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角色不能混乱 曹长青 人活在世上总要扮演各种角色，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很多角色可以同时兼任：例如 在家是丈夫、父亲或者是妻子、母亲；在外面是工人、经理或者是作家、教师等等 。但有些角色却是不能同时兼任的，例如警察不能同时还是小偷，一个被称为好妻 子的人不可以还去做妓女，而“持不同政见者”就不能同时还是专制政权的辩护者 。前者，为“角色平衡”；後者则属于“角色混乱”。 八九民运之後，这种“角色混乱”，在有些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中越来越明显。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原《光明日报》记者、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戴晴女士，她 的“角色混乱”已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否定八九民运 作为一名自视为知识分子，也被西方媒体称誉为“知识分子”的戴晴女士，对八 九民运和中共“六四”屠杀等重大事件的公开说辞，和她的知识分子“角色”却相 当不符： 例如，一九九二年秋，戴晴女士受邀到美国中西部大学给中国留学生演讲时，就 公开说：八九民运使“中国当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更紧了，一些已经可以说的 话不能说了，一些可能出版的书被禁止。中国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她的结 论是：八九民运是一件坏事。中国只能实行“开明君主”，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根本 不懂民主，不配讲民主，在当今中国根本就不应该实行民主。（《新闻自由导报》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九九三年秋，戴晴在给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做报告时又一次强调，“学生 进驻广场是违法的，起码是阻碍交通。所以中共当局对二十一名学生的通缉令不应 撤销。” 在这之前，戴晴女士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是这样强调的。该记者当场与戴晴 辩论说，“但无论如何，用军队镇压学生是错误的，没有其他办法解决矛盾吗？” 戴晴女士却反问道：“如果天安门广场没人，它怎么会出动军队？”“学生占领广 场是违法的，起码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而且影响了重大的国事活动，错上加错。” （金钟：“访问中国记者戴晴小姐”，《开放》，一九九三年二月号）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五周年之际说：“如果没有当时的断然措施， 就不会有今天的稳定局面，坏事变成了好事。”而戴晴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访 问时(编注：见本期《北京之春》中“美国之音的纪念六四特别节目”)，不仅赞同 江泽民的“应该采取断然措施”的说法，并且毫不含糊地表示：中共在“六四”五 周年之际动用大批军警封锁天安门广场的做法也是对的，“我觉得政府调动了它的 最大力量来维持首都的秩序，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我是同意的。”她并且刻意避 免使用“八九民运”这个词，因为她认为发生在八九年那件事不是民主运动…… 谁应对屠杀负责？ 虽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戴晴女士也表示不同意屠杀的做法（事实上， 连中共总理李鹏现在也不敢公开赞成屠杀，不久前他在德国访问被问及这一问题时 说：“我们当时是被迫的，我们并不想那样做。”），但戴晴强调，天安门广场的 那些学生领袖是“一小批野心家”,他们也要对屠杀负责，因为是他们把学生市民组 织到广场，并把几十万人扣留在广场做“政治资本”和“政治人质”。 而事实上，那些学生领袖手中没有军队和政权，他们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么多人扣 留在天安门广场？难道几十万名自愿参加这场民主运动的大学生和市民都丧失了自 己的判断和决定能力？戴晴女士的这种说法不是对那些普通学生市民的智力与人格 的侮辱吗？当时控制广场的既不是几个学生领袖，更不是什么“黑手”，而是人民 对暴政的愤怒情绪。是中共四十年的专制制度造成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这种情况很 像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六四”屠杀後两天，普利兹新闻奖得主乔治·魏尔 （George Will）在《休斯顿时报》发表谴责屠杀的文章指出：“天安门广场一个引 人注目的事实是，那里显然没有一个人们熟悉的领袖。匈牙利一个历史学家三十三 年前曾说，‘在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匈牙利革命没有一个领袖。那里没有组织 者，也没有直接领导。人们对自由的渴望是每一个行动的推动力。’今天的天安门 广场也是这样，那里没有领袖，只有追求自由的精神。” 六四事件的大是大非 戴晴女士对八九民运的认识不仅违背了基本事实，更严重地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 的良知。 一九八九年中国发生的几百万人民走向街头的运动，并不是一个复杂难懂的历史 问题。任何人只要了解事实，不抱偏见，都会看到这场运动的两大特点： 第一，它是中国人民四十年来第一次站起来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自由，要求 中共顺应民意、改革从善。它是一场体现民意的民主运动。 第二，它从始至终坚持和平、非暴力的精神。 即使按戴晴的说法，学生和市民最後“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但广场并不属于共 产党，它本来就属于人民。人们聚在那里表达一下意见，连中共的宪法都是允许的 。而且学生并没有以占据广场为目的，他们是在那里绝食，抗议当局的愚蛮和无理 。退一步讲，即使学生“非法占领”了天安门广场，难道就要被坦克、机枪屠杀吗 ？ 虽然，当年天安门广场领导人的有些做法不无值得检讨之处，戴晴女士完全可以 批评、甚至否定某个或某些运动领导人，但把对广场某些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发泄成 对整个八九民运的否定，是戴晴的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六四”事件是一个相当清楚的问题：谁镇压，谁牺牲；谁暴虐，谁无辜，一目 了然。 以戴晴女士的年纪，也是做了母亲的人了。如果她自己的孩子也像人民大学丁子 霖教授的刚刚十七岁的儿子那样在“六四”时被杀害，难道还会认为中共采取的“ 断然措施”是对的吗？作为母亲，应不应该有母性？作为人，是不是得有人性？ 知识分子的“良知” 戴晴女士似乎以她说辞的“与众不同”，表示她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但遗 憾的是，戴晴女士的见解并不“独立”，仅从她表示赞同江泽民的所谓“断然措施 ”说法就可看出，她只不过是以一个特殊“角色”附和官方的说辞罢了。 当然，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是允许多种声音，多元意见的。但“多元”绝不等于 没有“是非”。一些中国人在专制社会久了，来到西方世界特别强调多元、宽容。 但是，在一个已有着多元和宽容的社会，更要强调是非和曲直，否则这个世界就会 丧失正义原则和道德规范。美国一位著名专栏作家曾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仅保障人们发表言论的自由，但不保障发表的言论不被批评。” 戴晴女士自视为知识分子，但她忘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操守。美国《时代》周刊 曾给知识分子界定这样的标准：“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对 现存社会的价值具有批判精神；他们是所在社会的良知。” 这个界定中，最重要的是“良知”两字。所谓良知，就是站在真实一边，站在人 民一边，站在被压迫、被摧残的弱者一边。而戴晴女士貌似独立、实际上完全站在 当政独裁者立场上的言谈和见解，哪一条体现了“良知”？ 知识分子成了劝架的 戴晴女士一向是很“独立”的。在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她就没有直接参加到人民 抗议专制政权的行列中，而是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充当政府与学生之间的“ 协调人”。她至今还为学生们不听她的“协调”而耿耿于怀：“我在北京多孤立呀 ！五月十九日，学生点了八个人的名，愿意听他们的意见，我是其中之一。但其余 七人（严家其、包遵信、李大同等）都拒绝与我去劝学生撤退广场。我势单力薄， 便找了老干部李锐和今天被称为知识分子败类的何新，在张郎郎家劝熊焱，但就是 不听。”（同上，引自金钟采访） 戴晴女士对“协调”的角色一直很热衷。来到海外後，还利用她和中共高层的密 切关系给参加过民运的人通融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帮其顺利回国。（方苏：“一 个民运‘边缘人’回国的待遇”，《九十年代》，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 一个自视为知识分子的人，面对人民对暴政的挑战，不是明确地站在民众一边已 是怯懦或愚昧，还要以扮演“协调”角色为荣，这样做简直是对知识分子称谓的亵 渎。 但戴晴的这种思路并不“孤立”。八九民运後，原陈子明、王军涛主办的“北京 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秘书长，被誉为青年学者的闵琦先生也在海外发表文章抱 怨：当时我们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在学生与政府之间劝架，“孰料，六四镇压後，打 架的跑了，劝架的反成了替罪羊和阶下囚，岂不滑天下之大稽！”（《新闻自由导 报》，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日） 真正“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这些“知识精英”！在正义与邪恶之间，在人民与一 个独裁政府之间，他们竟扮演“劝架”的，还要为此炫耀，真正是不懂得什么是耻 辱了！在这种水平的知识分子的“协调”下，中共的专制怎么可能结束？在这种“ 知识精英”的引导下，中国又怎么可能会产生真正的民主制度？ 是持不同政见者吗？ 戴晴于“六四”後被中共关押过，于是一些浅薄的西方学者即冠她为“持不同政 见者”。但稍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官方关押过，并不等于是持不同 政见。像邓小平本人也被中国共产党打倒过三次并关押，但他从来都不是“持不同 政见者”。 西方学者的浅薄在于，他们没有认真去看戴晴女士的“政见”。例如，戴晴不仅 赞同江泽民的所谓“断然措施”，还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我不认为‘ 八九’是一个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打乱了、并且阻碍了邓小平原来的 经济改革设想。幸亏邓小平是一个出色的改革家，虽然发生这么大的社会动乱、政 治动乱，但他还是坚持把他的经济改革维持下去了。所以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我觉得今天的繁荣不是虚假的。” 戴晴还以反问的口气说，“你现在能不能找到一个除了共产党之外的一个别的力 量能够在中国维持这个巨大的变革当中的社会稳定？……你现在除了邓小平之外， 你找不找得到谁，能有那么大的威力，能够以他自己的专制来尽量结束中国的专制 统治？” 戴晴女士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政治见解与中共官方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天下就要大乱”的意识形态有什么不 同？“不同政见”在哪里？她居然还导出“用专制结束专制”的荒唐逻辑。现在连 邓小平都一再声称已退休以避“垂帘听政”的独裁之嫌，而戴晴竟理直气壮地支持 邓的专制，胆量超过邓小平，也真令人刮目。 不仅在“六四”这样重大的事件上戴晴女士附和官方的说辞，在“席扬事件”上 戴晴也“与众不同”地与中共“政见一致”。香港《明报》记者席扬在北京金融界 探听到大陆银行存款利率将变动的消息，发回报馆以新闻刊出。结果中共以此拘捕 ，并用秘密审判的方式，以“窃取情报”罪名判处十二年徒刑。香港的十二家报纸 、包括一向亲中共的《大公报》都对此发表社论，为席扬案叫冤。世界保护记者协 会和国际记者联盟都同声谴责中共践踏新闻自由。但戴晴女士却撰文说，以她曾在 中共“军事情报部门服务一年半的”经验推理，席扬有可能暗中为北京情治机构服 务，中共如此判重刑是执“家法”。（戴晴：“席扬为何获罪？”《开放》，一九 九四年五月号） 戴晴曾做过记者，应该知道新闻的生命在于事实，不能把推理演绎当做真实，更 不能当做法律依据。戴晴不替自己的记者同行说话，还用猜想假设对席扬落井下石 ，她的做人、做记者的道义与良知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戴晴又是中共的“相同 政见者”。 戴晴毫不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身份负责的信口开河并非偶 然。在美国中西部大学为中国留学生演讲时，当学生认真地请教她怎样看待不受中 共领馆操纵的“全美学自联”时，戴晴随口而出：“不就是几个人见机行事，往头 上绑一个布条儿，端着盒子满街跑，收了钱装自己腰包吗？”（《新闻自由导报》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两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与统治者政见如此一致的人，竟被称为也自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 不是荒唐吗？但是，戴晴现象并不孤立，她代表了一批人，即在中国近十余年来出 现的所谓“改革派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站在那个专制政权对立面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 特点，正如李盐、扬人两位先生在“知识分子的劣迹”一文（《中国之春》，一九 九二年三月号）中所概括的，是“两栖性”：一方面他们是支持并参与在共产党体 制内改革的所谓“改革精英”；一方面又是那个政权中的利益获得者。他们是文化 人，又超越了文化人充当政府顾问、智囊。他们从事官方的政治，又频频以学者专 家身份出国讲学访问。在十年改革中，他们既在国际社会获得了与共产党内保守派 斗争的荣誉，又获得了在那个政权中的种种特权。他们从来都没有从根本上与共产 党有“不同政见”，从来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过共产政权，从来都没有像魏京生那 样直面挑战邓小平的专制。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那个制度中得势受宠。李盐、扬 人先生对此现象有精辟阐述：“在共产党专制下没有一次反抗是没有惩罚的；没有 一种当权者默许的声名是清白的；没有一次当权者的奖赏不是以卑鄙为代价的。” “六四”事件後，一些“改革精英”因赵紫阳的倒台而遭到整肃或被迫逃亡。但 他们并不是像魏京生那样因为否定共产专制而遭到迫害，而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那 个党内派别在权力斗争中败北了，害怕遭到党内胜利者的清算而被迫逃亡、叛逆的 。他们为“主人”痛苦，更为自己失去昔日的辉煌与显赫而痛苦。 随机应变“各种角色” 了解了这些，人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如此盼望赵紫阳东山再起， 主张“体制内”改革，主张“新权威主义”，以至主张“开明君主”，为什么他们 之中的有些人会不约而同地否定八九民运。因为这场民主运动打断了他们得以自由 “两栖”的政治环境。他们那么渴望恢复到当年体制内改革的政治局面，因为在开 明专制中他们才能得到最大的个人利益。他们为十年改革辩护，实际上是为自己的 过去和将来辩护。这些人的“角色”在骨子里与“持不同政见者”是两回事。 但“六四”来了，他们被迫逃亡海外，于是摇身一变，成了“民运精英”，被西 方认为是和学生市民并肩挑战共产专制的英雄，而他们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份光 荣。而这些人比学生有更多的余地去随机变换各种“角色”：如果共产党在中国垮 台，建立一个俄罗斯和东欧式的民主政权，他们就会以反抗共产党的“民运英雄” 身份回国接收政权，指点江山；如果共产党不垮，党内改革派得势，他们更是求之 不得，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去与当年的“主人”举杯同贺，重操旧业；即使天下一 切不变，他们还可以像戴晴那样以诋毁、嘲骂八九民运和海外民主运动，或像有些 人那样，向中共当局“表白”自己与民运划清界限，来获得邓小平们的“不计前嫌 ”，以顺利回国。更令人瞠目的是，他们中有人居然还有胆量嘲笑那些因不向中共 低头而无法回国、只想扮演一种角色的人，并为自己“左右逢源”、两头利益都得 、两个角色都扮演得成功而公开得意，炫耀无耻。 “六四”後是良心问题 当然，改革派知识分子在十年改革中对中国的进步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当时很多 人也象他们一样对邓小平的改革充满幻想，希望能通过体制内改革结束专制。但“ 六四”枪声已经证明邓小平在政治理念上和对人民的残忍上是与毛泽东一样的，改 革前後共产党的性质并没变。 “六四”屠杀已成为一个分水岭，在它之前，对于共产党，人们是认识问题；在 它之後，则是良心问题。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罪孽，作为记者的戴晴女士是相当了解的，她在哥伦比亚大学 演讲时说，“共产党对新闻自由的迫害根本不是从四九年才开始的，早在延安办《 解放日报》时就开始整肃并枪杀不同意见者。”她在讲话中十分蔑视香港左派知识 分子目前的亲共倾向，她说，“等哪一天中共收拾到他们头上，他们才会知道厉害 ，才会老实。”作为被西方记者称为“红色公主”的叶剑英养女，戴晴对中共高干 子弟的腐败的了解远甚于普通民众。对这种腐败，她在哥大的演讲中曾用大段时间 介绍并抨击，同时承认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她在接受《开放》记者采访时还曾 说，“我是搞历史调查的，自认我知道的不比任何人少，判断也不在任何人之下… …”（引文同上）但这样一个对共产党有相当认识的人，还反复强调只有共产党才 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人很难相信她的言谈是出自糊涂愚昧。 而且，戴晴女士曾写出过三篇赞赏知识分子面对共产专制而保持尊严、气节的人 物传记：《梁漱溟与毛泽东》、《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储安平与党天下》。她 对知识分子应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有清晰认识的。这就更让人对戴晴目前损害知识分 子形象的言行无法理解。相当一部分赞赏中共体制内改革的人，是由于对共产制度 的罪恶不够了解，和对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缺乏思考。而戴晴在这两个问题 上都很清楚。这种明白什么是“是非”，却硬要按着“非”去做，比因糊涂愚昧而 为更不可原谅！ 好妻子与妓女 戴晴等人愿意扮演哪种角色，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像中共驻美使馆官员，像中共 御用文人袁木、何新等，人们可以批评他们愚昧无耻，但他们就是那种角色。 但戴晴“与众不同”，她被西方媒体誉为“持不同政见者”，“异议记者”，还 获得“国际报业发行人联盟”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当时戴晴女士对是否到捷克 领这个奖是犹豫的，因为“自由金笔奖”的宗旨写得很清楚，是奖给勇敢反抗暴政 者，而且是第一次奖给中国人。但戴晴女士最後还是去领了奖牌和奖金。（《百姓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後来，戴晴又获得设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里的“ 自由论坛”奖金。 今天，戴晴女士在北京的寓所，花着“反抗暴政奖”的奖金，却替邓小平的专制 辩护，不知心理是怎么平衡的。 一个人如果兼任了两个完全对立的“角色”，是无法被社会接受的。 例如，一个人白天领了“好妻子奖”，是不可以晚上又出去做妓女的。妓女的行 为不仅是对“好妻子奖”的莫大讽刺，更重要的是它构成对好妻子行为的否定、对 好妻子标准的破坏。与此同时，它也破坏了妓女的行为惯例，因为妓女出卖自己的 肉体时是不装模做样宣称自己是良家妇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妓女还是诚实的， 按规矩办事的。 如果领取了“好妻子奖”，再去做妓女，不仅是对那些追求做好妻子的人们的伤 害，连妓女们也会有意见，因为这“不公平”。例如，北京的徐惟成、袁木、何新 等就会抱怨：咱们政见都一样，怎么我们遭人骂、被人谴责，而你却被称誉，还能 领取自由世界的奖金呢？ 成为苦难的代言人 一个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不会角色混乱的。当大多数人民在专制社会无 法发出声音的时候，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清楚地站在执政者的对立面，发出批评的声 音、抗议的声音和挑战的声音；当被压迫者和统治者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持不 同政见者应该首先谴责统治者的行为，并向人民传递出不屈服的信息。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在统治者的框架内思考问题的。当面对是非与功利 抉择的时候，知识分子只能舍功利而求是非，保持人格和尊严；当统治者的权力、 显赫和辉煌召唤的时候，知识分子更看重独立的精神价值，他们追求的是成为人民 的良心，是坚定地站在被压制、被迫害的弱者一边，成为苦难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