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共安全局周旋的日子 ·纪 红· 在中国大陆，人们称国家安全局的人为中国的KGB，“六四”后唯恐避之不及。而 我却被“鬼”缠住了，这一切都是由八九年那篇文章引起的。 采访美国总领事 那时，我只想做个好记者，采写独家新闻。当我实现这个愿望时，却付出了昂贵 的代价。然而，我至今不悔。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来得很早，三月的东北居然可以穿一条厚呢裙上街。“三八” 妇女节的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陶醒龙打来的，他邀请我第 二天去他官邸共进晚餐。我想我可以再次采访他。第一次是春节前夕，为增加报纸 节日气氛，编辑部派我先后采访了美国总领事陶醒龙和日本总领事高桥迪。“开夜 车”赶写了两篇文章，《漫话美国生活》和《多姿多彩的日本节日》，同时刊登在 一九八九年二月一日《卫生与生活》报的第二版上。 第二次采访前，我特地去总编辑张栋办公室请示。 “美国总领事请我吃饭要不要去？” “当然要去。” “你说过要对他做深入的采访。” “是的。” “上面怪罪下来怎么办？” “怕什么，有我顶着呢！” 临走他送我八个字“联络感情，修养德性。” 编辑部有人提醒我，方励之在北京应布什总统邀请做客，半路被警察截了回来， 你也要小心啊！”“我又不是名人，拦我何用？” 三月九日晚六点，我按约定时间来到美领馆门前，出示证件给警卫。全副武装的 特种兵拿着我的记者证足足端详了三分钟。我半开玩笑地说：“怎么，有问题吗？ ”他也笑着反问我：“你又来了？！”我不记得上次是他站岗，他却知道我。 “不错，又来了。总领事跟你打过招呼吧？” “是的，请进。” 我跨进戒备森严的大门，看见总领事早已站在他的房门前等候。 “我担心你不会来了。” “怎么会呢？我答应过你。” 他帮我挂好外衣，领我来到客厅，按美国人习惯倒了两杯酒。不知为什么我有点 紧张，十分敏感的陶醒龙立刻察觉到了。“Relax！”他说：“喝点酒就好了。”我 呷了一口带酸味的白葡萄酒，果然，感觉好多了。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没有涉及政治话题。他从童年的生活一直讲到成年的梦 ，希望有一天能做大使。 陶醒龙能讲一口流利的国语，曾在台湾学习了八年中文，他的中文名字就是台湾 老师起的。 饭后陶向我谈起他致力于中美经济文化交流，也经常到工厂和农村做社会调查。 他反复说，愿做中美两国人民的桥。 “你喜欢音乐吗？这是我家乡俄克拉荷马的乡村音乐。”录放机传出一个略带忧 伤的女中音，低婉缠绵，在客厅里轻轻回荡…… 结束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出来，街上已是灯火阑珊，万赖俱寂。多美的夜色，但我 却不知已潜伏着某种危机。 经历恐怖 从前，只在电影里见过特务，跟踪，绑架。如今，我自己正在经历这一切。不是 国民党抓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抓老百姓。 三月十日，采访美国总领事的第二天，晚十点左右，我骑车回家。在街上转弯处 ，一个头戴贝雷帽的男人，手扶自行车站在那里，见我过来，用一种特别的眼光对 我仔细打量。等我骑车过去，他也跨上车跟了上来，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特务 ！”这两个字象闪电一样突然划过脑际，我不禁打个冷战，赶紧加快蹬车的速度。 后面的人也快了起来，直到我家大门口。这是我第一次被跟踪。 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从此揭开了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 序幕，也开始了我长达四年被跟踪监视的恐怖生活。 这天上午九点，奉张总编之命给陶醒龙挂电话，进行补充采访。谁想又被视为秘 密联络，晚间特务便紧紧跟上，当朋友送我回家时，发现一辆白色的伏尔加轿车守 候在我家窗下，司机穿的是特警服装，一看牌号便知是安全局的。从此，它就象一 个白色幽灵，经常出现在我的周围。特别是当北京或沈阳的学生举行游行或重大节 日期间，它总是及时地来到我家门前。 四月十九日，天安门前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就在同一天，我的访问记《架 设友谊的桥梁》正式发表，刊登在《卫生与生活》报第一版。这纯属巧合，没有任 何内在与外在联系。但是中共当局却神经过敏地认为这是美国人通过我来配合北京 民运。 五月二十日，李鹏宣布戒严部队进驻北京。收看电视新闻，张总编吓得脸变了色 ，再也不敢去美领馆参加活动，更不提为我承担责任。事实上，从始至终一直是我 为他顶着。 六月四日清晨，收听“美国之音”，得知北京戒严部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消息 。我惊呆了，即而放声大哭。 六月十六日上午，收到美领馆的邀请函，请我参加六月二十二日在美领馆内举行 的电影招待会。中午从报社出来，看见对面家具店门口蹲着一个人，敞着胸口，裤 角一高一低地挽着，象个无业游民。我只瞥一眼，并没在意。随后走进一家朝鲜冷 面店，坐在靠窗的桌子旁，等服务员送面来。没想到挽裤角人走了过来，背靠窗台 站在那里，两眼放肆地直盯盯地看着我。一股说不出的恶心和憎恶涌上心头。过了 大约三分钟，他看了看腕上的表，走开了。面端了上来，不想吃，好象吞了个苍蝇 。以后凡是收到美领馆信件的那一天，安全局都要派人特别跟踪。仿佛我真的是一 个间谍，见信就会同美国人接头。 长期的监视居然逼我学会了一些应对的办法。有时被跟踪了，我会突然大叫一声 ，把后面的人吓一跳。或者干脆当他们是流氓，大声斥责籍以发泄胸中的愤恨。一 次上班路上，发现一个带墨镜的中年男人紧跟在后面。我借修车的空闲招呼他过来 ，质问他为什么跟我，欲拉他去派出所找警察。他听了这话只好告饶，“算了，算 了，拉倒。”我想如果真扯到派出所，回去后他上司准骂他笨蛋。 七月四日下午，应陶醒龙邀请参加在美领馆举行的“纪念美国独立二百一十三周 年”庆祝会。安全局借此机会布下许多眼线，严密注视参会者。总领事官邸后面的 绿色草坪上，人们三三两两地站着谈话。今天到会的有官方代表，也有新闻、文艺 和教育等各界知名人士。会上，总领事致词，中共省政府官员讲话，人们在这里吃 热狗，生日蛋糕。会议结束时总领事向人们一一告别。“小纪，走好！”他同我握 了握手，“再见！”我为自己能在特务监视下参加庆祝会感到高兴。 果然不出所料，两周后的一天，美领馆的中国雇员(高级助理)S先生找我“谈话” 。此人我见过两三次，独立节庆祝会上我们也曾握手寒喧。那天晚上S助理带我到他 家装粮食的小屋坐下，开门见山问我：“《架设友谊的桥梁》是谁写的？”“我写 的。”我未加思索立刻回答。他接着问：“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读者喜欢 我就写。”“服务处的领导看了文章很恼火，要追查这件事，对你进行调查。”我 十分清楚这调查的含意。 他见我没吭声，语气缓和了些，“其实我个人认为你的文章没有什么问题，可他 们非要查不可。”他话题一转，谈起美国的三权分治的好处来。接着又讲起了万润 南。当时我对万所知甚少，反问他：“万润南是谁？”他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 咙，突然说不出话来。他一定以为我故意装傻。谈话无法继续进行，我就告辞。 S助理送我下楼到院子里。此时天色已晚，四周静悄悄的。我刚要转身离去，沉默 了半天的S突然说：“我也是被人控制的！”见我有些吃惊，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 句：“祝你成功！”“谢谢！”我在心里说，“我会的。”貌似寻常，说话缓慢的 S助理给我留下了不寻常的印象。 八月的一天，我一位朋友，美领馆的中国雇员偷偷告诉我：服务处开会，处长点 名批判你和你的文章。他说，什么友谊的桥梁？陶醒龙是美国派来的大特务，大间 谍。《卫生与生活》报那个叫纪红的女记者，在天安门学生闹事期间写这篇文章， 为美国政府脸上贴金，及时配合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旁边有人插话，前几天沈 阳追查“暴乱”，有关人员走露了风声，是不是她给美领馆送的信？ 从此以后，对我的跟踪监视开始升级。凡是我在的地方都有便衣出现，我的来往 信件全部被拆看检查，电话被窃听、干扰。开始我很恐惧，以后逐渐冷静下来，并 准备好了坐牢。 类似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我出国。今天，即使在国外，我的大陆信件依然被拆看， 长途电话被干扰、窃听，我不知何时才能彻底摆脱这个阴影。 想起来这个国家的事有多么荒诞离奇！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务轮番跟踪一个普通的 记者，把她当作间谍、假想敌，浪费着大量的时间、人力、金钱，仅仅因为一篇他 们不喜欢的文章。究竟谁是间谍？他们，那些跟踪的人才是间谍，中共的间谍。而 我，只想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把世间的真实告诉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