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园】 上海行 (成都) 柏 桦 一九八八年深冬，我同诗人郑单一去了一趟上海(他当时刚从北京参加完“今天” 诗歌奖为多多颁奖的活动来南京看我)。一下火车，我们就赶到上海音乐学院找到陈 东东，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住在诗人胡冈处，接连见到众多上海诗人不在话下。而我 对上海的向往(并非城市而是几位诗人的向往)是从一九八五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开始 的(当时我住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一个政教系学生李康送给我一本上 海的油印诗集。那时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很少关心外界，除复习功课外，只偶尔 留心于自己的诗艺，生活乏味而平淡。可就在那个下午我感到生活好象出现了什么 新鲜的东西，这新鲜的东西就在这本诗集里，我在里面读到一首陆忆敏的诗《对了 ，吉特力治》。在这之前我读过她发表在老木所编的《新诗潮诗集》中另外几首诗 。当时我在这些诗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认为这几首诗写得不错，干净、利落、 技巧娴熟；但仍觉得还存有一点小毛病，我用心挑了几处，其实是几个字(诗中所用 )，这几个字很抢眼，使我立即联想到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位诗人后来 我不太喜欢，而最初她的“高烧”和自我毁灭却让我迷狂；她的诗中剧烈的破坏力 几乎要崩断我的神经，我承受不了她的尖叫)，也许陆忆敏并未受其影响。 的确，后来一切都变了，吉特力治向我迎面而来，那个下午我在花园里漫步、遐 想、享受着宁静和一首诗。我吟咏这首诗，对它赞叹不已，这是一首临空而降的诗 ，一首一气呵成的诗，一首速度飞快但以优美的节奏催动我血液流动的诗。我感到 了作者的呼吸、放弃和宽怀(“宽怀”是作者爱用的词，也是她诗品的核心)等转瞬 即逝又地久天长的情怀，我为此深深感动了一个下午。这首诗我已无法重述，但有 一句却永远铭记于心：“对了，连空气也是教条”，难道不是吗？我从小到大感到 的就是如此——我周遭的空气、我的环境全是教条，多么准确、细腻、有力的生活 写照啊。除了震惊，我便无话可说，唯有不断喃喃自语地体会着这一行诗，仿佛我 将从这一行中甩掉“教条”的空气，舒展我自由的心灵。我情不自禁地谈论着、迫 不及待地告诉我所有的朋友，叫他们认真注意这位遥远的上海诗人。我当时的诗歌 圈子(核心圈子)是张枣、欧阳江河，我几乎以强迫的口气要他们立即接受陆忆敏的 诗歌。不久又读到贝岭、孟浪编选的《75首诗》，其中陈东东的诗我非常喜欢，他 在诗中展现中国、吟咏古代，个人与山河溶为一体，大汉风夹一点小洋味，让我在 欣喜中倍受刺激。我对王寅的认识是从他的《朗诵》开始的，“谢谢大家冬天仍然 热爱一个诗人”感人肺腑的最末一行，使我想起一个冬天，俄罗斯的冬天，想起费 特、蒲宁或契可夫的冬天。在冬日的火炉边、外面下着大雪，费特的吟颂让老托尔 斯泰流下热泪；而在蒲宁式的寒冷而又锋利的星光下，一个诗人的朗诵让我感到中 学时代的隆冬或新年前夜的欢乐；感到雅尔塔的冬天，契可夫在他的海边别墅一边 轻声朗诵一边饮下一小杯樱桃酒……朗诵，冬日的朗诵，一代又一代，我听到了王 寅的“朗诵”，高贵、寒冷、瘦削……在多年以前。而八八年冬天我在上海见到王 寅时，他的形象正好吻合了我的想象，他的趣味、他的风度、他的不屑、他的无言 都那样恰切适度、流畅优雅、充满冬意。 我还记得初到南京时，在同韩东闲谈的一个夜晚，我非常好奇地向他打听王寅的 一切。他告诉我王寅很矜持、有点高傲、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有点逼人。他还告诉 我：“陆忆敏八五年和王寅来我家，王寅和我说话，她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精神 病学辞典》。以后五天里，边读边作笔记直到离开。” 八八年深秋我在南京见到了第一位上海诗人陈东东，我们相互倾慕。一道流连南 京的山水，愉悦人生。与这位洋溢着古风的诗人在南京见面确是最美好的了。他是 我所见过的为数不多的真正知识分子诗人之一。他同西川、骆一禾在精神上是相同 的，他们也是相互引为同道的诗人，只是陈东东气质上更具旧式文人的闲雅，就象 有人告诉我：“陈东东虽禀存超现实主义或希腊诗风，但气质上是一个中国六朝文 人……。”西川、骆一禾却更融洽于西方古典精神。 连续几天，我们一边游玩(鸡鸣寺是我俩爱去的地方，香茶与素面、凭窗闲眺、秋 趣横飘；后来他写过一首《鸡鸣寺》的短诗，此诗堪称中国风景当代短诗的杰作， 有潜在的极大的精神繁殖力，可开此类诗一代新风，可惜不能忆起并录于此)，一边 聊天，我反复对他谈起他诗中的“风景”特征，这一特征在中国当代诗中很少见， 几乎没有，用诗来写风景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从他的风景诗，以及与他的交往，才 知他酷爱游历的秘密，在不断的出游中，观看、体察、欣赏风景。他所居住的城市 上海缺乏“风景”，而他就在这个大城市幻想着风景和他刚刚去过的山川，他就这 样用文字创造了一幅幅令人惊叹的“海落见山石、独坐载酒亭”的画面。其间话题 自然又转到上海诗人。从陈东东那里我才知道王寅、陆忆敏和他都毕业于上海师范 大学中文系，而且还是同班同学，王寅写诗早于他俩，并在早期给予一定的帮助， 他还谈到一个我听起来很奇特的派别“撒娇派”，一个叫京不特的学数学出身的诗 人，他后来去云南边陲某寺当了和尚，常穿着金碧辉煌的袈裟行走于闹市，实在有 趣得很。 我的思绪在南京的山水间一下倒回到八八年六月。那时我住在成都钟鸣处。记得 六月的某一天我同钟鸣去了一趟峨嵋山，我们一到山下就去瞻观寺庙，在报国寺度 过了一个愉快的应该说是幸福的下午(这种和谐、无碍的下午在人生中也是很难常有 的)。我们谈了许多话，其中一个我们心爱的话题就是陆忆敏的一首诗《避暑山庄的 红色建筑》。我们在寺庙的回廊或坐或走，非常悠闲，而寺庙的建筑正是血红一片 。我们都认为这首诗是天才之作，也是偶然之作。一首几乎不可能的诗，但它是一 首诗，而且这诗行尤如报国寺的血红建筑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令我们正视、吟颂 、热爱。 在交谈中，陈东东告诉我陆忆敏的样子很象林凤眠画中的女性形象，还有人说过 陆忆敏从人到诗很象张爱玲，我想这总是有点道理的。我后来在上海见到了陆忆敏 ，她的确如此。也如她自己在一则自述短文中所说，她“心敏如菌，但敏而不锐。 ”她从人到诗“碎蹄偶句，叩阶之声徐徐风扬”(《墨马》)显得旷远而清新。 她的诗是那么轻盈，那么迅速(迅速中怀以柔情，海子的诗在迅速中带着烈火)， 那么幸福，那么宽怀(宽怀中满含感恩的清泪)；她所向往的景色是那么飘渺、那么 美丽，那是唯一的女性才具有的飘渺和美丽。是的，她是一位立刻发生的诗人，一 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人，一位被王寅称之为爱读《红楼梦》和医书的诗人， 一位在宁静的室内幻想和旅行的诗人；她在上海天青色的屋檐下，在天钥二村她的 居所宽容了自己、宽容了我们、宽容了这个世界。 一九八九年五月，我已第二次来到上海。上海象全国所有城市一样，这时正进入 它青春年少的“四月风暴”，“风暴”在经过五月向六月摇晃过渡…… 这“风暴”让我回想起这一年一月我在北京时见到刚从英国回来的北岛的情景。 他当时看上去很焦虑，那种焦虑之情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他一边同我交谈，一边 显得很不安，他告诉我一件“神秘”的事，“一位印度(佛教)大师预测中国今年八 月将出大事。”他觉得中国很乱，感到有些不能适应。我那时想叫他出面来办一个 全国性的读书会，他对我讲现在谁还读书呢？看得出他无心于此事，心事重重，象 一个围棋手陷入长考。我从北京回到南京后不久得知他已在这个初春发起文学界和 知识界签名释放魏京生的运动，直到那时我才想通了他当时忧心忡忡的神情。而现 在这个“风暴”正向一个极端刮去，我所在的学校已经停课，南京的学生正在以红 军长征的形式北上，他们甚至打出“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这样的毛主席 语录。 我借此机会再去上海拜会诗人。我在诗人宋琳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目睹了热潮汹 涌的校园，集会、宣誓、痛哭、演讲……从学生到老师，那场面使我想起了我的《 琼斯敦》这首诗。宋琳作为中文系青年教师的代表，也以他英俊的理想主义形象投 身于这个“风暴”，接连几天游行队伍从华东师大出发，长途步行去外滩，我跟着 长长的队伍走着，看见了成千上万欢乐的人流……一种惊人的“美”在第二次鸣锣 开道，我仿佛重返童年，置身于一九六六年夏天。 我作完最后一次“空前的幻美散步”之后，带着一整天“欢快的”疲劳来到陈东 东家休息，而休息在这个夜晚被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真实新闻镜头。我在高度紧张 、专注、激动中看完了一幕幕珍贵的历史画面——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中国领导人 会见学生代表。在此我不对每个画面作具体的描述和分析，只想谈一点个人对王丹 和吾尔开希的形象感受。 直觉告诉我，王丹的形象具有包容性、抒情性，会赢得广泛的好感，他温文尔雅 有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意蕴，使人想起古代或“五四”时期有理想有抱负的书生 ，这种青年书生尤如目前的王丹流露出汉族学生特有的腼腆、羞涩、含蓄、礼貌、 甚至听话、从不谵狂，虽有许多内心纠葛但讲究个人的承诺和责任感，这一切内向 性格并未减弱他的魅力而反衬出他通过这种内在性所流露出的另一面：顽强的韧性 、集体主义精神、对家庭和国家尽忠心的儒家风范(汉族的本制不是自由的，从来是 反对自由的，尤其是西方式的自由，它所提倡的乃是“精忠报国、兼及天下”的“ 忠”、“孝”、“仁”、“义”)。王丹正是以这种典型的汉族儒家精神的形象出现 在整个接见中，他说话很少也不带锋芒，力量从斯文中渐渐透出。而吾尔开希与他 完全相反，他是新时代的产物，也是西方精神的产物，他的形象具有国 际性(就象他那非汉族的名字一样)，梳着时髦的中分头，毫不惧怕权威(而儒家是讲 权威的)，振振有词、魅力四溢(这个魅力是性感而不是政治的，更谈不上中国政治 )，他是一个真正的明星，这种激进的明星可以随意出入于韩国、法国、美国、意大 利这些学生运动频繁的国家，他更适合于成为这些国家的学生运动的领袖。理所当 然，吾尔开希作为一个背景模糊的明星很快被人遗忘了，他当时所表现出的美只在 一些非常西化地区(如香港)或西方国家流行一时，而王丹却作为一个背景可靠的传 统人物被人记住了。可以想象，他这种形象注定将在具有中国精神的华人世界留下 回味无穷的好感，他们会在他身上找到过去中国历史上某个青年的影子。 我在吾尔开希那里看到了一套或许是新的话语，但那是否适合于中国？他已被中 国所淹没，象一颗一闪即逝的慧星消失在茫茫黑夜里。 毛泽东式的抒情激情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终于耗尽它最后的元气，也作完它最后的 表达，文化革命似乎经历了二十三年才终于结束。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翻 开了历史崭新一页。 而那一夜，在陈东东家看完电视转播的那一夜，我想到了许多……王丹、吾尔开 希，前者是中国左派，后者是国际左派；我或我们全处在同一个形式、同一曲颂歌 、同一首诗中；我有一种无头之马的感觉，那无头的马群也不知奔向何方，继续向 左吗？……第二日黎明我收拾起这种感觉乘车返回南京。(本文选自柏桦的回忆录《 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