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危机 耶 人 一、自由的危机 从《论言论自由》到《从自由出发》(《北京之春》九四年四月号)，胡平对自由 的价值的锲而不舍的捍卫，使他成为近十几年来对中国自由传统贡献最多的人之一 。特别是在近作《从自由出发》中，他自觉地面对最近中国社会的转型对自由所构 成的挑战，重申自由的价值。 这种挑战是什么？是自由作为一种价值的危机。“六四”过去不足五年，血腥尚 未退尽，中国经济却奇迹般地在政治高压之下迅速增长，社会生活的空间也大大地 拓展。中共镇压和驱逐了那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异己份子，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 反而变得好了一些。与此相对照，在刚刚发生过民主剧变的前苏联和东欧，人们并 未利用得来的自由迅速致富。自由还有用吗？面对前苏联地区共产主义的崩溃，甚 至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尊重那里人民的选择，而许多曾为“自由民主”而 大力鼓吹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这种选择所产生的后果，却开始心存疑虑。他们如 果一旦有了自由，会真地选择自由吗？这是胡平的问题，更是时代的问题。 读罢《从自由出发》，我首先想到的，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讲 的一段话： “我从来不认为物质上的好处会增进人们对自由真正的热爱，因为从短期来看， 自由能否带来这种好处是非常靠不住的。当然，从长远看，自由总是能给那些知道 如何保有它的人带来富庶和繁荣。然而，在某一时期，自由显示出的面目，却可能 和它这种令人愉快的本性相反，而专制却常常能在某一时期最大限度地向人们提供 短暂的物质快乐。事实上，那些仅仅因为自由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而赞美自由的人， 从来不曾把自由的价值保存长久。” 从这个立场看，当今中国自由的危机，不仅有种种复杂的现实的基础，更有深刻 的历史根源。这种根源，一直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的启蒙主义。“五四”以来，“ 自由”、“民主”的口号虽然喊得惊天动地，但自由主义的传统，即使在知识分子 中，也从来未占主流。甚至自由主义在中国是否形成过“传统”，也很成问题。用 本杰明·史华慈概括严复的话来概括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恐怕是最恰当 不过的，即：“追求富强。”晚清的士大夫阶层中，有不少开明派人士，主张“施 夷之长技以治夷。”希望在吸收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同时，能够保存中国的传统 价值。这种想法，早已被后来那些彻底抛弃传统价值的“进步”知识分子所不齿。 后者为中国究竟带来的是福是祸，也很值得深究，他们虽然鼓吹西方的自由、民主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一切文化价值，要服从于现实的功利目标。一 句话，是无条件地求富。而晚清的“中体西用”的改革者，虽然同样要求富，但却 是有条件的求富，要在保留传统价值的条件下求富。我们先不管这种传统价值本身 合理与否，无条件地求富是否一定比有条件地求富要“进步”，这实在使人大可怀 疑。如果你告诉一个无条件求富的人：“要想得到彩电、冰箱，你必须先有自由。 ”他听信了此话，就可能变成“自由”的狂热信徒。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把 彩电、冰箱送到了他家门口，并说：“如果你接受我的奴役，不仅这些都是你的， 而且你还会得到比你以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所能得到的更多的财富。”他若信 以为真，便会高高兴兴地接受奴役。对于无条件的求富者，上述这两种开导方式， 第一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方式，第二种则是当今中共的方式。而更糟糕的 是，无条件求富，恰恰是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竭余力鼓吹的。只要这一最基本的信 条未变，他们手中的武器，常常还不如中共的看起来有力。他们因此就总免不了以 共产党的方式反抗共产党。 二、自由作为工具 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一番考查后指出，自由为人们带来的物质利 益，实质上是由人们对自由真正的热爱所产生的一种副产品，它本身并不是自由的 目的。反之，“对这种物质繁荣过分贪恋，反而会阻碍这种繁荣。” 韦伯在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也涉及了类似问题。新教徒们相信，他 们在俗世的成功，是他们获得上帝恩宠的证明。他们积累的财富越多，表明上帝让 他们看管的财富越多，对他们的信任和赋予他们的责任越多。为证明自己是“上帝 的选民”，死后能进天堂，清教徒们狂热地创造财富，并逐渐发展出一套理性化的 创造财富的方式，形成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富是信仰的 一种副产品，决不是信仰本身。如果本末倒置，把财富当作一个信仰，把信仰当作 获得财富的手段，那么就将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事实上，这种“倒置”，恰恰 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韦伯的诠释之中。而这种诠释，又很能反映他们内心深处的 “致富情结”。 八十年代，大陆出现了“韦伯热”，讨论资本主义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问题。其中，一个最强烈的声音，就是要绕开“价值理性”，用资本主义的“工 具理性”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桥梁。新教徒因为信仰而去赚钱。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发了财这件事实。因为对钱财本身的兴趣，我们于是要学习其赚钱的方式。至 于信仰，则与我们不相干。这种对“工具理性”无条件的推崇，与近代中国启蒙主 义中的“致富情结”一脉相承，也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基调：价值有什 么用？信仰有什么用？道德规范有什么用？我们要的，是现代化本身。 约翰·艾尔斯特曾经分析指出：“一些非工具性的规范，可以工具性地为人们带 来某种有用的后果。”但是，我们若当真把这套规范当作一种工具来用，它反而可 能不灵。比如，为了克服失眠，我们刻意把脑子调整到对睡眠有益的状态，其结果 ，可能会使脑子更被失眠的问题所缠绕而夜不能寐。我们因想被人尊重，而模仿德 高望重者的行为方式，反可能因过于作态而更被人家瞧不起。同理，越想赚钱，就 越有可能因过分急功近利而“发”不起来。托克维尔所谓的求富过于心切反而富不 起来的现象颇可以用来描写近代中国人的精神失眠症。所谓“工具理性”究竟是个 什么样的“工具”，实在让人心里没底。反而是成为反传统主义者攻击目标的“正 其宜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古训，显得更有永久的智慧。 三、如何从自由出发 然而，“工具理性”是不是大家“发家致富”的灵验工具，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 题。我们关心的是，在这套“工具理性”之中，是否还有自由的位置？以“工具理 性”为基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假设。首先，他们假设自 由能够迅速为人们带来显而易见的物质利益。其次，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社会单线 进化的历史观的影响，他们认定，比起专制来，自由是历史的进化，不用说，这种 进化总是与物质财富的积累相伴而行的。 其实，这种虚妄的假设，与其说是对自由的肯定，不如说是为自由准备的陷阱。 就象托克维尔所明言，也被历史经验证实的那样，长远来看，自由确实能给人们带 来富庶和繁荣。看看欧美各个自由国度的繁盛，就可明白这一点。但是，这种物质 的报偿到来的时间，也许太长太长，乃至于人们根本无法凭着“工具理性”去等待 。西班牙的海盗，可以一夜暴富，而“五月花号”上的移民，面临着的是饥饿和死 亡，他们没有人能想到自己或自己的后代，会生活在一个世界首富的国家。当人们 选择了在新英格兰贫瘠的土地上为了生存而搏斗时，“工具理性”早已给信仰让路 了。自由，并不对人们作出直接的物质承诺。即使人们一厢情愿地认定有这种承诺 的存在，它何时兑现，也是非常捉摸不定，甚至遥遥无期的。相反，如阿克顿所言 ，在很多情况下，自由是可以被人们用来换口粥喝的东西。对于贫穷的人来说，其 接受专制的许诺的本能要远强于对自由的渴望。弱者总是更顾及眼前而无力抬头看 一眼哪怕是很近的未来。一个饿极了的人，会把种子给吃掉，会背上根本无力偿还 的高利贷。根本不可能有退一步进两步的理性构想。自由总是人们最后剩下的可以 出售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愿地卖身为奴，那么多专制者会被社会“ 公益”推上历史舞台。远水解不了近渴。面对种种苦难和困局，专制主义的解决方 式，至少看起来常常显得更实用有效，虽然长远来看会后患无穷。希特勒时代的社 会治安，颇令一些美国人羡慕不已。专制者要在街上抓流氓真是太容易了，看谁不 顺眼，抓来下狱即可。经验老道的警察，凭直觉抓坏蛋也常常八九不离十，虽然会 冤枉一些人。而在自由社会，小偷流氓也享有一大堆的权利，警察对公认的黑社会 头目竟然也会无从下手！可见，自由而有秩序虽然比专制而有秩序更好，却更难。 当人们拿自由作为工具时，这个工具十有八九会失灵。而当人们把自由作为一种 信仰，义无反顾地去追求时，却可开启一个伟大的文明。从自由出发，是从自由的 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它的物质效能出发。 自由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更是信仰。在许多复杂的历史变局中，自由的价 值常常更多地是通过信仰被坚持下来的。而任何一种信仰背后，都有一套价值体系 作为其资源。中国启蒙主义的一个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它以现代化作为取舍文化价 值的标准。这就如同谁有钱谁就有道德一样，实际上取消了价值对于人的意义。虽 然这种启蒙主义也鼓吹过自由，但这里的自由，不过是现代化的奴婢，是一种虚假 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对自由的伤害，甚至可能超过自由的敌人。 从自由出发，首先需要的，是清理启蒙主义的种种误导，把自由的价值，与现代 化的目标相分离。古今讲“义利之辩”，曾引起近代的启蒙斗士们的一阵讥嘲。然 而，一个人在“义”和“利”面前，若能选择“义”，就说明“义”对他的生命更 重要，他对“义”有一种价值认定。而自由作为一种信仰，也需要这样的价值认定 。 当然，传统的“义”与我们说的自由，有相当的不同。但是，一个人，只有在他感 到有价值需求、他的生命中需要一种意义感时，才有可能认定某种价值，并把它看 得比许多物质利益更重要。启蒙健将们曾一度对中国文化使中国人不敢言“利”而 痛心疾首，认为这不符合现代化的价值取向，要进行一场道德革命。殊不知，“见 利忘义”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根性之一，各种文化几乎都竭尽全力去控制“利”的 膨胀。若中国文化真能使人不敢言“利”，那么真可谓一个了不起的文化成就了。 一个人信仰自由，他首先就要有信仰的能力，有超越世俗功利的能力，他一定能够 把他认定的价值，看得比许许多多物质利益要重要，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近来， 西方的报纸上常出现这类的语言：“东欧人民正在为自由付出代价。”这话本是中 性语言，它描述了东欧民主转型步履维艰的事实。一个有价值认定的自由主义者谈 起来，会说：“看，自由是多么宝贵！她需要人们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才能得到。” “义利”之间，无疑他站在“义”的立场上讲话。而同样是这句话，中共也特别愿 意拿来教育国民，言下之意是：瞧，自由不能当饭吃，还是听我们的话好。中共这 一套之所以颇有些成效，就是因为，中共准确地估算出，许许多多中国人(包括知识 分子)已不会站在“义”的立场上讲话了。“义”对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没有意义。但 是，如果这个“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地位，自由就没有地位。 要建立自由主义的传统，就必须建构能够滋养自由的信仰的一整套文化价值。从 《论言论自由》到《从自由出发》，胡平成为当代中国对自由理念最有力的阐释者 。然而，自由的理念若能结出果实，就必须有一种群体的文化精神作为其支持。遗 憾的是，近十年来，胡平近乎孤军奋战。这是他个人的不幸？还是我们文化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