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冲丧”天理难容


(北京) 徐 晓


  【编者按】周眉英是民主墙的纯文学民刊《今天》的编辑，他热爱文学艺术，为
《今天》作了许多重要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周眉英的品格和生活事业上的态度，
他在北京的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深受了解他的朋友爱戴。他身体一直不好，长期
陷于肠胃病的痛苦之中。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经过三年多的挣扎后，周眉英撒手
人寰，留下也是《今天》编辑的妻子徐晓，还有一个非常懂事伶俐的儿子。
  周眉英在海外的朋友得知他去世后，十分悲痛，大家商议由程玉构思了几句寄托
哀思的话，代替全体签上名，电传给徐晓，并请国内的朋友们代购一个花圈献上。
已经在海外复刊的文学杂志《今天》，也为自己的老编委发去了唁电。没想到，这
两件海外的唁电，使北京警察杯弓蛇影，如临大敌。这次葬礼已经准备了十多天，
有一百五十位朋友收到了通知，但是，却被警察搅乱了。详情从徐晓给她朋友程玉
的信中可以看出。

亲爱的小玉：
  在失去眉英的日子里，特别想念海外的朋友们。几天以来，我的心情是悲愤交加
。本来我们筹备得井井有条的告别仪式，被警方冲得乱七八糟，我也受尽了折磨。
好在，前往的都是朋友，表现得极为冷静和克制，总算使仪式得以完成，且庄严隆
重。只是朋友们的心愿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对此我极为遗憾，也必须尽快地对大家
有个交代。
  因为老周治疗费用欠款四万多元，单位不能及时结帐，我们经过反复交涉后才得
以解决，所以告别仪式定在五月十五日举行(十一天后)。十三日晚，他们单位的上
级公司把我叫去谈至深夜，说服我由单位出面主持仪式，我拒绝了，理由是，近十
天来，单位从没提出，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的突然插手感情上我们不能
接受。他们又提出要审查全部文字材料，也被我拒绝。同时，我指出，在这种情况
下，我不愿意与公安局打交道。但是第二天也就是葬礼前一天的上午，我被叫到派
出所谈话近三个小时。中午允许我回家吃饭，让我下午必须出示国外的唁电和悼词
。下午两点三十分，我按他们的要求带去了全部文字材料，他们提出：一、不准出
示“今天杂志社”的唁电，理由是该杂志的背景复杂，支持者有反中国政府的倾向
。二、你发来的唁电电文可以出示，但刘青、晓榕、李三元、北岛、胡平、王军涛
、张伦的名字必须抹去。三、由铁生执笔的唁电中关于《今天》的内容必须删去。
四、黄锐、大春等人不能参加。五、不准邀请外国记者，如果有人来由我出面谢绝
。六、不准邀请刘念春、徐文立、王丹等敏感人物。
  其中五、六条是根本不存在的，前四条我认为毫无道理，不能接受，下午三点四
十分，他们向我宣布我已失去自由，对我实行拘传，至晚六点多让我走(最后没办拘
留手续)。
  说实话，如果我不妥协，第二天上午的仪式不能进行，局面将非常严峻，因为已
经通知了一百五十人左右。当时我非常痛苦，妥协我觉得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不妥
协老周则不能安安静静地离去，违反了我的初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写了几点
保证。一、不在告别仪式上散发和出现带有《今天》字样的悼词。二、不在仪式上
出现“今天杂志社”的悼词，并删去刘青等七人的名字。三、不请或谢绝外国记者
。四、不请刘念春、徐文立、王丹参加(根本没打算请)。当晚，我们用不干胶将悼
词中的“今天”二字贴上，将用镜框装好了的悼词中的“今天”二字用胶布贴上，
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平静静地过去。没想到，晚十点接到老鄂电话，说警方通知他
第二天不许参加；十一点接铁生电话，他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并说，这不是一般
的悼念仪式，是非法的，气得铁生一夜未眠。第二天上午，共有六人未能到会，分
别被警察看住，或叫到派出所看管，其中有黄锐、芒克、复明、墨大春、马高明、
黄蕾，由于我夜里直到一点钟还在与警方交涉，总算他们放了铁生。
  仪式当天去了许多便衣不说，还有许多穿制服的警察，据说有几十辆警车，我们
的车一律不准开进路口，路口设了路障。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仪式已经开始了，
他们让中日医院保卫处的人硬把我拉去，说警方要和我谈话，使得仪式被迫中断。
为了能使仪式继续进行，我拒绝谈话。他们以遮盖不严为由将悼词和唁电全部没收
。从始至终，我们采取了极为忍让的态度，预定的花圈上的挽联在花店就全取了下
来，所以，许多花圈都没有挽联。而且，布置会场的时间也极为仓促，因为他们中
间加进了一个仪式，挤掉了我们的时间。最后，我在痛苦失声的情况下，替未能到
会的人向老周鞠躬致哀，这是我唯一可以表示抗议的举动。
  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们会脆弱到这种地步，一个告别仪式会使他们草木皆兵，兴师
动众。本来没有事的事，差一点酿成一次事件；本来没有新闻价值的事，几乎变成
一个新闻。这种“冲丧”的事古今中外没听说过，真是天理难容。
  录像正在整理，会给你们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