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 鸣】 “人大”议会化质疑 ——评严家其《民主化将从“人大”议会化开始》 王若望 专制王朝的古怪脾气 探索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可以说千头万绪，从“五四”运动作为民主化启蒙 的起点，将近一个世纪了。现在严家其先生把他的研究成果，概括为《中国民主化 将从“人大”议会化开始》(刊于六月十日之《新闻自由导报》，以下简称“严文” )，提供了一条具体的轻便的途径，自然令人高兴和注目。 捧读之余，本人感到尚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有必要率直指出，通过用民主研讨 方式澄清几个问题。 严文首先从大陆的实际出发，举出人大表决的若干事例来证实“议会化”的可行 性。他举了“八九”民运的一段往事：“戒严令颁布后第四天，北京知识界数百人 集体签名，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戒严令。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共有一五五人， 胡绩伟发动的连署提案已达四十余人，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人大常委的 连署还将继续下去，如果连署超过七十八人，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其他什么人，都 阻止不了召开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在数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压力下，人大常 委会完全有可能作出‘撤销戒严令’的决定。” 作个事后诸葛亮，是各人的自由，可惜只是神话，回顾这一段历史只能证明中共 专制的顽固不化，不可救药，证明所谓“议会化”道路失败了，真是大煞风景。 严文赞赏胡绩伟争取连署，为“议会民主化”而奔走。严酷的事实是，即使人大 常委果真超过了七十八人的连署，也不会改变军委主席决心以暴力镇压的既定方针 。在“六四”惨案之后，人大常委会特地通过决议：撤销了胡绩伟人大代表和常务 委员，以示惩罚。这就表明了中共专制皇朝容不得谏臣、诤臣和持不同政见者，“ 人大”并不是反映民意发扬民主的场所。中共的领袖自毛泽东传至邓小平、江泽民 ，他们在惩罚自作主张、不听党的话的党员干部(实际就是自由化、民主化的表现) 时，从来都是冷酷无情，决不手软的，对知识分子和统战对象也不例外。 香港有个统战对象名张炳良者，他是民众团体“汇点”的主席。为了贯彻“港人 治港”，以备九七年接管香港，张先生被选中任港事顾问。就在今年五月，“汇点 ”酝酿与“港同盟”合并建立民主党，这就大大增强了港同盟的实力。而港同盟是 坚定的民主派，故有广泛的港人拥戴。中共的意识形态历来把民主派看成洪水猛兽 ，一旦两大政派结成一个民主党，势必成为推行奴化驯化港人的巨大障碍。故一夜 之间，北京港澳办变脸炒了张炳良的鱿鱼，撤回他的聘书。 再如，在台湾做过县长的黄顺兴，他回大陆定居，被作为对台统战对象，选入人 大常委。去年三月召开人代会，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反对李鹏、邹家华交议的兴建长 江三峡水利工程(仅投反对票，中共不得而知)。他又在会场外，破天荒举行了记者 招待会，结果被剥夺人大委员连同代表的资格，连对统战对象许诺的“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也置诸脑后了。 上述港、台和北京的三位著名人物，加上政治学学者严家其先生，都吃不透党中 央专制君王的古怪脾气，这种脾气可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两句话形容之。哪 里有一点民主气息呢？ 中共如何包办选举 通常，是由国家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由公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省市 的代表。我国宪法的条款不能说不完备，其中主要的规章还是抄袭西方民主国家的 范本。问题在于付诸实施中要不要服从什么党的旨意，由什么人去执行，有没有健 全的公民监督和新闻自由的媒体监督。 只要一党专政的体制君临天下，为了捍卫党天下的利益和虚假的合法性，所有民 主化的东西从里到外都会变质。遥想民国初年，也有过曹锟、袁世凯的选举总统和 议会政治，那时的国会臭名昭彰，历史上称之曰“猪仔议会”。中共党天下的人代 仍然继承了公开作弊一手包办的传统，与八十年前的“猪仔议会”的选举比起来， 并无多大长进！ 这里专门介绍人代的选举。首先，人代候选人都由各级党组织内部圈定，最高当 局由统战部分配名额，送交各部委、各省市党委补充修订，例如：规定党员占多少 ，照顾四面八方，劳模、民主党派、成功的企业家、科技及教育界知名人士，港澳 人士、军队官兵(如好八连指导员，去年三月的人代，军队代表猛增)、妇女代表等 等。候选人的头一条标准，看他是不是听党的话。 候选人被圈定、指定出来，不需要发表竞选演说，公民投票不过是演戏走过场， 最大的优点：只要候选人榜上有名，几乎是百发百中当选就是了。只是在胡耀邦执 政时期，在候选人划圈的名单上，有几名可以不圈，试行差额选举，总算给民主选 择留出一点儿变数。于是，才有党中央内定的贵州、浙江两省省长在差额选举中出 现落选的新闻。 人大的选举既然是官方圈定的，就决定了“人大”是不民主的，尽管有差额，在 总体上无碍大局。党员非党员只适宜充当对党效忠的角色，他们就没有对选民负责 的感情和义务。多年来，中国人把人代，政协委员看作是一种荣誉的称号，与上级 组织部分配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我在去年初华府召开的民运团体合并未成的选举中，发现有一小撮以“民主”自 诩的民运人士在选举运作上通同作弊，把从大陆学来的操纵选举的一套出口到美国 来了。这一点令人万分失望。当时我无力挽救操纵选举的丑恶局面，本人乃退出竞 选表示抗议。当时我初识严先生，因他熟悉“民权初步”和研究宪法被大会推重。 令众人更为失望者，严先生竟站在弄虚作假的一边。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他被“橡 皮图章”的假民主蒙住了眼睛，才产生了理论与实践严重的背离。 “人大”的量变冲不破专制硬壳 严先生乐观地说：“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中，人大常委和人民代表在投票时， 将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按本人意愿，而不是党的意愿去投票。……总有一天，人民代 表大会不仅会阻止某一议案通过，而且会按宪法六十三条规定罢免某一位不得人心 的总理、副总理或部长，甚至通过‘废除四项原则’的宪法修正案”。 这里，作者也承认人民代表投票时，是“按党的意愿”，而且在时间表上又言明 “在未来几年中”即可达到议会化的演变。他可忽略了极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无论 人大呀、政协呀，它是先天的缺钙，只配成为专制政权的遮羞布。只要这种专制政 体继续存在，人大的属性不会变，更谈不上议会化、民主化了。 辩证法讲到事物的渐变(又称“量变”)。人大即使在四十多年中有少许量的变化 ，如上节胡绩伟征求连署和差额选举等，但不可能引发质变。这是由于我们只知量 变的进化论，不知量变是由不同质的事物属性(又译成“质的规定性”)决定的。“ 议会化”和“人大”是两种不同属性的“质”，“议会化”的质包含真正自由的选 举、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宪法至上。做不到上述四个方面的配套成龙，“议会化 ”只会流于徒有虚名的橡皮图章。大家知道：赫鲁晓夫不愧为反斯大林暴君的先驱 者，但他的改革没有触及拱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包括这个体制的装饰品——最 高苏维埃。他不允许民众自由组党、自由办报，他虽枪决了万恶之首贝利亚，却没 有解散KGB的特务队伍，这样就不会引发质变，更谈不到实施议会化、民主化了，结 果仍然是KGB的特务推翻了赫鲁晓夫。 相似的历史教训又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重演。由于文革十年的浩劫，使中国人民 对毛泽东极为反感。邓小平利用群众的情绪，将反文革转移到反“四人帮”身上， 又煞费苦心地竖立“毛泽东思想”保护和掩盖了毛的种种暴行，在毛死后的近二十 年中，即使更换了三四个接班人，依然保住了一党专制的连续性。换句话说，量变 并未引起质变。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有点象赫鲁晓夫。不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比邓 的反毛早了二十年，而且反得彻底；赫鲁晓夫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没有屠杀人民的 记录，也没有推倒两位总书记(如果两名总书记继续干下去，也许成了中国的戈尔巴 乔夫)。研究邓、赫两人的异同，对苏联提前崩溃，而中共尚能苟活至今，可以找出 某种因果关系。 “议会化”的两次论战 严先生于去年四月号《开放》港刊上发表《改革“人大”已不是幻想》一文，我 写了《纸上谈兵的幻想》与他展开论战，如今是第二回合了。这表明他仍未看出人 大是专制体制的遮羞布。这里不妨摘录去年他的“幻想”一文开头一段：“‘人大 ’三月二十八日投票决定总理人选时，反对票加上弃权票达三百二十张，投票反对 李铁映任国务委员的人数七百二十二人，加上弃权票八百五十九张，这一事实证明 在现有体制下，全国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橡皮图章’成为真正的议会 。” 今年严文又重提李铁映得票数大减，得出将成为“真正的议会”的乐观估计，不 过已把“一夜之间”改为不确定的“未来几年”，只是弃权加反对票合计数字下跌 为六百余张了。严先生两次举出李铁映的例子，只能证明相反的铁的法则：弹劾或 选落中央要员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铁映的后台系邓小平和陈云，这就决定了他是不倒翁。中共做官全凭靠山加资 历。尽管李铁映并无政绩可言，尽管他上任以后表现很“左”，讲话满口党八股， 人民甚至不知朝中有这么一位要员，他的失票超过李鹏，而他任国务委员又兼体改 委主任仍照做不误。而这一事实，又提供了中共政要遵循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李铁映是个默默无闻的“劣币”，人大委员长乔石可不是庸碌之辈吧，十四大以 来，乔石声言健全法制的谈话，人们期待他将大有作为，不过任职一年半以来，并 无行动的表现，例如：许多敢言之士上书“人大”，皆反映了拯民于水火的迫切的 呼声。但未闻人大委员长采取什么措施，犹如石沉大海，杳如黄鹤，连个回音都没 有。这一事实表明：“人大”这个机构原是聋子的耳朵，无职无权，连乔石这样的 干才在这个清水衙门里也是无能为力的。 我的《纸上谈兵的幻想》一文的结束语，至今仍然有效：“中国知识分子太善良 ，太驯服，又善忘，总是对压在十亿人民头上的太上皇寄予幻想和祝福。八届人大 中小小两个弃权和反对票数字，便使某些人忘乎所以，说什么‘全国人大的改革也 许无需经过四个循序渐进，而迅速实现议员的直接自由选举。’我们忘了在台上的 当权派，正是四年前在天子脚下屠杀青年的同一伙人，我们常常被表面现象和说谎 话所蒙骗，时过境迁，又为独裁者唱赞歌了！” 人大票决产生变数的原因 按照中共领导层的如意算盘，无论是政协会、人代会，委员和代表只有点头权， 没有说“不”字或不置可否权。毛时代的人代，政协确实作到了万众响应，百发百 中。只因物换星移，延至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党的权威日渐式 微，统治的力度开始弱化，再加上“六四”屠城的大失民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这一切都会有形无形地影响政协和人大代表的愚忠心态，自一九八零年后的数届人 代会，开始出现敢于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现象。根据这种“变数”，看作是多少反映 了一点儿民意，表明看出了党的权威已大为削弱，这才是务实的态度。而严先生把 这一类变数夸大到邓小平的“专制帝国”正在走向“自由帝国”(且不谈自由而称“ 帝国”，文法上也欠通)，这不是忘乎所以的一厢情愿吗？他的幻想的翅膀不由得飞 到巴黎和纽约来了。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冲击着人大的百发百中的统一局面，那就是一千几百位人大代 表中，总有一些是富有正义感，并尊重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仁人志士。上述胡绩伟、 黄顺兴就是著名的例子。这里再补充两位：在中共九次代表会上只有陈少敏大姐一 人挺身而出投了反对票，她公开声明不同意给刘少奇扣上三顶诬陷的帽子，党内称 她为孤胆英雄；另外一位人大常委千家驹，他在一次人代会上揭出经济界的弊端， 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人民日报》报导，鼓掌持续五分钟之久)。党中央高层 人士不仅不去重视千老的呼吁，反而恼羞成怒责难千家驹哗众取宠，个人突出。胡 乔木还责成《人民日报》负责人检讨瞎捧场，并通知报刊封杀千家驹的文字或转载 他的谈话，充分暴露了遮羞布后面连鼓掌的自由都是犯忌的。 如果把“人大”从整个上层建筑里割裂开来，让它担负不能胜任的质变(导向“议 会化”)，将永远冲不破专制的硬壳。英、法、美、德、俄诸国走上议会政治的历史 ，都是在该国发生政治经济危机和广泛的民主运动，各个阶层齐心协力进行革命， 后来占压倒优势下，才做到突变的彻底改造政府的整个架构。 严文比他一年前的那篇“已不是幻想”有了一点进步，他在结尾这么说：“未来 的中国将会有一次又一次的街头骚动、罢工，选举制改革，金权政治的恶化和被揭 露……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政府危机和政府更迭，中国的民主才得以成长起来。”这 种预见虽则与该文大部分论点并不契合，所举事例与后边的结论大相径庭，不过他 看到“政府更迭”的不可免，这就跳出了进化论的套子，应该说是认识论的一次飞 跃。□ 附录：对《人权九十九条》的意见 对七月号《北京之春》发表的《人权九十九条》，与同期刊出李晓平的《诉诸公 民意识，争取首要人权》加以对照研究，我赞赏李先生的提法。如按照首要人权的 解释，九十九条里有许多可以归并到李先生的条目中。想用通俗的语言，把世界人 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原则，传播给大陆人民，这个立意很好。我觉得提纲挈 领的提法，正如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宪法，首要人权皆放在首位加以抽象的高 度概括，作到了言简意赅。只是在执法中卫护人权的各个方面，则通过本国某省某 县的具体判例，在实践中给以充实与完善。而各国的司法案例可以出版厚厚的一本 书。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保护“首要人权”的影子，至于由首要人权派生的细目，尚 不是最迫切的诉求。应看到人权保护规定得太琐碎，有可能模糊了最关紧要的部分 。不过我还是认为把争取人权开列得完整，涵盖面大一些，作为启蒙的读物，还是 有益的。 以下，对个别具体条目提出一些意见： 第十六条用词“把人划分为超法律的类别(如右派、反革命份子……等)，而加以 区别对待。”。这里的“超法律”匪解，“区别对待”是政府的政治迫害和歧视， 还是处分上把几种受害者分成等级？不明朗。 关于律师的职能，中国律师必须服从上峰的意旨，而且不能自由开办律师事务所 。这一类对保护人权至关重要，但它又属于法律范围。将它列在“监狱条件下的人 权保障”的栏目里，在观念上缩小了律师的功能。 中共治下，践踏人权最令人难堪的是株连受害人家属；应增加根绝株连家属一条 。 还有一条是中国特有的蛮横，犯人服刑期满，变成留场人员，仍不得自由，等于 终身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