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抗争的声音：面对戒严与屠杀 ——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六 曹长青 在八九民运期间，中国大陆新闻界除了争取报道权，在报纸版面上用报道文章对 学运加以支持外，另一个就是直接参加。 北京新闻界的大游行发生在五月四日。参加者有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农民报》、《科技日报 》、《法制日报》、《亚太经济时报》等北京多家报纸的编辑记者。这支记者游行 队伍由新华社总社门口出发，游行至天安门广场；人数从开始时的一百多人最后变 成五百多人。此举受到学生和市民的狂热欢迎。 据一位参加者事后撰文回忆，“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后发生的学运，虽然受 到北京广大市民的声援，但直至五月四日，这种支持还仅限于站在路边喊口号。社 会上还没有一个阶层、集体站出来公开支持学生。北京新闻界打破了全社会的沉默 ，第一个走向街头，旗帜鲜明地声援学生。我们用手举着事先写好的标语，有‘新 闻要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学生运动绝非动乱’等。这是中国新闻记 者建国以来第一次走向街头，公开喊出了许逆官方的口号。大家心情舒畅，兴奋异 常。我们这支记者队伍轰动了沿途夹道围观的市民群众，他们自发地围簇着我们， 拼命为我们鼓掌喝彩：‘好样的！人民感谢你们！’天气炎热，不少市民买来整盒 整盒的冰棍送给我们。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是退休记者，她走进队伍后说，‘ 有多少年没这么扬眉吐气了！’这支记者队伍成了五月四日天安门广场最引人注目 的焦点。无数群众把游行记者当成英雄一样围簇。因为记者喊出他们的心声，站在 了他们一边。——这是共产党统治下破天荒头一遭。” 自这次游行后，北京很多报社的编辑记者各自以本报社为单位，走向街头，公开 声援学生。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 工人日报》、《科技日报》以及新闻研究生院等北京主要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都数 次高举写有自己报社名字的旗帜和横额走向街头游行。据统计，仅《人民日报》的 游行队伍在八九民运期间就上街八次。五月十八日，由《北京日报》国际部副主任 祁林组织的《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编辑记者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 ，这些记者举的标语上写着：“不以一人治天下，岂以天下捧一人”，指出邓小平 在专权。“六四”后，祁林因此被捕判刑。 新闻记者不仅走向街头游行声援学生，有的还起到对当地学运的组织作用。例如 在南京，《新华日报》有三名青年记者直接参与到组织当地群众的游行活动。一名 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记者当众演讲，痛斥官僚腐败，呼吁新闻自由；另一名毕 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记者，写了声援学生的诗篇到游行的人群中朗诵；另一名记 者则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召集人。他们三人事后都遭处分。而《蛇口通讯报》则是 当地声援北京学生大游行和募捐活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五月十八日蛇口万人大游 行，就是在该报带领下进行的。在当晚万人游行集会上，《蛇口通讯报》记者登上 采访车顶，现场向群众报道了连日来蛇口各界对北京学运的反映，当记者报道：“ 北京学生绝食六天，而蛇口人沉默了五天”时，群众悲愤地呼喊“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绝食六天，惨绝人寰；当局麻木，天理难容”，并高举起“我们不做机 器人”的巨幅标语；当记者报道，《蛇口通讯报》将以全部四个版面报道各界对北 京学生的声援时，广场上万余群众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晚，该报记者把募捐 到的十万元人民币专程送往北京学生手中。 新闻界在整个八九民运中与其他阶层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不仅支持学生，还提 出了自己阶层的诉求。在八九民运中，大多数人，包括工人、市民以及知识分子呼 喊的口号、挥动的标语、发表的演讲都是表示支持学生、声援学生。新闻界也以游 行集会等直接参与的方式对学生运动进行了声援，同时还利用报纸版面上的有倾向 性报道间接支持了学生。但他们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阶层的要求：要新闻自由。北 京新闻界一千余编辑记者签名的呼吁书，直接要求解除报禁，认为人民有知情权、 参政权、监督权和批评权，新闻要自由公开，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要有保护新 闻的法律。在新闻界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上，很多也都写着“要新闻自由，要言论 自由”，“我们要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蛇口通讯报》在五月十九日出版 的该报上，刊出该报所有编辑记者共同签署的呼吁书，要求与蛇口党政主要领导直 接对话，解除报禁，认为“新闻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该报代总编辑张梦飞 在新闻沙龙上直接呼吁，“蛇口最近发生的很多重要新闻，《蛇口通讯报》就报不 出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例如，第一，本报副刊曾发表一篇杂文《你敢捅他的 ‘水门’事件吗？》，我现在告诉各位，如果我掌握了袁庚或其他各位领导的类似 ‘水门’事件的丑闻，我现在还不敢捅。为什么？我的乌纱帽可以摘掉，可是本报 几十位女士和先生的饭碗子呢？弄不好，封你的报，撤你的职，炒你的鱿鱼，你怎 么办？第二件事，蛇口区党委近一个月来开了四次党委会，本报消息写出来了，最 后要撤稿，因为上层下令，我作为共产党员要遵守纪律，下级服从上级。第三件事 ，本报记者参加了深圳市记者签名活动，公安人员已出动查核名单，这就是‘自由 ’吗？从本质上说，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政治民主。这次中央在处理学运问题如 果没有失误，如果没有对新闻自由的干涉和限制，就不会激发这么多群众的强烈不 满。”他的不断获得掌声的大胆发言在次日《蛇口通讯报》上全文刊出。为此，他 “六四”后被免职，并不许他再回到新闻界工作。 戒严、屠杀：高压下的抗争 赵紫阳想利用媒体的公开报道来反映民意，以迫使强硬派让步，进而用温和方式 解决学生运动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李鹏在党内元老的支持下，于五月十九日晚上采 取了更强硬的措施，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赵紫阳在中共高层马上失势， 处于被罢黜的状态。 对新闻界而言，戒严令成为党中央对学生运动的明确表态。在戒严令下达后再支 持学生等于与党中央对着干。但新闻界还是顽强地抵抗，运用各种方法传递天安门 广场上的消息。《人民日报》在戒严第一天就在报上开辟了《北京戒严第几日》的 新闻专栏，每天一篇，逐日报道北京的情况。在“天安门广场一瞥”、“当今北京 人的公德意识”等通讯中，记者真实报道了在有几百万人上街游行、连续几十天的 示威集会中，竟没有发生一起抢银行、砸商店、破坏公物的事情发生。而且，在学 生游行所显示出来的爱国情操影响下，人们的道德情操也有所净化，连小偷小摸也 少见了，有人称北京的小偷也被学生绝食感动得“罢偷”了。 五月二十二日，即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后的第三天，深圳市各界仍有五万多人在市 区举行了声援北京学生的聚会游行。《深圳商报》不顾中共中央于戒严令颁布后对 学运明显的否定态度，仍对这次游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五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北 京科技报》更为大胆，在头版头条配发照片下，刊登了该报记者写的长篇通讯：“ 人间自有真情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详细逐 日介绍了自戒严令下达后，北京各界的强烈反映。例如，文中写到，“李鹏同志在 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注：指宣布戒严）播出之后，广大学生、市民做出 了异乎寻常的迅速反应，无尽的人流再一次汇聚成急浪惊涛，席卷在无数条通衡大 道；北京城又进行了一次更为壮观的民心大检阅。”该文颇具细节地报道了北京学 生和市民如何在头上每天有四、五架直升飞机盘旋十余次，地面上有几十万部队与 军车要开进市区的危机、恐怖气氛中，仍然意气高昂，众人一心，堵拦军队和军车 ，使要突进北京的解放军被围困在郊区和要道。群众高举的标语是“全民‘截’兵 ”。该文结尾激情地呼吁，“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历史 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 —怒斩！” 作为大陆最举足轻重的报纸《人民日报》，其编辑记者对戒严令的反映也是十分 强烈。五月二十日，即北京宣布戒严的第一天，《人民日报》有数百名编辑记者要 上街游行，抗议戒严，继续声援学生。报社社长钱李仁闻讯赶到报社大门口，劝说 他们不要再上街游行。他的政治敏感告诉他，戒严令的下达意味着中共中央已统一 了意见，报社记者再上街，意味着与党中央直接对着干，后果会十分严重。但没人 听他的劝告，钱李仁最后急了说，“你们要走出报社大门，就先在我身上踩过去。 ”但游行队伍还是浩浩荡荡从位于市郊的《人民日报》步行向十几里外的天安门广 场。 戒严第一天游行要冒很大的风险，人们无法预知当局会否镇压，会否有枪弹突然 打来。当时整个北京城的气氛很沉重，也很悲壮。因而这支记者游行队伍受到市民 格外的敬重和喝彩，沿途围观者不断报以掌声和欢呼声。在这支游行队伍行进到一 半路途时，突然队伍中有人向周围的市民抛散传单。这份传单立刻引起市民的注意 ，因为它是正式排版印刷，用的是与《人民日报》相同的新闻纸，十六开单页，而 且上端印着《人民日报》号外字样。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由于新闻控制和中共高 层斗争的复杂性，北京充塞着各种消息和谣言，各种油印的传单漫天飞。例如，在 《人民日报》大院就曾发生放鞭炮庆祝，因为听到了邓小平突然死亡的“可靠”消 息。但是，现在这是一张正式印刷的单页报纸，上面印着《人民日报》字样，而且 由《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发放，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不容置疑。当天这期号外被 北京市民大量复印，人们以各种方式扩大这份号外的影响，因为这份号外上刊载的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讲赵紫阳将不保，局势将进一步恶化。 这份号外是《人民日报》海外版青年编辑吴学璨和他的两位同事一起私下编辑印 刷的。在与报社社长钱李仁的对话会上，吴学璨曾提问：“‘四·二六’社论不能 纠正，事实已经证明邓小平错了。那么是要邓小平服从全党，还是全党全国人民保 邓小平的面子而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在会上，有人提出《人民日报》应出版号外 ，每天报道学运的动态。这一建议得到了数百编辑记者签名赞同。但《人民日报》 领导予以否定。面对广场上不断有绝食学生晕到、救护车笛揪动人心，面对当局对 新闻媒体的管制、真实信息不能及时传播，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吴学璨的职业责任 感使他最后毅然决定绕过报社领导，与报社印刷厂工人合作，自行印刷出版号外， 迅速直接介入局势。他和几名同事与印刷厂的工人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排字、校 对、印刷等环节迅速落实。于是，北京城出现了这张到处复印传抄的《人民日报》 号外。“六四”后，“号外事件”成为当局重点处理对象，因为这是中共建政四十 多年来第一次出现官方记者绕过官方检查、自己编辑出版报纸，并将报纸印上党报 报头。吴学璨被当局全国通缉，最后在海口被捕。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关押，最后吴 学璨以“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四年。 六月三日深夜，军队突进天安门广场，发生六四屠杀。面对着北京城中的火光和 枪声，《人民日报》总编辑室的决策人物也进入痛苦的煎熬。一边是党报的新闻纪 律和中宣部不断的电话指示，明令各报都不许报道军队清场。一边是不断有身上带 着血迹的采访记者从外面回来哭诉他们亲眼见到的军队杀人场面。当时《人民日报 》由第一副总编辑陆超琪主持工作。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令下达前就以“咳血”为 名住进了医院，不理报务。社长钱李仁在六月二日下午突然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 告，宣布即时回家休假。政治敏感告诉他们，即将出现的党和人民有史以来最严重 的对立，将使《人民日报》面临最痛苦的抉择。出于良知，他们不愿背叛人民；出 于几十年养成的党性服从原则，他们又不敢违抗党中央，因此抱病回家，一躲了之 。在《人民日报》编辑部里，面对着新华社不断传来的电讯稿：戒严部队的紧急通 告、《解放军报》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发言人措辞严厉的讲话 等，陆超琪和编辑记者们都清楚，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如果违背中 央的精神，后果是什么。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记者后来回忆：半夜时分，社会体育版拼出“大样”，上面的 标题有“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犯 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一条报道残疾人运动会的消息标题是“不可征服的人” 。编辑用这种春秋手法曲折表达出对当局的不满和抗议。国际新闻版的标题更具匠 心，如头条新闻是报道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 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第二条消息是关于波兰的，眉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 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一条 关于中东的消息，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 凌晨四时，中宣部又来电话，再次明令，“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 不报道，谁报道谁负责。”在场的所有编辑记者的眼睛都在注视着陆超琪。陆最后 眼含着泪水对一位记者说，你先把稿子写出来。这条一千多字的稿子，最后被陆本 人反复修改压缩为一条二百字的新闻，内容为： 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 解放军报六月四日社论说，“自六月三日凌晨开始，首 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 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这篇题为“北京这一夜”的新闻稿随之交付印刷。这是大陆的党报在中共严密控 制下、在戒严部队的压力下，唯一一个顽强地在版面上发出真实的声音，并以第一 时间向外界报道北京惨案的。这篇新闻稿的开头用“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 革命暴乱”，其语气等于告诉世人，这并不是《人民日报》的看法。而文中各医院 “纷纷报告人员伤亡情况”和结尾处戒严部队已“突进”广场等字眼都使明眼人能 看出这背后发生的屠杀。事后陆超琪因此被撤职，很多当事人遭处分。 各地党报在高压下，对“六四”惨案都无法公开抗议。但也有少数编辑记者冒着 被抓、被捕的危险，勇敢地发出抗议的声音。例如，远在海南岛的《海南日报》， 在李鹏政府发言人袁木第一次对外发布“六四”仅死亡了二十几人，而且多数为军 人后，在该报头版头条刊出袁木的讲话，同时在旁边位置刊出国家统计会议消息， 标题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谎报数字要绳之以法”。事后该报总编辑程凯被撤职 。 六月六日，北京惨案发生两天后，《深圳商报》刊发了一张大幅照片，画面是一 颗小树正被狂风吹弯。照片说明文字只有六个点的省略号，其悲壮激愤，无声胜有 声。刊用该照片的版面责任编辑张敏毅为此名字被列入公安局黑名单。 六月十二日，六四屠杀发生一周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蛇口通讯报》副刊版 打破常规刊发了一个整版的杂文，其中有一篇题为“为啥不‘刮骨疗毒’”，直接 指出“官倒、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特权，已成为大毒瘤，为什么不用‘快刀斩乱 麻’的决心和铁腕去对付这些破坏改革、令万民切齿的动乱之源呢？伟大的中华民 族，如果没有遍地燃烧的对腐败的怒火，岂不成了十一亿奴才了吗？这能责怪大学 生性急吗？对毒瘤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反之，如果对痛恨毒瘤的人民残忍 ，而对毒瘤却保护备至，那这样的政府不成了政腐了吗？”该文结尾引用了在民众 中广泛流传的几则民谚：“小官倒，戴手拷；中官倒，睡大觉；大官倒，做报告。 ”“贪官审官倒，法理何处找？！”“法大兴邦，权大亡国；没做亏心事，何必怕 人民。”在另一篇题为“猫的屁股说不得”的文章中，作者写到，在这种没有言论 自由的社会，不仅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连猫的屁股也摸不得。现在，不要说摸，连 猫的屁股说都说不得了。作者感叹“眼下，人们已被逼到这地步。”另一篇题为“ ‘唐成’，你不能走”的杂文更加大胆。作者用历史上受人敬仰的知县唐成“当官 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辞职故事，影射赵紫阳，呼吁“百姓需要‘唐成 ’，越是‘唐成’，越是不能走。”真正的唐成要“为民作主，斗败诰命夫人。” 这版杂文中仅有一幅照片，是毕加索当年为抗议屠杀而作的名画“格尔尼卡”。这 期报纸一出版，就被蛇口区党委下令不许发行。组织刊发这版杂文的版面责任编辑 安琪被撤职审查，后来她逃亡法国。《蛇口通讯报》最后被查封。 媒体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 对媒体(包括港、澳、台和外国记者对天安门事件的全部报导)在八九民运中的作 用，至今人们还无法作出准确的估计。但它的确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六·四”后 逃亡海外、曾出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阵线”第一任主席的政治学者严家其在 一次演说中评价，在八九民运中，“学生立了第一功，新闻界立了第二功。”天安 门广场学生领袖之一吾尔开希则在不同场合评价说，“学生立了头功，记者立了大 功。” 官方媒体的公开报导，明显地影响了这场运动的规模、发展方向和声势。其原因 至少有以下五个： 第一，中国没有私营媒体，官方报纸具有垄断性的全国覆盖率，一经公开见报， 等于十二亿人口一体周知，尤其是中央级大报在信息传播上具有速度和广度的优势 。 第二，报纸上的文章和图片明显地一面倒支持学生，具有对运动看法的导向作用 ，直接影响人们是否参与这场运动的决定。 第三，报纸在支持学生的文章和图片中加入了情感因素，谁看了都可能被广场上 孩子们的真诚所感动，被党和政府的愚蛮和卑劣所激怒，报纸起到了煽情作用。 第四，共产主义国家在镇压政治反抗事件时，最常用的方式是用报刊“伪造多数 ”，把反抗者说成是少数或他们仅代表少数人的想法，党和政府在代表多数。由于 媒体被当局完全垄断，被分割在不同区域的个人无法进行信息交流，他们各自以为 自己是少数，因而保持沉默，沉默螺旋的结果往往是当局——真正的少数得以伪装 成多数。例如一九七六年中国大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当局用垄断的媒体 把广场上代表着大多数想法的示威者打成“反革命一小撮”，把自己伪造成多数。 而对八九民运报纸加以公开报导，不仅使广场上的人们感觉他们的行动被世界知道， 给参与者一种信心和鼓舞，更重要的是，通过报纸对各行各业人们态度的公开报导， 使人们发现他们并非少数，而是多数，从而使当局再难以成功地伪造多数。“六· 四”后，中共虽一再强调天安门广场上的“暴徒”是“一小撮”，政府代表大多数 人民，但收效甚微，因为那层“他们是多数”的窗户纸已被捅破。 第五，中共统治下的报纸一直是党的工具和喉舌，久而久之，人们也习惯把报纸 上的声音看成是党和政府的声音。因而当党报上大篇幅刊出各界支持、同情学生的 消息和报导后，一些惯于见风使舵的党员干部把它误认为党可能要向学生让步或要 支持学生，一些普通读者则象以往一样“读”出党中央要站在学生这一边。而事实 上当时的中共高层确实处于分裂状态，一般对政治有所敏感的人，都能感受到中共 总书记赵紫阳和总理李鹏及后面的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不同意见。报纸上的公开报 导不仅把一大批持中间态度的人引导到支持学生的方向，它还是那些想参加运动但 受到阻力的人冲破限制的武器，例如“首都钢铁厂”的工人要上天安门广场游行， 工厂党委书记拦在工厂大门口劝阻，工人掏出《人民日报》说，“党报都登了（学 生的事），你再不去，你都落后了。”那位党委书记顿时无言以对。 (曹长青的“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系列，至本期全部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