说，以为如此便有如咒语一般化解一切难 题了，这一点似乎不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作风，倒有点象胡适先生所指责的：目的热 而方法盲，把历史发展仅仅归结为是个人的作用，归结为一种不可知的神秘主义传 袭，这也是余先生对中国现实分析的误区之所在。 本世纪九零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并未按西方人所预想的方向发展，这使西 方人迷惑，也使一些人失望。我想失望之余一方面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与方法 ，另一方面则应该对中国当代社会有一个深入的了解，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然后 才能找出切合实际的结论来，这也是历史学家应有的职业良心和责任。 余先生的学问在大陆颇有一定的传播和影响，为维护自己的良好形象，希望余先 生能够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