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 鸣】 我的答辩 ——按照曹长青限定的语言方式 贝岭 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这话无可置疑，但对天空来说它什 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 ——弗兰茨·卡夫卡 我所悲哀的是，一定是我的存在本身出了问题，以至于被一个用文字来显示其野 蛮和审讯欲的家伙缠住了。被逼着面对他的审判，并被要求用他设定的语言作答， 因为，他已拟定了罪名，等着您由于厌倦而默认。那么，我就再坠落一次，再经历 一次地狱，并学着使用他限制的方式作答吧。 曹长青在他最新的大作《有尊严地活着》中，要求被他攻击的人使用他所推崇的 “语言”写字，即用曹长青式新闻语言来撰文，曹长青说，那样简洁、清晰、准确 ……。那好，我就照猫画虎地试试，回答一下曹长青的“审讯”。 不要糟蹋“民主运动”这个概念 一、我已经越来越清楚，我绝不愿作曹长青笔下的“民运人士”，我不仅不喜欢 ，而且厌恶之至。假使将来我还有机会和香港《联合报》的记者见面，我一定要他 们“简洁、清晰、准确”地引述我的话：假如“海外民主运动”由曹长青式的人物 来定型、定性、定义和定人，我不属于此种“民运”，我恐惧这种“民运”。我还 要祈求上苍，别把曹长青式的“民运”搬到中国去，让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洁净一 点吧。 二、我从未见过《世界日报》驻香港记者，那是曹长青的捏造。除了香港《联合 报》，我不相信还有与《联合报》独立的“贝岭否认为民运人士”的标题报道，因 为香港《联合报》记者和我见面期间，并无任何其它报刊记者在场。此时，我后悔 未记取民主墙的老战士徐文立的经验。今年在北京期间，徐文立先生告诉我，他每 一次和记者相遇或见面进行的任何交谈，他都带上录音机录音，他只对自己录下的 话负责，而记者的报道他无法核对，也不能负责，当局不应以记者的报道成为对他 定罪的理由。如今，徐文立先生再次身陷囹圄、境况极坏。我未能记取徐文立先生 的经验，故，我恐怕也得接受曹长青给我定下的罪名。 我回国经历中的另一些回忆 三、直至别人(包括曹长青)给我如此“清晰”地点拨，我才知道那个至一九九四 年四月十八日截止的临时居留印章，就是绿卡，可我至今仍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可代 替“绿卡”的“临时居留印章”只给短短的半年(也许我该去问律师)。在绿卡这个 概念和获取它的手段上，我确实不如曹长青“智商”高。我此次回国，曾经因为这 个“临时印章”遇到不少麻烦，当然，也因为这个“印章”最终得以离境。我刚进 深圳罗湖桥海关时，曾被边检关员高声喝斥：“你的绿卡呢？”“这个是怎么回事 ？”“告诉你，这不是绿卡。”我在上海机场被扣时，“公安”人员迫我交出了随 身携带的全部东西，他们拿走护照及其它证件之后，也问我为什么没有绿卡？后来 ，上海公安人员当着我的面用对讲机和在另一房间搜查我行李的国家安全局人员(用 上海话)说：“这个人脾气很大，很不老实，他身上并没有绿卡，搜到东西没有？怎 么办？你们快点来处理……”在深圳被传讯期间，是深圳市公安局向我当面正式宣 布：禁止离境，接受询问和调查，并等待处理。我不是被“当地新闻出版局‘传讯 ’”(曹长青多次用此误导读者，令我觉得卑鄙，曹长青此时的反“共”激情到哪里 去了？)，只是“传讯”地点设在深圳市新闻出版局。深圳公安局特科科长林秀文多 次要求我交出护照及身份证件，在我据理拒绝后，他们的审讯人员清楚地告诉我： 我们知道你没有绿卡，你不要太狂了，你跑不掉……。是的，因为我的诗人智商太 低，所以我未能去反驳警方，如果别人早一点告诉我绿卡和“居留印章”并无区别 ，也许我在面对国家和它强大的警察时胆会更壮一些。 四、审讯官曹长青先生在《有尊严地活着》中，要求“贝岭先生，能不能解释一 下，他到底“不厌其烦地提供了多少人的名字，在这厚达数百页的卷宗中，他都‘ 告诉’了些什么。”好，我除了接受国家的审讯外，此刻，我也愿意不厌其烦接受 曹长青的审讯。首先，“厚达数百页的卷宗”我无法过目，我不知里面到底包括了 什么。国家警察只是告诉我，他们对我的过去非常了解，以我过去的历史和国家对 我十几年如一日的注意，一份被我大致估计为数百页的卷宗(包括档案和相关资料) ，也许不为过。其次，警方不断问我的大部分问题是可以放进“十万个为什么”中 去的，他们对于《倾向》杂志中每一个顾问和作者的生平十分好奇，我“不厌其烦 ”地回答职业记录员的包括每一个外国人的英文名字怎么拼，中文怎么译， 他(她 )的生辰年月，他(她)的作品是什么，什么职业，得过什么奖，如：艾伦·金斯伯格 ，英文拼写为Allen Ginsberg。他和我怎么认识的，他为什么要做《倾向》编辑顾 问，他在哪里工作，住在哪儿，在美国担任什么官职，等等等等。别的人亦由此类 推。我“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人的国际影响和对出版自由的支持，是为了使国家 明白，对《倾向》杂志任何编辑和作者的非难和迫害，都会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西 方知识界强烈的关注和抗议，这一点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深圳警方，并要他们转告 北京的上级机关。他们也问到我的父母兄妹，他们问到的某些问题，是可以拒绝回 答的，或者，我是知道怎样回答的。他们希望在你的不耐和疲累中察言观色，然后 也许会突然问你一个敏感问题，你的反映一跟不上，就会陷入被动，故，我把此类 传讯视为智力的较量，如果可能，话题应有我来支配，而不应被警方左右。此类审 讯的应对办法，许多坐过监的朋友均告诉过我。返美后，我也曾询问刘青先生，他 亦告诉我他自己类似经验。我“不厌其烦提供的名字”，都在《倾向》杂志上，也 在我的家谱上，曹审讯官可以核查。我等着曹长青将来从中国国家安全档案中审阅 我的传讯记录，等着曹长青所说：“公布出的秘密档案使许多学者无法面对自己有 过的无耻而自杀。”的那一天的到来。 五、“民运”裁判人曹长青对贝岭的回国判断说：“人们很难看出他在大陆的两 次被扣留与民运有多大关系。”此刻，我郑重告诉曹长青：此次回国，我做了什么 ，有怎样的作用，我现在不会在公开的媒体上告诉你，就象我不会告诉警察一样。 我已和国家的警察较量过了，此刻，我更不会被曹长青诱供。但是，终有一天会让 人们知道的。如果我现在为了满足曹长青疯狂的审讯癖，对于许多在国内的朋友是 犯罪。一个只敢在国外指手划脚骂人的懦夫，也有资格去裁判什么是“民运”？ 至于我的票证怎么个不符法，我也想问一问我在上海的几天里一直跟踪，窃听、 围绕我的、并在我临走那天下午一进入侯机大厅就围住我的上海公安人员们。我被 他们过于关心了。此刻，我也承蒙“民运”裁判曹长青的关心，审讯官曹长青先生 ，我等着你将来用国家档案置我于死地呢？ 六、新闻媒体怎样为我命名，那是媒体的自由，我想用自己的文字在报刊上陈述 观点，那也是我的权利，我没有在台北任何的报纸上看到对我冠以“民运人士”的 报道，在我希望香港媒体不要用“持美国绿卡诗人”这种未经证实的称谓后，我所 看到的香港报纸，均称我为“旅美诗人”，“大陆诗人”等。事后我在和香港记者 的交谈中，我理解了他们认为我有绿卡并凸突“持美绿卡”的原因，因为数百万的 香港人民均将在一九九七年之后变为持中国护照和香港永久居留证的中国公民，我 在中国的遭遇，在某种意义上是未来香港人民在大陆是否获得安全和人身保障的参 照和案例。这是我的情况被广泛报道的重要原因。 曹长青式新闻语言的特点 七、《世界日报》文化基金会当年的那笔资助清楚地被定义为：“中国大陆在外 学者紧急研究费”。它的申请条件和要求上清楚地写道：“以‘六四’事件发生后 ，返回中国大陆有困难之中国学者为限”，“是为协助大陆目前在海外之学者能够 继续其研究工作。”我在上一次的回应中已经抄了一遍，我想请曹长青先生用眼睛 再看一遍。这笔资助颁发的原因清清楚楚地写着和“六四”的关系，即和一九八九 年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被镇压后出现的特殊情况的关系，获资助者全部是事实 上处在流亡状态的学者和作家，不是一般理解的大陆留学生或“民运人士”，尽管 这些作家和学者全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场争取民主的运动。它由学术委员会 审核，并有严格的程序，要求有接收资助、安排项目的美国大学。曹长青行文的可 鄙在于，为了漫骂，杜撰别人的文字，把别人的话曲解后大作宣判型的文章。曹长 青的为文之恐怖在于，用极端的词汇，吓人的政治判断、把血淋淋的帽子扣在他精 心挑选的人头上。曹长青是不会不择对象地使用他邪恶的攻击性的，他对某些人的 语言暴力和对另一些人的谄媚吹捧，恰恰成为曹长青新闻语言的两个极端。不久前 曹长青刊发在《世界周刊》上采访达赖喇嘛的万言长文，用斗大的标题，赫然写道 ：“达赖喇嘛：‘活着的上帝’”。这种肉麻得令人目惊口呆的奉承已经到了人类 表意词汇的最高级，对人的吹捧我们还能找到比这更高级的词汇和称谓吗？人们可 以称达赖喇嘛为一个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甚至可称他为一位 伟大的精神领袖。可“活着的上帝”，曹长青真的见过吗？幸亏达赖喇嘛是一位谦 逊和有幽默感的人，否则他会为曹长青把他视为上帝的恭维而恐惧，他会以为曹长 青要把他从人间送上天堂。让我们假设一下达赖喇嘛看到这篇文章的情景吧，也许 ，机智而充满爱心的他会摸着曹长青的额头说：孩子，你发烧了，烧得很重，在说 胡话了，大概需要去打一支退烧针了。 有时，我真的觉得对名人、大人物的奴颜、谄谀和对普通人的尖刻、恶毒常常是 某种人天性中寻求平衡的两个极点。 自称为官方报纸副总编辑的曹长青，曾为中共党报的暴力语言和人身攻击总结了 许多特征和例句。他大概忘了把他自己使用过的此类语言列进去，我在此处替曹副 总编代劳加上：“从裤裆下钻回国”、“面对自己有过的无耻而自杀”、“裤裆下 钻过的记录”、“鲜血染成的红卡”、“群体下跪”(引自《有尊严地回家》)，“ 良心和‘带血的馒头’一起吞了！”“阳萎语言”(引自《有尊严地活着》)。可惜 我少有耐心去查找曹长青的文章，否则还可加上更多。 终于，我用曹长青限定的语言方式完成了面对曹长青“民运”审讯官时的答辩。 它真的不比我今年初面对来自国家的审讯轻松，因为这两种审讯都曾使用他们各自 不同的邪恶的想象力，而且审讯语言都具有威胁性。是的，“我是逃不掉的”，我 只能奉陪到底。 是的，我还是得回到本文的开始，我面对的是一个用文字来殴击别人的暴徒，一 个以笔代刀的文明杀手，一个以“民运”的名义进行审讯的检察官，一个可以决定 谁是“活着的上帝”、谁“从裤裆下钻过……”的终极裁判人。我只能再坠落一次 ，再经历一次地狱。我真的已经倦了，怕了。我想学着卡夫卡说：全能的仲裁者啊 ，请饶了我吧，别挑中我，真的，我太弱了，我是担当不起你的命名的，真的，我 无力，也无能做你笔下的“民运人士”，从事你笔下的“民运”。 完成这篇答辩后，我是多么希望使用我所习惯的语言，我的语言，来对自己进行 反省，来清算自己的“罪”。我会的，我是必得担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