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 鸣】 我的自我辩护 ——曹长青和吴国光的辩论读后 ·龚小夏· 读了曹长青先生在《北京之春》上对“用尊严交换通行证”的行为的斥责，心里 面不禁有几分忐忑。再看到被曹先生指控为犯了此等过错——如果不是罪过的话— —的吴国光先生以攻为守的一通答辩，觉得似乎也有必要替自己辩护几句。不过， 我大约无法象吴先生那样洋洋洒洒地讲出一番令人信服的大道理。虽然我算是被中 共剥夺了回家权利的一类，并且实实在在地持着中国护照被中国政府赶出了国门， 但在此之后，我便没断了向中国大使馆或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写信、打电话，好言好 语地希望他们能给我作个说明，看我是犯了哪个天条，以至于不得回家。尽管他们 从来没有答理过我这个小小老百姓，但我的这些信件和电话记录却毫无疑问地成了 向曹先生说的那个该死的中共政权屈膝或是作交易的铁证了。 说来惭愧，我在政治上历来是个糊涂人。因为一向愣头愣脑按照书上教给的种种 原则或是常识判断行事，所以——比照过去有过的说法——成日家掉进种种“泥坑 ”。这次不知道怎么搞的，忽然从“反革命”的浑水中又绊到“对中共丧失尊严” 的阴沟里去了。身处如此逆境，自然要好好从头想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弄个明白 。 仔细读曹先生的文章，似乎怎么看怎么有道理，但总有那么几分摸不着头脑之处 。再读过后，一时恍然。原来曹先生说的，是通行于大人物之中的说法，和普通人 却算不上太相干。普通人有普通人的道理，大人物有大人物的逻辑。大人物可以器 宇轩昂地宣称“不承认”一个政权，可以宣称和这个政权“断绝关系”，甚至也可 以搞上个预备政府准内阁式的东西来消遣消遣。“不承认”过后还有人给饭吃、给 衣穿，父母妻儿也照样有人帮着接到国外来乐享天伦。小人物相形之下则没法享有 此等殊荣。虽说在国外呆久的人多讨厌中国政府的种种行径，但毕竟政府还是政府 ，海关还是它管着，警察也还是听它的，它的这个“权威性”你也只好去承认，所 以不敢犯法，不敢走私，也不敢回去擅自宣布成立个什么“民主基金会”之类去要 钱花钱。至于那些用令人生疑的针筒抽上你一管血之类的事，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 不符合人道精神和卫生标准便拂袖而去。还有比如高堂病了要侍候，过世了要奔丧 ，大约也不能总是如那位柴玲小姐所宣称的那样，必定得“笑着回家”。或许在大 人物看来，这也太没出息了一点。毕竟，这也就是小人物之所以为小人物吧。记得 有一位据说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法律的天安门领袖，在我说自己是“守法公民”后 ，从报纸上给了我一顿劈头盖脸的痛骂，斥曰：中共的法律难道应该遵守吗？我为 之瞠目之际，深叹自己的孤陋寡闻，竟不知法律的定义有“不喜欢则可以不遵守” 一种。现在想来，他必定是将他自己大人物的道理与我们小人物的行为混为一谈了 。 说到民运，这里大人物和小人物就更有区别了。大人物的民运，是变着法儿给共 产党找茬子，找难堪，成天作“来来来，且与你战上三百个回合”状。若是共产党 方面不予理睬，这头便有失业之虞。小人物如我辈，大都自己埋头谋生，或读书或 打工，考试论文火烧眉毛，那“三百回合”的力气早交代在教授或老板手里了。糟 糕的是，你想清静过日子，共产党偏偏要给你捣乱。大者在国内出动坦克将你的同 胞屠杀一批，小者对你写的报屁股文章也耿耿于怀，将你给搁上个什么黑名单。在 这种时候，你也便无选择，只得抗议上一番。过后，自然还得回到老板或教授手下 受煎熬。这两类不同的民运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也会混在一起，教人无法看清。前年 受阻于香港时，有记者问道：你不得回国，与“六四”是否有关？我弄不明白对方 的逻辑，因此答曰：“‘六四’时我在国外，也没参加杀人，有什么道理不让我回 家呢？”如今私下忖度，记者们大约误认我为“来来来”辈了。 回到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写信的问题上，想来曹先生经济上比我等富裕，或是 政治上比我等有把握，可以“不向领馆打电话”或是“不给中共权贵写信”就“运 用自己应享受的公民权利理直气壮回国”，我辈却无此幸运。两年前我倒也曾懵里 懵懂地去“理直气壮”了一回，结果浪费了学校的机票、暑期研究计划也泡了汤不 算，还要在大热天里在中国警察的小班房中连闷带吓，几乎没弄出心脏病来。只此 一遭，我岂敢再相信自己有“理直气壮”的本钱？自此以后，给领馆的电话我也打 过，给邓小平的信我也写过(通过香港新华社转的，最终弄到哪里去我便无法知晓了 )。将来恐怕还得再打、再写。不为别的，就为了免得又浪费时间和机票，再挨上几 个小时拘留。在我看来，如果哪个同学给大使馆打个电话，问清楚自己是否在不得 回国之列，以免象我一样白花千把美元，大使馆的人若是问上一句是否民阵或别的 什么组织的成员，而这个同学实事求是地答上一句否，不见得就给自己贴上了屈辱 的标签。这里顺带说明一句，当初香港新华社的人问我是否民联成员，我傻头傻脑 地作了肯定的回答。并非出于什么政治上的考虑，不过是想实事求是而已。如果现 在他们再问，我却要否认了。因为事实是，在民联民阵准备合并时，我由于不愿意 被“并”到一些我瞅着不顺眼的人的“领导”之下而退出了民联。 说来令人丧气的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政府制造出来的形形色色、通常是莫名其 妙的规矩着实不少。自由民主如美国，申请签证时还要发誓本人既非纳粹也非共产 党。至于在中国这样的共产党国家中，不幸或有幸当过共产党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 的颠覆破坏作用，则从不见有什么说得过去的解释。当然，在普通人看来，那些共 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蒙混一下过了关，也不见得就是向麦卡锡时代的右翼反动派屈 了膝。不过大人物们大约不会作如是想。所以，他们恐怕都是在国内将退党退团手 续办妥当了才申请签证的吧。 最后要补充一句的是，就吴国光、李三元回国前的举动，我宁可相信吴先生和李 先生的解释，却不愿意听中国公安部的说法。自然，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侦探片看 多了，倒也深入骨髓地相信“无罪推定”的理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李、吴二位从 来没欺骗过我，而中国公安部方面的记录则没有这么优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