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墙】 一般民运，两般人物 龚小夏 算起来，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已经有二十年了。在这二十 年里，尽管经历了自一家街道工厂到哈佛大学的曲曲折折的过程，但是我在民运中 的角色却始终如一。从当初提着浆糊桶帮着帖大字报、刻钢板、开会时买菜做饭， 到今天开车接送、英文或广东话翻译，等等诸如此类，我一直是个打杂的角儿。就 不断有人找上门这点来看，似乎我这杂打得还挺不错。这期间我有幸得以结识了在 民运中大有名气或小有名气的种种人物。虽说因为近年来民运人士多如过江之鲫， 我功课又忙，难免漏掉了不少，但总的说来，由于占了波士顿的地利，我也总还算 是能认识个三、四成。因此，在读到人们分析民运中各个溜子的文章时，总感到有 那么点不够清楚的地方。一般来说，人们或是按照年龄层——五十年代的、文革的 、或八十年代的——或原来在国内的单位——赵紫阳的体改系统的、民主墙的、学 生运动的——或在海外打派仗时的联盟——民联的、民阵的、民联阵的——等等来 划分民运中的不同派系。但是，在我这个光管打杂的人眼里，事情却要简单得多。 民运里无非只有两类人：我信得过的和我信不过的。 自然人们会觉得我这种以个人好恶为主的择人标准着实有问题。不止一次有民运 人士批评我，说我感情用事，不懂得团结人，云云。不过，我不明白的是，我这么 个普通人有什么理由该去结交那些我瞅着不顺眼、觉着不舒服的人。事实上，普通 人总是以自身的好恶(当然也不排除自身的利益)为交朋友的出发点。除了想当领导 的人之外，大约谁也没有必要去巴结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更 是如此。 是什么样的人令人我觉得信得过或信不过呢？扳起指头认真想想，发觉既不是政 治信念，也不是年龄，更不是在国内时的单位或在国外时的派系所属，而是他们对 他人和对世界的态度，以及他们各自在民主运动中给自己设定的位置。 长期以来，我一直感到，在民运的活跃份子或头面人物中存在着两类截然不同的 人。这两种人在公开场合看起来大约没有什么不一样，特别是在他们表白起自己反 对一党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时，他们间的差异简直就看不出来。然而，一涉 及到具体问题，特别是在和普通人打交道时，他们之间的区别便昭然若揭了。 令我感触最深的现象之一，是这两种人在平日间为人行事上的鲜明对比。有一种 人，行动之间便拿出大人物的气势，对人颐指气使，一见之下——甚至连面还未见 到——便指令他人去为他做这样那样的服务。随从、秘书在他们处是钥匙串般必不 可少，万般无奈何时也得拉上一、两个临时的陪同，一副“治人者食于人”的姿态 。另一种人，则多是谦谦君子，甚至迂腐木讷，有事尽量自己动手，万不得已求人 时脸上也总是有那么几分尴尬表情，一副自觉对人不起的样子。形成这种差别的原 因，大约也不在于名气大小或经历多少，而在于自我感觉。记得有个过去实在没有 人听说过的学生领袖，在一次飞回波士顿时竟然分别让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博 士生各自开了自己的汽车到机场去迎接，当我们两人在机场碰面得知其中把戏时， 气了个发昏章第十一，从此便绝了此人出车的任何要求。而名气大者如刘宾雁，在 哈佛访问的一年间或是走路或是坐地铁，连上超级市场买菜也尽量不令他人操心， 虽说许多学生觉得他年纪稍许大了些而热心提供帮助。 推而究之，两类人的这种差别恐怕还是源于他们对普通人民的态度。前一类人虽 说学识上欠缺点，但名气却得自于或是在群众运动中敢于赤膊上阵，或是摊上个好 上司、好父亲、好丈人因而有了好机会，只不过八九年一下没弄明白栽到民运里来 了，别无选择地也只好将就吃这碗饭。对于他们来说，普通人民不过是用来前呼后 拥围绕他们的点缀，平日可以使由之，而必要时却可以牺牲之。天安门广场的一个 学生领袖在八九年五月底的一次采访中强调天安门必须流血，而自己却事到临头溜 之大吉的态度，可以说是典型之一。另一位自称是赵紫阳决策班子里的重要成员的 先生，初见之下，脸上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令人敬畏的笑容。谈话间，神神秘秘地 透露，八六年中国经济出现问题时，他曾经建议赵紫阳出兵打印度，以转移国内危 机。听过之后，我顿感毛骨悚然，日后再不敢领教。如果他不是在吹牛的话，不知 这位老兄当初心里是否闪过一点关于中印两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念头？又如，在一期 《中国之春》上读到一位天安门领袖的日记，自述其跑到美国国会门前故伎重演， 又抗议又绝食，反对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看到有留学生在同一地点发表与他不 同的意见，便大骂人家拿的是沾满天安门鲜血的绿卡，也不知道他自己手里的绿卡 或居留许可上沾的是什么。说到底，这些人大约是在天安门的日子里养成了一呼百 应的习惯，这次却即使赤膊上阵也没有人跟着上阵，因此耐不住要焦躁一番而已。 相形之下，另一种人对世界却多少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若 是凭着自己的本事，本来足可以在现政权下弄个一官半职，至少个人前途家业不会 有太大问题。不过或是因为直言获罪，多少年来被共产党整得不亦乐乎，或是多年 生活于民众之中，着实希望拯民于水火，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才投身进了民运。他 们本来的目的，无非也就是想为别人做点什么，所以大概也就不太有那种对他人的 支配欲。至于在民运中，人民能够跟随或加入固然可喜可贺，而若是人民屈服于政 府的淫威，并且将这民运和民运人士撂在一边忘了个干干净净，在这类人看来却也 无须大惊小怪，怨天尤人。因为他们知道对于普通人来说，生计实在是第一位的问 题。他们不要求人民为他们的政治信念牺牲，甚至也不要求人民为自己的利益牺牲 。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希望人民安居乐业，他们和他们的民主运动也才有存在的 必要。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日在法庭甚至断头台上宣称“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固然 没有问题是英勇壮烈之举，但其中无可奈何的孤独之情却也显而易见。 这两类不同的人在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之前，难得有碰在一起的机会。前一种人自 然是玩的去玩、捞的去捞，而后一种人中，最倒霉的依旧蹲监狱，次倒霉的被打击 批判开除，运道稍好的倒也趁改革之机混上了个一官半职，想借此发挥点作用。不 过，他们的那些个位置总是摇摇欲坠、朝不虑夕。天安门事件以后，这两批人都忽 啦一下被浪潮推到了海外民运中，令这其中发生了种种哭笑不得的变化。 在前一类人看来，民运无非是他们的垫脚石或敲门砖。年轻一些英文有望学好的 ，要用它来敲开西方社会的阿里巴巴宝库，年长一些而英文又差了点的，敲的对象 则是台湾的国民党。自然还有一些胸怀更庞大计划的，要等待时机敲开北京的中南 海。这并非取笑之谈。据说一次在法国某部长宴请民运人士的餐桌上，一位从天安 门出来的民运领袖便信誓旦旦地宣称不久后他将在中南海回席。因此，在民运内部 ，他们争名声争座次争资源，美其名曰“政治运作”。在外部，他们则挑着人家爱 听的说，挑着新闻上好看的做，全然不顾中国的人民对他们的行径会有什么想法。 他们是来“玩”民运的，就跟他们以前“玩”过许多别的东西一样。这就苦了后一 类的民运人士了。这类人无论经过多少风雨见过多少世面，却毫无例外地总有那么 几分天真和书呆子劲儿。这是他们得以保持信仰的前提，却也是他们总在上述那种 “政治运作”面前被绊得鼻青脸肿的原因。以我对他们中多数人的了解，他们的本 事是耍笔杆子有余，拉山头搞宗派则不足；跑腿办事时热心有余，若要将事情办成 则往往谋略不足。这也难怪他们，当初他们含辛茹苦地干着民运时，谁会料到有一 天一类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人也会对他们当初那无名无利却有危险的事业感兴趣呢。 不幸的是，前一类人凭借他们的本事将海外民运弄成了他们横行无阻的世界。有 幸的是，老天虽无眼普通人民却有眼，因此，海外民运和“民运人士”的头衔在中 国的老百姓和海外广大的留学生中如今已经变得非但不再吃香反而——说得不客气 一点——令人大倒胃口了。因此，我对将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便也还充满信心：看来 普通人总是知好歹的。 结束本文前，忽然想前一段在国内的上层圈子里——文人也罢，政客也罢，甚至 清客也罢——中流传动辄便自诩有“贵族气”的派头，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冒出来 的。或许因为那些或有钱或有权或有名的人们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和平民百姓有个分 别的缘故吧。然而依我看开，有钱有权有名充其量不过给人带来一种权贵气。依据 俄国民粹主义传统，真正高贵的人们将自己看作是上苍赐予人民的礼物，将对他人 的给予和服务作为自己生命的全部目标。所以，民运中的两般人物，也许可以就此 分为权贵与高贵两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