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 “请给予他们起码的尊重与同情” ——“六·四”前夕在京走访受难者家属 熊 波 五月上旬，我因公务到中国大陆出差。临行前，一位朋友找到我，有事相托。一 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当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就读、进修的中国学生 、学者同海外其它地方的许多华人社团一样，群情激奋，成立了“六·四”受害者 救援基金会，发起募捐、义卖等活动。在各界的热情支持下，募得一笔相当大的款 项。因种种原因，这笔钱一直未能送到死难者家属们的手中。五年过去了，大部分 当年参与此事的同学已经毕业离校，但大家仍坚守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寻找 机会，将这笔钱送到应该送到的人手中，不能辜负中外募捐者们的初衷。最近传来 消息，“六·四”死难者之一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教授在国内做着寻访、联络、抚 恤“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工作。这位朋友同芝大基金会其他成员商量，想同丁教 授霖建立联系，通过她将海外对“六·四”受害者的同情、慰问传送过去。为稳妥 起见，他们想请我在公务之余，当面转交部分捐款。 大约是“六·四”五周年临近的缘故，我自深圳入境后，从南至北，一路上不论 在火车上，还是在餐馆里，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公开谈论“六·四”事件，对政府多 持批评态度。奇怪的是，到了北京，谈论声反而听不到了。据说各单位纷纷传达文 件，反复警告大家不要借机闹事。 五月十九日白天，我从下榻的旅馆分别打电话给丁子霖教授和陈子明的妹妹陈子 华，约好晚上去拜访她们，她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了。晚饭后，我要了一辆出租汽车 ，向位于德外的陈子华家驶去。在国外曾听说国内的一些“异议人士”住处受到警 方严密监视，为不致“神秘失踪”，在路上，我简单地告诉出租司机我当晚的使命 ，请他在我一旦出事时，按名片上的电话通知我公司驻京代表处。司机是位四十出 头的汉子，听了以后，立即满口答应，并一见如故地同我聊了起来。他说他五年前 是三轮车工人，“六·四”时曾蹬车运送过长安街上的死伤者。在陈家和丁家门外 ，他前后共等了我两个半小时。在那段时间里，他非但没有按照规定打开收费计时 器，而且坚决拒收我的车资。“你尽管办你的事去，我相信你。” 陈子华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忠厚老实，她家中摆设按如今京城标准只能算中等偏下 。她说他哥哥于五天前（五月十四日）突获保外就医，已被送往河北省石家庄市。 当局告诉他出狱是因为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建议”他“六·四”以前不要 回京。当我得知陈子明需自付医疗费用后，为她留下了数百元美金支票。她提起从 “美国之音”中得知，王军涛在美医疗费尚无着落，流露出关切之情。我说王在海 外，有各团体和公众支持，请她不必太担心。我请他转告陈子明，请务必专心治病 、养好身体。 丁子霖家住人民大学校园内。车不让进，我只好步行进去，请司机在校门外等。 校园内很黑，我前后问了四次路才摸到地方。所问之人，都很热情，并不详细追问 我找谁。一位老太太还将我一直带到丁家单元门口。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在丁家附 近并未发现可疑的人或车辆。 丁子霖同丈夫蒋培坤明显衰老。我讲明了来意，并表示在交款之前，希望看一看 她搜集、整理的百余“六·四”死难者遗属及伤残者名单。开始时，她大约有些戒 备，推说因为近来风声紧（王丹两天前在家里接受NBC电视采访时被捕），名单已转 移。渐渐地，他们夫妇打消了疑心，终于拿出了名单，并解释说国家安全部曾几次 派人冒充全美学自联、港支联的来诈骗，他们不得不格外小心。 我翻阅着那名单。名单是用中文制表软件制作、打印的。小号字体详细地记录了 一百多位死难者、伤残者家庭的情况。包括死（伤）者姓名、性别、单位、死亡（ 受伤）地点、身体中弹部位、遗属姓名、单位、孩子数目、家庭现收入等等。列在 名单第一页第一行的是他们的爱子——蒋捷连。我轻轻将名单交还，并请她添加上 “六·四”那天被射杀于南池子路口的我的一位原同事的名字及其遗属的地址。 在转交了数千美元的捐款之后，我们谈起了海外捐款情况。她说已陆续收到不少 捐款，但多为小额，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是全美学自联人权委员会主席张亚来寄去 的三千美元(张亚来本人亦为受害者，他在“六·四”期间失去了一条腿)。我问起 她是怎样分发这些捐款的。丁教授告诉我，遗属们按家庭经济情况、困难程度被分 为三类，区别发放。家在北京的，她亲自送去；外地的，通过邮局挂号汇去。她已 发送过一、两批海外捐款，她本人倒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但是一些接受了捐款的家 庭，她前脚离开，派出所警察后脚便到，对遗属们进行骚扰。 丁子霖教授对海外学生、华人社团捐款救济“六·四”死难者家属表示感谢。她 说最让她伤心的是，许多留学生因“六·四”事件而获在外永久居留身分，但在不 少人心中，“六·四”死难者、伤残者们的血色渐渐淡泊，有些人甚至对死者们出 言不逊，横加攻击，作为一位“六·四”死难者的母亲，她对此极为痛心。她们夫 妇衷心呼吁，不论大家对“六·四”的看法怎样，对于那些血洒京城的死难者们， 请给予他们起码的尊重与同情！ 丁教授又谈起当时尚未见分晓的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她的基本看法是此事受许 多因素牵制，并不简单，但不妨用作促进中共改进的工具。我因个人对此问题无强 烈立场，故没有就此多谈。 谈话中，我注意到他家的客厅里没有摆放一张蒋捷连的相片。在告辞之前，我问 主人能否看看他们儿子的照片。他们默默地将我引进了他们夫妇的卧室。我呆住了 ：卧室的四面墙壁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镜框，里面全部是一位英俊高大、朝气蓬勃 的年轻人——他们的爱子蒋捷连。在靠床的墙角，肃立着一座一米多高、用黑色大 理石打磨而成的方尖碑，碑的一面，烫金镌刻着悲痛欲绝的母亲手撰的诔文：“我 亲爱的儿子……”我忽然意识到，五年来他们就是这样地在爱子凝住的目光环绕中 度过那一个个无法逃遁的夜晚的…… 我仔细端详着那一张张洋溢着青春、健康、朝气的照片，怎么也不能把其中的那 位年轻人同六月三日深夜在木樨地背后中枪、胸前炸出碗大的创口的冰冷的尸体联 在一起，我的目光模糊了……在四墙射来的充满欢笑和憧憬的青春的目光中，我们 三人无言地伫立着。我是多么地想找出几句宽慰的话来对他们说，多么地想哪怕只 是稍稍地安慰一下这对痛失十七岁独子、但仍在为别人的亲人而冒险奔走的夫妇啊 ……可是我什么也想不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贴近地感受到五年前那场惨剧留在 人们心中的创伤，我永远也忘不了北京西郊的这间小屋、忘不了我生平第一次的欲 哭无泪、欲言无辞…… 良久，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丁教授，我本人是永远不会忘记‘六·四’ 的，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原载六月三日出版的《华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