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中国理性的觉醒 ——“六四”的理性与非理性 严忱 “六四”已经五年了。对中国“八九”民运进行全面的历史审视，五年的时间跨 度显然是不够的。然而作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一次空前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 加上在当时西方传媒覆盖下对整个世界的震慑力，“八九”民运不仅是中国政治史 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已成为世界民主运动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此，五年来， 无论中国政局和世界大势发生什么变化，西方舆论和海外民运人士都一直不停地从 多个不同角度对“六四”进行总结、评判、反思。 在大量的反思文字中，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六四”到底是否理性，“六四” 是开创了中国现代史的新阶段还是将中国推向了专制的深渊？无须讳言，对“六四 ”持批评态度甚至彻底否定的文字常见于报端。今天笔者仍然记得九二年《民主中 国》第九期一篇文章对“六四”的严厉指责，将“八九”民运归结为“无理性”、 “非民主”、“暴民运动”。该文将这一运动描述为“一次满帆而无锚的航行(甚至 没有舵)，在情绪的风暴裹挟下盲目地疾驶，直到覆灭。”。结论是“无理性——‘ 六四之源’”。这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字。实际上，在多种责难“八九”民运的 声音中，无论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本否定突发性、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还 是以“六四”短期后果作为尺度对整个运动作价值否定，其一共同的特点便是祭起 “理性”的大旗，批评“八九”民运的“非理性”或“无理性”。由于事关理性， 笔者以为有必要对“理性”本身进行一番“理性”的审视，然后再对“六四”和“ 理性”作进一步思考。 理性的双重意涵 理性英文为Reason，法文为Raisan，其哲学含义源于希腊哲学的“逻各斯”(Log os)，有终极原因或“第一原理”之意。自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从笛卡尔后将理 性解释为合乎自然，合乎人性，更以这一尺度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标准以来， 理性(Reason)与合理性(Rationality)二词意义逐渐叠合，但整体看来，二者仍似有 十分不同的涵义，理性侧重于指以某种价值或原则认识世界、审视世界的态度，而 合理性则指某种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合理权衡，即以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来达成某 项特定的目的，便是合理性的(Rational)，反之则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 由于理性与合理性二重意涵的叠合，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因时对西方理 性潮流作了精辟的分解。他将上述两种意义的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两个互 为区别的概念。价值理性预设对某种终极价值或目的的信奉，而目的理性则根据手 段能否达到目的而对目的作可能的调整，并不固执于终极目的或既定价值期待。从 前者出发，执着于终极价值，就有可能作出不利于短期目的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从 目的理性层面看来，即是一种非理性的。从后者出发，强调某一行动的具体目的， 就有可能背离终极价值，作出迎合短期目的的权宜之计，而这以价值理性来衡量， 同样是非理性的，甚而是反理性的。韦伯对理性的双重标准的分解是在分析西欧资 本主义的生成或发展中建立起来的，将这一理论架构引入对“六四”的反思，无疑 有助于对“八九”民运理性与否问题的澄清。 “六四”的理性与非理性 一九八九年发生于中国的“六四”运动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作为一场深刻的历史 运动，“六四”以民主作为其本质特征。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六四”是 以自发的、突发的形式出现的，自发的群众运动正是“六四”第二个基本特征。正 是由于这两个特征，使“六四”成为一个同时是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两个不同的意 义层面：在价值层面，它指向民主，因而是理性的，在目的层面，它不计运动直接 结果，因而是非理性的。 八九民运的出发点是要求中共加快经济改革，推行政治改革，进而加速中国民主 化进程，整个运动自始至终实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一直将同政府“ 对话”作为运动的最基本诉求。“六四”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它的价值正义性与 精神感召力。批评“六四”“无理性”的文字，如指责“八九”民运缺乏纲领、组 织，要求学生“见好就收”，无不出于上述韦伯理性概念的第二重意涵——目的理 性。无组织或无健全组织，无准备或无充分准备，无纲领或无系统纲领，无策略或 无应变策略，是所有自发群众运动的共同特征。用目的理性的术语作界定，自发运 动实际就是缺乏一套根据事态变化随时调节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控制机制。“八 九”民运从北京学生悼念胡耀邦，要求加快改革进程到大规模游行、要求同政府对 话、静坐、绝食，从单纯学生波及到知识分子、市民、工人，从北京蔓延至几乎中 国的所有大城市，在国际上掀起巨大声浪。运动的这一发展过程，不仅不为当时任 何参与者所能预料，恐怕也罕有清醒的“理性”旁观者在事前能够把握。同时，中 共对运动镇压之血腥惨烈也已远远超出了广大善良人的理性与良知。毫无疑问，用 目的理性来衡量，八九民运是“非理性”的，它不仅不能对对手的暴虐和凶残作充 分估计并采取相应对策，而且也未能把握运动自身的演化过程。“六四”是以自发 的方式出现的，因而在形式上是“非理性”的，这不仅是事实之必然，而且也是运 动的基本特征之一。 然而，“理性”的批评者们无意对“六四”作史实的考证，而是急于通过对“六 四”的“理性”反思，寻找中国民主建设的捷径。他们以事后的各种假设，来推论 “六四”成功的可能性，并以此作为根据要求当时的群众运动。将成功与否作为运 动的最后检验尺度，恰恰是功利主义在起作用。他们忘记了，要求一场自发的群众 运动具有严密的组织，统一的步伐，审时度势，运筹谋略的能力本身便是一种不理 性。在一个一党专制的集权主义国家里，一切合法的因而也是合理的手段均由专治 国家所垄断。国家不仅是秩序的代表也是理性的代表。从目的理性原则出发，任何 形式的(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同代表现存秩序的国家政府的对话、抗争都是非理性 的，因为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可资利用的手段与反对运动所希求的目的之 间是不成比例的。在这里，“六四”的“理性”责难者陷入了自身的逻辑僵局：要 求“八九”民运循理性的规定，然而客观上的中国又不存在利用“理性”方式的可 能，其结果自然是对包括民主运动在内的所有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否定。而以其形势 的“非理性”否定其内容的“理性”，或以其目的层面的“无理性”来否定其价值 层面的“理性”，在逻辑上则犯了偷梁换柱的错误。 “六四”作为一场本质上要求民主的运动，采取了自发的方式发生，在当时中国 的条件下，倒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根源。 伟大的理性的觉醒 中国是在西方的炮舰轰赶下跨入近代的。李泽厚先生将启蒙与救亡称作中国近代 史上的双重变奏。由于外敌入侵的压力和民族危机的激化，民族的救亡图存成为压 倒一切的中心，而更为根本的启蒙课题则一直未能完成。今天我们不妨将这里的启 蒙释读为“民主”。由于中国近代的特殊国情，民主在中国一直带有浓厚的民族主 义色彩。站在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立场上认识民主，民主必然被功利化， 而使民主的原则性、价值性淡化。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惯常强调民主的功利作用， 自觉不自觉地将民主看成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手段，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国 情特殊，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社会条件。这一倾向造成两个效果，一是将民主融化在 民族救亡之中，使民主最终为民族主义激流所淹没，一是给中国的专制政治留下了 合理性的理论根据。 为了早日重振中华帝国的昔日雄风，雪耻西方列强强加于我的一切近代大辱，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历史不仅没有按照西方近代的科学理性路线发展，使社会 从宗教、愚昧的魔咒中解脱出来(韦伯语)，而是一步步从意识形态专制、个人崇拜 走向全民造神运动的感情狂热，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如果说一 九七九年开始的拨乱反正的改革大潮是中国政治、经济的紧迫的现实要求所致的话 ，那么这一改革仍然限于功利层面。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是在十年改革基础之上 发生的，是在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前提下发生的。“无论政治的民主、经济的 活跃、学术的自由、气氛的宽松都达到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最好状态。”“所以，单 从效益原则看，假若不采用大规模运动的形式，审时度势地等待水到渠成，是可能 投入更少而见效更快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见《民主中国》九二年九期第七十一 页)。然而，此次的历史并没有按照功利的原则演进，“六四”是一次既非为了救亡 (反对外来侵略)，又非为了自救(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群众性的要求民主的运动，是 一次从文化大革命的宗教魔咒中解脱出来的群体意识的自我展现。“六四”预示中 国从此以后的历史，将脱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功利“理性”的模式，汇入世界的民 主作为目的、原则、价值的历史潮流。从这意义上讲，我们则可说“六四”是一次 伟大的理性的觉醒。 “六四”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既矛盾又统一的整体。理性的“六四”是实质的， 是价值层面的，非理性的“六四”是形式的，是功利层面的。正是由于功利层面的 非理性，才使得“六四”成为以民主作为基本价值的历史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上 价值理性的新的一页。“六四”将以民主作为其象征意义而永存。 “六四”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开创了深远的精神价值，它在中国现代史上，尤其是 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兆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降临。 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上深受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影响，近代的中西文化撞击 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化了这种文化心态。在无意识或潜意识层，他们习惯于将 中国置于中西对立的大背景下，以民族的整体利益的代表自居。这一传统为中国共 产党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文化基础，同时也使得中国的政治反对派难以产生。中共 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难以打破，近代国家赖以立足的社会多元的价值取向，在这种 大一统文化土壤中难以取得扎根之地。甚至在“六四”五年后的今天，体制外的政 治反对派仍难以摆脱这种一统文化心态的束缚。“六四”以悲剧结束不仅使中共政 权合法性丧失无遗，同时也使中国政治合法性资源向民间流失，为中国多党政治的 出现开辟了前景。“六四”后海外出现的民运组织已经兆示了这一时代的来临。 “六四”的价值理性的光芒，使中国大一统文化心态进一步打破，促进了中国社 会对多元价值的认同，为体制外反对运动建立了文化上的“合理”根源，同时“六 四”的非理性的运动形式，也使得“六四”后的有组织的民主运动成为必须和可能 。这正是“六四”的巨大现实主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