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 鸣】 拒绝一种十足恶意的所谓“批评” ——答曹长青 (北京) 周 舵 承蒙友人关照，寄来曹长青的文章——发表在《北京之春》三月号上，“真实地 反映出”曹先生“理念和风格”(编者按)的大作“周舵越来越没舵”，令我在这闷 热季节中平添一种奇特的消遣。曹文少关理论，多为人身攻击，因之对本人这篇回 应，严肃的读者们也不必给予过高的期望。下面依曹文序作答，顺便对曹先生的“ 理念和风格”作一小小评论。 一、关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那年书倒也读了几本，无非两类，一类是译作，一类是国人所作。挑两本素有定 评的译作吹上一吹，自然是既讨好又保险，但我想应多给读英文报刊的老外谈一点 中国人自己写的书。由于“六四”后极左派大复辟，此间难觅高明之作，曹先生本 该有所耳闻。很例外地，周励这部书在大陆引起一时轰动，所以我选中它来说上几 句。我之所以知道这书还值得一读，是由于几位友人不约而同地推荐，这几位朋友 ，也还不算是文盲，未必较曹先生之高超品味稍差。 平心而论，这书有几点曾令我感动：(一)它使我们这一代人(所谓“老三届”)有 一种亲切感，许多经历和情感(如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是我们共有的；(二)小说主 人公的奋斗和成功，对当时国内普遍的失望沮丧气氛是一种解毒剂；(三)它的爱国 主义引起许多人的共鸣。我并未说过那是一部杰作。要挑这书的毛病未免太容易， 此间本没有人曾存过奢望，期盼这部书够得上援用大师杰作的评价标准，只是有一 种“荒漠中总算还生出一株绿色植物的意外之喜(或悲？)。否则，你也无法解释它 的“轰动”。如果那轰动仅仅是由于大陆各界人士之“愚昧闭塞”，当然，就愈凸 显出曹先生等人之卓绝高超了。 也许只有一处与曹先生同感：这部书中“对共产主义情意绵绵的气味”令我难以 接受，这我在文中讲得很清楚。与曹先生等人的分歧则集中于以下三处： (一)我认为读小说眼睛紧盯住作者的私人品格，并要求“实、真、确”，乃是一 十分错误的批评原则。读小说完全可以不受它是谁写的，不管作者的人格、经历等 私人属性。没有人确切知道谁是“兰陵笑笑生”，那丝毫不影响你欣赏或不欣赏《 金瓶梅》。小说满可以是通盘编造，所谓“艺术真实”，不过是编得让你看上去象 是真的罢了——当然，完全不了解作者，以及作者叙述背景的人，更容易以为真。 现代艺术则干脆连“艺术真实”也不管，你又奈它何？这里的出版商推销商说得清 楚：自传体小说。意思是：用自传形式写的小说。它当然是小说，不是新闻报导。 关于曹文所说作者与出版商如何如何幕后交易，那，干我读者甚事？我们哪有那份 闲心去窥人隐私？ 据说曹先生是学中文的。显然，大学里教给他的什么“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什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等那一套，至今仍是他的批评指针。他 让我联想起当年这里对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的围剿，理由主要也是：不真 实。其实，不是它不“真实”，是你有病——知识陈腐症，或者，套曹先生之词， 称为“食共不化”亦无不可。 (二)最令我反感的，是曹先生那种十足刻毒的批评风格。我确实不能赞同，由于 自认为有理，就可以把人贬得一无是处，而且非常随意、任性地使用那种十足野蛮 的恶毒言辞，如“俗贱”之类——尤其是对一位女性作者。不说教养，也不谈文明 ，对人连起码的一点尊重都没有，又何必侈谈什么“民主”呢？ (三)我认为，政见不同，不应引申为恶毒的人身攻击。周励爱列宁，我相信真是 从娘胎里带来的，这在大陆司空见惯，怀有这一种感情的人，何止千百万。把这许 多人一棍子打死，又何助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呢？我固然极不赞同这种情感立场， 但我仍然主张应尽量以同情的态度试图加以理解。我坚决主张，同情式的设身处地 的理解，乃是公正批评的必要前提。否则，我们与共产党又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种 宽容精神，曹先生尽可以大不以为然，但那却不是我的错。 还有一点是我极不赞成的，曹先生每每先用一种恶意的卑下心理对人妄加猜测， 进而假定这猜测即为事实，于是大加挞伐。这种“风格”，在他的大作中绝非少见 。 曹先生本段大文的末尾，居然把话题扯到什么“不知周舵先生是否也是爱上她了 ”这种不堪的话头上去了，足见曹先生“风格”之既不“俗”又不“贱”。 二、关于“美国人过着最无聊最荒诞的生活” 曹先生这段话，尽管并不正确，但公正地说，不全是他的错。他只是错在为人刻 薄，恶意太甚。 刚拿到刊有我的访问记的那期报纸时，着实吃了一惊：我记得说的是“有些”美 国人，怎么成了全体美国人，一个都不例外？小学生都会说这种话才是“最荒诞” 的。我赶紧写一封信给编辑部请求更正，不知是否刊出过。这封信，曹先生不妨去 查证。 我说是“有些美国人”过着什么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相信并非信口开河。比如说 ，美国人以占世界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却耗用了全球消费量近二分之一的能源，这 在我看来不仅十足荒谬，而且满应当促请美国人作一点良知的检讨。冬天把暖气烧 得连衬衫都几乎穿不住，夏天的冷气足以令人呆上两三个小时就冻得要打哆嗦，汽 油只卖差不多欧洲油价的四分之一，而非洲不知有多少个国家的千千万万母亲儿童 活活饿死，这事情怎会不荒谬？又据宾州大学对八所长青藤大学三千名学生的调查 ，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知道林肯，百分之四十四不知谁是众议院议长，百分之 三十四不知道英国首相是谁。还有那些杀人越货的、吸毒的、追星的、作少女母亲 的、对美国之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这怎会不是一种最无聊的生活？你总不 能因为共产党说美国样样不好(现在共产党也不这样说了)，就说美国样样都好。对 我痛陈美国弊端的外国友人，岂止三、五人而已。曹先生倒比老美还偏爱美国！ 之所以说这段话，还有一个私人原因，一种恶作剧式的动机。 不知其他去美国驻华领馆签证的人是何感受，相信没有人会十分愉快。那种二等 公民乞求施舍的受辱感，令人铭心刺骨，难以释怀。目睹了那些被拒签者和泪的乞 求，不由得钻出一种恶作剧式的报复心理，下决心总有一天要发泄发泄。其实，冷 静下来想一想，我也认帐：这不能怪美国人，是我们自己不争气，自己作贱自己， 不去想办法把自己国家的事弄好，宁可低首下心去分人家的一杯羹。但受辱的创口 并不能由这种理性的药膏来抚平。 不管怎样，曹先生既然如此不厌其烦，细心耙梳本人那些边边角角的小文，其中 还尽是些半游戏、半应命式的急就章(这篇《导报》的答记者问，就是编辑朋友催命 、交稿前三小时仓促应命而成)，那么，总还应该能够找到我衷心赞美美国的另一些 文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能算是一种良好“风格”；自以为抓住了对手 的一处愚不可及、常识水准以下的错误，便如获至宝，大加发挥，也见不出作者的 高超。曹先生读过《三国》、《水浒》吧！对手放个破绽给你，切记不要喜孜孜、 急切切就把枪头猛猛挥进去，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二把刀常犯的致命错误。 三、关于“民运人士哪点都不如共产党” 曹先生此处所表现的义愤满腔，我很能理解，只是不能同意他的偏狭，和读书只 看字面意义。我的意思自以为还算清楚，无非是希望我们自问：我们究竟什么地方 比共产党强。更何况，说民运人士不如共产党的种种批评，我早已听得满耳尽是， 开初还极力辩护，后来已无词可对。尽管如此，对民运的批评意见，我仍把持两项 原则：(一)只在内部谈；(二)只作泛泛之论。 要骂共产党，我以为应多回国来骂，在美国骂共产党，真是一件太没分量的事情 ；如果你甚至还骂不出一点新意来，则简直可悲。 我说“我们”如何如何，也不见得就想代表谁(“代表”曹先生？谢天谢地！)， 无非是基于一个事实：别人早把我们归为一类了，你不承认暂时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想。我倒是十分期望自曹先生等人的大作发表之日起，便把这条界线与曹先生辈 划清(仅限于此辈，幸勿扩大！)，切勿混淆下去。果能如此，则鄙人幸甚！ 曹先生举出几点民运强于共产党之处，说服力不够。你不掌权，又在美国避难， 想开枪杀平民，能够吗？想不投票选举，不接受媒体监督，能够吗？这点点连“起 码”水准都不太够的东西，也能算是一种可供自吹自擂的“优点”？曹先生未免自 恋忒甚。小孩子能装饭，大有利于长身体，固为一大好处，却也未见有哪位父母以 此向人吹嘘，道理大抵相似。 四、五、关于“最可怕的是政治改革太快”、“假设的大乱成了暴政存在的理由” 曹文这两部分，比较而言，还算是除人身攻击之外，兼有一些值得争论的严肃内 容。但我要讲的话大体已说过，曹先生不赞成那是他的权利，我并不奢望能说服他 放弃旧念，改奉新说。申论改良优于革命的论著汗牛充栋，我认为许多道理都适用 于今日中国，曹先生不同意，可以；说这些人都是“神经过于脆弱”，或“故意一 语惊人”，则未免狂妄浅薄。 曹先生的这一段话，我承认是有分量的，尽管那确实不可能是他的“创见”，“ 人们已听惯了这种共产党的论调：没有中共，天下会大乱。研究专制理论的学者早 就指出，专制的秘诀就是制造真空，让它显得不可取代。结果是专制越坏，越不能 垮台……”——然而这并不能构成支持他论点的论据。 这里的关键是：共产党有没有改良的可能(“改良”，中共叫“改革开放”，西方 的一种说法，叫“和平演变”)。如果今天是一九七六年以前，毛泽东治下，我会立 即赞同曹先生的判断，认为改良的可能性甚微——而历史事实已然证明，甚至这判 断都是错的；这十八年来中国各方面的变化之大(而且并非由共产党垮台造就)，超 出了当年一切人之最大胆的想象。十八年之间，虽说一波三折，中共毕竟走了一条 不断改良的路，而且，很少有人认定今后它不会继续走下去。仅凭八九年开枪杀人 这一条，并不足以构成“共产党必须打倒，渐进变革此路不通”的充足理由，不足 以构成革命优于改良，急进优于渐进的充足理由。 曹先生眼中的世界，简单得可怕。这世界只有引起他神经兴奋的那一点点，而且 是眼前的那一点点，绝不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动。听他说到共产党，就是“六四 ”开枪那件事，而且假定这个党是铁板一块地赞成开枪。他看不到中共是这个世界 上极奇怪的一种共产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也看不到这个党内部有那么大 量思想已大幅度更新的、富有良知的健康开明力量存在着，而且，假以时日，我深 信，这部分力量将占据主流。联合这些力量，争取多数民众的拥护，而不是用“打 倒共产党”、“不怕天下大乱”、“乱也值得”、“宁要民主的草，不要共产党的 苗”这一类轻率、不负责任的高调把他们统统吓跑，——这就是实现社会和解的出 路所在。 六、关于“对邓小平的幻想比邓本人还坚定” 曹文这一段的主要毛病，是他不区分“逻辑上不可能”与“逻辑上可能、事实上 不可能”两者的差别，也不懂得断言“事实上不可能”的根据何在。我说到在邓还 在世时，就制定出一个渐进有序的民主改革方案等等，那首先是作为一种逻辑可能 ；至于事实上可能不可能，只有到邓死的那一天才能下定论。我的估计是极少可能 ，但也不便断言绝无可能，因为邓还没死，没有断言的充分根据。这我文中明确说 过，建议曹先生再读。曹先生的逻辑学工夫恐怕真是有一点令人“啼笑皆非”。 关于“即使邓同意，其它政治力量要不要与他分享权力”，曹的意见是断然不能 。但我理解，那只是他的个人意见，并非人人必得接受的最高裁决。不怕刺激曹先 生，我这里现成的有一条新的“惊人之语”：依我看，邓再不好，总比毛强得太多 ；就论“杀人”一件，毛杀了不下二千万至四千万中国人，而今天此间为毛大唱赞 歌的同胞不知有几多亿人，而曹先生却也能信心百倍地断言“人民是有智力选择有 能力治理国家的领导人的”，信心从何而来？若说此乃共产党愚民政策之恶果，但 民之愚已成事实，并非一夜之间可以改变。民主意味着自由选择，而选择的结果之 优劣，则取决于人民判断力之优劣，民愚，则很难说不会选择日里诺夫斯基之流比 中共还坏的狂人。日氏之成功，恰是叶氏之激进造成，如今叶利钦自己都已放弃了 “休克”疗法之类的激进路线，改行稳健办法了，曹氏却还在紧闭双目，大唱激进 高调，实在不通。 七、关于“居高临下，教训海内外” 由于想抓住论敌痛脚的渴望过于热切，也由于他一贯以最低最劣的估计妄测他人 (诚然如他所说，不知这与他“曾在精神病院工作过”有否关联)，曹先生在这里很 合自己逻辑地滑入一个大笑话之中。 他大加嘲讽的那篇“怎么也看不明白，在一个给中国人看的中文杂志上发表的文 章，为什么劈头就要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讲几点意见……”的文章，实际上正好 是在给美国人看的报纸上发表的英文文章的中文稿。英文文章发表于一九九三年六 月四日的《波士顿环球报》，曹先生来美许多年头，看来仍是不读英文报刊，你“ 怎么也看不明白”，那能怪我吗？后来中文杂志的编辑朋友恳切约稿，手边无稿可 奉，乃将此文送上，随信附有说明，发表时他不提，想来也不能怪我。曹先生说话 行事，头脑稍稍复杂一点，多设想几种可能性，留点回旋余地，不要一头扎进黑胡 同就死命把路走绝，似乎会好一点，不知曹先生尊意以为如何？ 关于“居高临下，教训海内外”是否得当，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前引林毓生先 生大作中，提及殷海光先生曾修正胡适先生说，对绝不宽容、根本就反宽容的人， 你也无从宽容起。象曹先生，本身实在算不上学而有术，却能写出岂止是“居高临 下”地“教训”，根本就是毫不克制、肆意谩骂的专横任性文字，所恃其实无非是 “拉大旗作虎皮”，加上若干刻薄的小聪明，无根的小犀利小文采，便随意将人从 头贬到脚，彻里彻外无一是处，对此辈别人不敢惹的泼皮式人物，我只嫌“教训” 得仍然太不够。更何况，先被教训，先遭攻击的是我，王若望、曹长青等三条好汉 ，没有一位是我胆敢先去太岁头上动土的，且王先生是数度对我攻而不舍，我才有 一篇文章回应，你总不能尽是讲这种道理：只有曹长青等人可以教训人，别人概不 允许，而同时还在高谈“民主”吧？ 我说王先生等人“大约都是”“没读书”或如何如何，明言是推测，这不需要什 么“抽样调查”。证实这推测才需要。我断言“有些人”如何如何，也不需要“抽 样调查”和“逐一访问”，只要了解一例即可使该论断成立。曹先生此处明明暴露 出自己不学无术，却一再搬弄自己不懂的东西(下文关于我的《再论历史规律》则更 明显)，我“教训”你的不通，你不服气，那不是我的错。曹先生反对“通才”，自 己却常作“通批”，想过“自相矛盾”这回事吗？照你的逻辑，你说“这种想当然 的武断和教训口气背后，实际上想传递的是：你们都没读过书，我读了”，又源出 于“抽样”调查或“逐一访问”(就算“单一访问”吧！)，还是“想当然”呢？而 且，不怕曹先生笑话，我此时此刻更加坚定(或“武断”)地认为，你确是没读过， 而我读了。若事实就是如此，你教我怎么办呢？谦虚到把话反过来说，曹先生读了 ，而我没读？那似乎更不对头嘛，那样的话，你倒是高兴了，真理却遭了殃。 八、关于“访莫斯科，看到的只是赃乱差” 曹先生认为我的报道片面，我承认。我是略去了许多东西——略去了曹先生等人 先前的报道中支持他们另一种片面性的那些事实。而且，我也略去了一些更糟糕的 事实，比如，接待我的林飞同学一再好心告诫我，天黑前一定要回住处，他不但讲 了许多事例，给我看他藏在抽屉里自卫用的手枪，而且，一次我回去晚了，他竟持 枪在路旁等候了我一个多小时，担心我出事。感动之余，我也不可能呼吸不到某种 “自由空气”——只是“自由”得没有边界，没有根罢了。 我戏称“莫斯科的美女堪称全球之冠”，玩笑耳，不见得都需要是“出任过世界 选美裁判”才能开口说句玩笑。曹先生在这里铁板起面孔“教训”(或“诬蔑”？) 人，到了连句玩笑多不容的地步，你也不累么？你叫我如何对你的“民主”产生信 心呢？曹先生之专利品格，较之他所痛斥的共产党，究有过之，岂有不及？ 顺便提一句：按照曹先生累死人的严酷标准，即便我出任过“世界选美裁判”， 也照样得不出“全球之冠”的结论。要得出那种结论，需清点过全球美女库存，无 一遗漏才行。曹先生的逻辑原是自己打自己的。 九、关于“纠正‘知识就是力量’” 拙作《再论历史规律》，诚然算不上有什么大创见(小创见还是略有一二)，那不 过是在“反自由化”的一九八七年，在老左们把持的言论阵地的某处缝隙，偶尔偷 袭成功，与友人合作发表了一篇被老左们批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论历史规律” ，尔后接获一些右派的来信，质问我为何“不敢应战”，才又写了这一篇应战文字 。本以为早已时过境迁，不意来到海外，竟屡屡听到视马克思“历史必然规律”为 当然真理的留学生、大陆学者(其中有一位还是加州某名校的历史博士)，才感觉此 文仍有发表之价值。这里也就顺便提示曹先生：虽说不曾“抽样”，我却是“调查 ”过的。 至于论文中该不该大量引证“某某大师”、“某某哲学家”，我的看法与曹先生 截然相反，而且预期仍将截然相反下去——如若曹先生不去多读点书，受一点科学 研究方法训练的话。我认为尊师于光远的告诫完全正确(对不起，又引“某某大师” 了！)：科学研究必须“站在巨人的肩上”，引述前人乃学界基本规范。曹先生常识 尚且缺位，便不但知道别人“食洋不化”，甚且“连食也没有食进去”，也算得海 外奇景之一吧！ 十、关于“认识到最坏，然后做到最坏” 曹先生这最后一段文字，我耐着性子反复读了几遍，又对照全文作了一番自我反 省，想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象曹先生所言，糟透了，一无是处。很遗憾，我目 前的结论是：看来我得据理驳回，不予接受。理由主要有二： (一)当一个人指着你的鼻子大骂“你是个王八蛋”，这时，你要是谦虚地接受， 说“是是是，我是个王八蛋”，这在我看来不是谦虚，倒是曹先生骂周励的话—— “自虐癖”了。对曹先生辈以笔杀人的谩骂性文字，我以为不但不能接受，且一定 要痛加回击。 (二)任何人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这是一般常识，迄今尚无例外。若一人突然给 我以殊荣，说周舵乃是例外之第一例，我是会本能地不相信，相反，一定会认为更 大的可能，是曹先生在发昏。 曹先生缘何会发昏，我与他素不相识，不敢确说，只能略作猜测如下： (一)嫉妒，一种极常见的人性弱点。 (二)仇恨。我并不是指曹先生对我个人的仇恨，而是指他，以及其它一些极端份 子的一种仇恨心态，或仇恨“理念”。我虽说理解这种仇恨心态的来源(“六四”杀 人等等)，而且，坦率说，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时候，走过这种人生阶段，我现在却认 为必须极力纠正、清除自己身上这种东西，进而极力反对别人身上的这种不好的东 西。这种东西不好，首先因为它与“民主”格格不入，一个被仇恨心态笼罩的社会 ，几乎没有搞民主能够成功的希望。这就是我之所以要在“六四”当天拼死动员撤 离，之后又据实说明广场真相，并首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力倡社会和解的主要原 因。悲剧已然发生，人民已经死去，只是一味地长久陷于仇恨与悲愤，于事无补， 于民族前途无益。重要的是如何汲取经验教训，以避免未来新悲剧的不上演。避免 的法子，在我看来也不象曹先生认定的那样简单，只要共产党垮了台便万事大吉。 义愤虽是人之常情，仇恨心态却并不利于任何人作出利己利他的、理性、负责任的 决策。任由义愤支配，说到底是一种幼稚性，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成熟的表现， 而负责、谨慎、深思熟虑的成熟理性，恰恰是我们民族目前最急需的东西。 (三)宗派性(党派性)。宗派性强的人喜欢构成小圈子，形成一种“集体封闭性” 的亚文化；判定是非，不是以知识分子应有的客观公正尺度，而是以与小圈子的关 系亲疏为标准，小圈子里的人什么都好，胆敢冒犯小圈子的人则全盘尽坏。 (四)缺乏同情心。这与前述仇恨心态还不完全一样。仇恨可以是局限性的，仅仅 针对心目中的敌人，如雷锋先生之名言：“对阶级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 情”；但雷先生尚有另一半“对革命同志象春天般的温暖”。而从曹先生大作中， 我嗅不出半点善意的气息，通篇贯穿着恶狠狠的咒骂和刻薄的嘲讽，可说是用尽了 一个人搜肠刮肚可能想到的一切自以为最过瘾的贬义词。其实，曹先生若不是为人 太过刻薄，以至偏狭了自己心胸，闭塞了自己的思路，许多事情只要稍稍带一点同 情态度去试图理解，本可以“柳岸花明又一村”，与他原先所见大异其趣。 (五)脱离现实，远离民众。大约是由于去国日久，曹先生无法把握民众的脉搏， 不了解当前国内的现实状况，以至于唱出那种此间大多数人无法赞同的孤寡高调。 猜得刻薄些的话，则可能曹先生本来就怀有一种“四人帮”式的“理念”——“宁 要民主的草，不要共产党的苗”，动听是动听，只是未免残忍了些。我的立场恰好 相反：只要老百姓日子在好起来，民族在强盛起来，个人一时受些鸟气，也就算了 。不怕曹先生恶毒攻击，我可以坦率相告，今年“六四”五周年，我在美国报刊上 又发表文章，干脆主张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脱钩，理由之一是，我认为我们没有 权力拿广大人民的重大利益作为改善自己这一小群人人权状况的赌注。我的日子并 不好过，但我宁愿自己咬牙忍了。 顺便告知曹先生：日本电通公司本月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十城市一千八百 户居民进行调查，竟发现超过半数的人回答对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和“非常满 意”，百分之八十的人认为十年后的生活会更好。你尽可以批评说这些人思想落后 ，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不基于这些客观现实。 (六)激进文人的“大批判”作用。“文人”和“学者”很多人不加区分，其实那 是差别很大的两类人，主要区别在于，有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术研究、科学方法的训 练。我并不是说学者优于文人，只是说，这两类人社会分工不同，所受的专业训练 迥然有别罢了。曹先生作为一个文人，在他的专业领域内有何骄人成就我不便置评 ，再者也没有幸运读过他的其它作品，但是，作为门外汉，他对学术问题说三道四 ，应当承认是资格甚低的，而他个人却妄以为还可升格为权威裁判，则近乎荒唐。 须知文字上的小聪明，小锋利并不能取代上述专门训练。 比这更糟的，是曹先生等人从大陆带过去的一身“革命大批判”病毒，养成一种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专横恶 毒“理念和风格”。少不得，我还得“教训”曹先生几句：须知改换信仰的名目容 易，改换信仰的方式则难。以共产党的专断、不容异说的“信心百倍”方式信仰“ 民主”，恰恰是曹先生辈“民运极左派”们的通病。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 思想行为习惯，远不是换杆大旗、另做招牌就能具备的，那要有一个艰苦的长期学 习培养过程，即以我认为民主一定要渐进积累，不可能靠一次“垮台”便大功告成 ，相反，“垮台”模式在中国，很可能反倒会恶化养育民主精神的社会条件，使我 们的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造成更多的曲折反复。友人房志远所言极是：民运也必 须批“左”。依我看(又作“惊人之语”！)，若论今日之中国，“右”(意指与共产 党的革命、激进相对的，主张和解、妥协、渐进的稳健主张)不仅仅意味着勇气、负 责任、远见卓识甚至是真正的英雄主义，而且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头号福音 ！ 又要说几句怪话：读曹先生等几位好汉(王若望先生不在其中)的文字，常使我不 寒而栗，感觉就象行走在一处满布泥淖陷阱、毒蛇猛兽的原始丛林之中，不知什么 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踩住一条眼镜蛇的尾巴，被它恶狠狠地死死咬住，恶狠狠地把 它毒腺中的毒液尽情挤入你的伤口之内，还没等你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魂归天 国。你让我对这一种“民运人士”的信心如何建立得起来？我深深庆幸自己涉入甚 浅，且及时逃脱，逃回故国家园来了。尽管仍不免时时被毒牙威胁，但那也是我自 找，我亦无怨。无怨归无怨，回来是一定不能免去，适度的“教训”乃至“狂妄” 断不能少。“狂妄”，看对谁。对那些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我恭恭敬敬执弟子礼 尚且唯恐不及，有什么半点“狂妄”好谈！对曹长青辈，我则立定主意，死也要“ 狂妄”下去，“犯狂”到死才算完。合理自卫都没有，我不成肉公子了么？当然更 大的可能，之不久便把他忘诸脑后了。 看起来，曹先生对四通成见忒深。四通确实培养出不少优异人才，但“通才”却 并不多见。有幸被誉为“通才”，令我喜不自禁。事实上，这恰是我若干时日以来 常引以为自豪的一处小小优点，曹先生自己宁愿不通，那是他的权利，但葡萄却不 会因为曹先生吃不到嘴就真的变成酸的。 曹先生批评我“矫情”，即，假意对“狂妄”痛加反省，老实说，倒是击中要害 。再反省之余，决定作纠正如下：从今以后，只要曹先生辈不见进步，我将对之“ 狂妄”到底，并且毫不反省。 最后，既然曹先生谈及周舵之“舵”，我少不得要交代一二： 我之“舵”，乃由以下几种材料做成： (一)爱国主义，即以追求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民主自由为职志——当然，同时 要以开放、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世界上其它一切民族。你不强大，便无平等可言 ，弱者无能力平等。 (二)经济上的半社会主义，即，在主张市场经济、保障私有产权、肯定企业家的 社会贡献的前提下，主张政府应对劳苦阶层兴办恰如其分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我反对“休克疗法”一类激进派药方，理由之一，是它对劳苦大众太残酷。 (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即，主张政治活动的目的，乃是遵循民主的制度与程序 ，建立起普遍适用于每一公民的法治秩序，以保障个人的尊严与自由，使之不受政 府及他人的侵犯。 (四)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即尊重传统、崇尚古典、倡导和赞助雅文化、极端强调 教育的重要性；对大众性商品文化，不宜禁止，但应抽税。 这个“舵”，十分清楚，绝不含糊，——只不过，与曹先生之“舵”绝不相类(或 基本不相类)而已。(写于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