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当今中国的变革 ·耶 人· 来美国这半年，我从朋友处找来《北京之春》等民运刊物，又去图书馆翻阅《人 民日报》等中共官方的报刊，整个的感觉是，海外中文报刊上所显示的中国的图景 ，和中国实际的图景对不上号。所以，我觉得，趁着出来的时间还不长，我有责任 把自己对中国现状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与长年流亡在外的同胞沟通。 一、改革的机制：从传媒说起 有人说，共产党起家乃至维持其统治，主要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 中共对传播媒介控制之严，几乎可以和它对军队的控制相比。从这个意义上说，八 九以后中国传播媒介的变化，是最为惊人的。 这种变化，在北京街头走走就可感觉出来：各种报摊、书摊，在繁华地区几乎到 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地步，大量蚕食着国营新华书店和邮局系统的控制网 络。举目四望，民宅中的卫星接收天线随处可见，对能听懂些英语的人来说，实在 不必再劳神听什么“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虽然表面上还象过去那样戒备森严，但 其“午夜热线直播”却一度风靡北京。听众可以一个电话打到演播室，对社会发牢 骚，电台对此完全是现场直播。有时人们很难想象，在“六四”后的政治高压下， 一位跑到中国做生意的海外华人(其实他刚从大陆出来几年)竟能在共产党控制的电 台中大侃美国社会的优越性。一位明显是因“六四”而入过监狱的人也一个电话打 到了演播室，试图就他的经历发发牢骚，虽然他的话一下子就被来自香港的特邀主 持人机警地岔开，但也足以让许多听众心领神会。“共产党怎么了？”一位幸灾乐 祸的朋友开玩笑地对我说，“怎么不控制？这不乱了套了？难道准备下台了吗？” 其实，中共并不糊涂，它已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应：它公布了繁杂的卫星天线管理 条例，控制卫星天线的生产与安装，制定了严密的安装卫星天线的申请制度，同时 发展有线电视，把观众从国外的频道中吸引过来，等等。对大肆风行的电台中的“ 热线直播”，也严加控制。目前真正名副其实的“热线直播”据说已不存在。但是 ，已经装上的卫星天线已相当之多，有些是老百姓自己装的，有些是单位作为一种 福利统一为职工装的，要把这些拆掉几乎不可能。各厂家已生产了那么多天线，自 然不愿全囤在手里，都在想办法把东西出手，有些单位也正在想各种名目申请安装 。而干脆不管那一套，私自安装的，更是大有人在。“热线直播”虽名存实亡，但 这种播音形式还是保留下来，讨论的内容相对于过去电台的节目而言，还是自由多 了。总之，进两步，退一步，大陆的传媒还是在走向开放。 所有这一切，显然不符合中共的愿望。但是这一切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是在政 治高压下发生的。大陆的传媒，在某些层面比八九年以前还自由，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呢？ 问题还是个“钱”字。中共手里没那么多钱，就控制不住自己的传媒。以报纸为 例，报纸是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其设制完全是按其官僚系 统的结构设制：从中央一级，到省、各部委，以及市等等。不同级别的官僚机构， 有不同级别的报纸。显然，这种结构，完全是为了贯彻其官僚集团的意志而设制的 ，与市场需求毫无关系。改革以后，政府(或党)手中控制的资源在比例上越来越少 ，能够给各报社的钱也越来越少，而各单位自主权越来越大，过去必订的一些党报 现在不订了。报纸的订户锐减，地方党报能卖几万份已相当不错了。而同时，与人 口和官僚机构的膨胀同步，报社内的人员严重超编，这些人要工资、奖金、住房、 医疗等等，各报社早已不堪重负。中共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报纸这一意识形态的 宣传网络，必须大量追加投资，但这是它无力负担的。而取消这个宣传网络，肯定 伤了中共的元气，它决不甘心。两难之间，它默认第三种选择，放松控制，让各报 自谋生路，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报吃报”，而“靠报吃报”的最好办法 ，就是办“周末版”。 所谓“周末版”，是各报在完成其意识形态的宣传任务之余，在周末出一期号外 ，以娱乐性的内容为主，以吸引读者，扩大销量，赚回的钱，可以补充报社日见萎 缩的经费来源，解决职工的福利。这表面看起来，是个皆大欢喜的万全之策，但一 施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众所周知，在中国，政府完全垄断着报业，在没有 竞争的情况下，官方报纸要赚钱盈利并不困难。但是，由于官家的报纸只宣传中共 那套意识形态，千篇一律，形同政府文件，自然没人愿买，这是亏损的最根本原因 。现在让各报推出“周末版”之类的东西来赚钱，本身就是对原来报纸那种正统意 识形态功能的一个否定。“周末版”要赚钱，就必须卖出一定的份数。而要达到这 种赚钱的发行量，就必须登老百姓想看的东西，而不是政府想说的东西。在这个意 义上，“周末版”几乎可以说是四九年中共执政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商业性报纸。更 重要的是，如果想用这种商业性报纸的利润来养党报，那么这种商业性报纸的发行 量和社会影响力一定要大大超过党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这等于给中共意识形态的 宣传机器架空了。而事实上，由于商业报纸必须面临市场的严酷竞争，且有大量的 利润，而党报印一份赔一份，只要政治上交得了差即可，于是各报主要的精力都集 中在“周末版”的商业竞争之中，把好的编辑、记者调到周末版去，周末版的稿费 也随行看涨，吸引了不少知名的作家、学者。在周末版中，最具影响的《南方周末 》，一年半以前以每月一千元的起薪在全国公开招聘记者。而象王蒙、刘心武、周 国平、何怀宏等等这些不同年龄的学者、作家的名字，也纷纷出现在《南方周末》 这类报纸上。据笔者所知，一家娱乐性报纸付给一位名作家的稿费，标准达到了千 字五百元，而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价格。 报纸若靠周末版“发”了，那么，周末版，即商业性报纸就成了党报的衣食父母 。周末版登点党不愿看的东西，党就不能想管就管，因为这涉及到许多人的饭碗， 和党报本身的资金来源。停一家周末版，一家党报就难以为继。实在是不好下手。 当然，若走得太远，中共也完全有能力“杀鸡给猴看”。但问题是，猴子们越学越 乖巧，他知道你杀的是鸡，不是猴子，你至少不敢对我们猴子普遍地大动干戈。以 《南方周末》为例，它连续刊登关于文革、毛泽东、陈伯达等的回忆文章，不断揭 黑幕，报道社会的各种阴暗面，其影响力在全国的报纸中是数得着的。在北京“皇 帝眼皮底下”也是最抢手的。就是这么一家不甘心于打情骂俏的娱乐身份，试图成 为一家有独立声音的严肃报纸的“周末版”，至少现在仍然存活着，这本身就颇能 说明问题。 这两年，报刊的“周末版大战”，已成了社会上最为热门话题之一。中央电视台 和北京电视台对此在黄金时间都作了专题报道。在北京，市民热衷的是《南方周末 》、《北京青年报》、《工商时报》以及各种各样的周末版。除了最不正统的正统 报纸《北京晚报》外，正统的党报已开始退出市民的生活。而这些，在美国最好的 图书馆中的中文阅览室，也全然感受不到。半年前，在我还在国内时，就有消息称 ，除《人民日报》等几家有特殊地位的大报外，国家将取消对报纸的财政补贴。若 此政策一旦实施，报纸的商业化倾向将愈演愈烈。党性，将被淹没在钞票之中。 电台的情况也十分类似。面对财政危机，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电台， 把自己的播出时间分段承包。比如，把八点到九点的节目包给文艺部，把九点到十 点的节目包给专题部。然后，一分钱不给！各部利用现有设备，自己制作节目，提 高收视率，拉广告。因为收视率和广告直接相关，各部成员收入的好坏，以后是否 还买得起什么设备，都要看广告收入。而广告商是只认钱不问政治。一家广告公司 的经营人员公开在电视中说，在发行量相同的情况下，他们愿把广告给象《南方周 末》、《北京青年报》这类报纸。因为这些报是个人花钱买的。不象公费订的“大 报”，发行量虽高，真正看的人少。 从表面上看，“八九民运”期间，大陆传播媒介是最自由的。当时新闻界的那种 大反叛，当然是新闻界人士长期奋斗的一个结果，但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党内斗 争所导致的中央对传媒的失控，体制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六四” 之后，政治风向一变，传媒的局面很快就被中共重新收拾，复原如初。而近年来商 业报纸的出现，则是传媒体制变化的开始。这种变化的不可逆转性，甚至能抗住政 治的高压。现在的新闻自由虽然在表面上远比不上“八九民运”期间的新闻自由， 但基础却比那时深厚。打“擦边球”的“边”有时还变得宽了。随着这个“边”越 变越宽，新闻自由也将在不知不觉中向前推进。而这种局面，不是谁想收拾就收拾 得了的。 认真考查传媒的这种变化，对理解中国的改革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也是很 有帮助的。我个人以为，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知识分子在探索改革之路时，国家意 识太强，社会意识太弱，即过多地寄希望于统治者认识的转变。很多变革，是许多 复杂的历史机缘相互凑合、作用而成的。对这些现存机缘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 有意识地利用这些机缘，促成一些更积极的变化。反之，若总是埋头作方案，希望 政府采纳，一举解决社会的大部分问题，这事实上常常是于世无补的。比如，传媒 的最新近的变化就是如此，并没有哪个领导人采纳了谁的改革方案，也并没有多少 人是为了新闻自由的缘故去办周末版，只是国家负担不起支付给各报的庞大的财政 补贴，于是没路找路，有了“周末版”，于是“新闻走向市场”成了官方默认的改 革的口号。这种局面，至少为新闻自由提供了机会。这种变革的模式，也可以解释 许多中国的改革，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统治模式，造成了社会各个领域的低效率 和生产力下降。而这种低下的生产力，甚至无法维持一个现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更谈不上应付自然灾害、人口压力等外部的挑战，于是，在穷途末路之中，统治 者默认了一些社会中自发的、应付危机的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一旦奏效，就可 能被统治者接过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创造“改革者”的神话。比如农村改革，最 初的起源，是一些活不下去的农民，在“反正也是死”的绝境中，冒死订下契约， 搞起承包，此招奏效，便成了“改革”。这不过证明了一个在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机 制：尽管一个人信仰某种东西，并认定了一个远方的目标，但是，当他对眼前的利 益的考虑重于未来的目标时，他就可能为了马上能够得到的好处而做出违背自己信 仰的选择。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许多改革，实际上都违背了中共意识形态上的信 仰。这些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未必取决于某位开明领导人是否接受改革的思想， 而是因为这种改革，虽然可能违背了他的思想，却可以解决他的一些燃眉之急。 二、腐败：“非正当的私有化”？ 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为丑恶、民愤最大的现象，也是国内外人士谴责最多的 现象。不过，谴责腐败是很容易的，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认识腐败在这个社会中 的功能。 当今中国的腐败，不仅仅是官僚的腐败、党内的腐败，而是全社会的腐败。贪官 污吏不用说，不行贿送礼，你就可能装不上电话，找不到好医生给你看病，孩子在 学校里甚至也可能受刁难。很少有人不身受腐败的折磨，但也很少有人不从腐败中 受益。一方面，你的生活被腐败团团围住，使你蒙受羞辱、挫折，活得人不象人； 但另一方面，腐败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得如此之深，一切都在被腐败所驱动， 乃至你觉得，腐败简直已变成了社会的动力，离开腐败，社会仿佛马上会停止运转 。 那么，抛开道德层面的问题，让我们考查一下，这种腐败，是怎样参与当今社会 的运作的，其可能的后果又是什么。 首先，腐败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形式。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的 分配形式是统一的、完全被中央所控制的，如二十二级干部制，八级工制等等。社 会财富严格按这套制度进行分配，很少有人能例外。过去的大学毕业生，五十六元 的月薪，订得死死的，甚至二三十年不变，挣外快的机会几乎没有。在这个统一而 又严格的等级分配制度中，个人完全是被动的。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僵化的社会 财富的分配形式，使个人有机会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进行竞争，刺激个人的创造力 ，进而为整个社会注入活力。但是，这种改革，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中 进行的，社会资源仍为国家控制，如原材料、工厂、服务系统等等，个人经营的空 间是很少的。当年北京前门的大碗茶买卖，固然靠几个失业的知青，若干茶叶和白 开水就可开张，但若再往前走几步，扩大若干经营项目，马上面临缺乏足够的资源 的问题。国家控制着从粮食供应、原材料交易及日用品销售等系统所有环节，个人 到哪里去进货？到哪里以公道的价格进货？这些都是问题。而中国的改革，一开始 就是在意识形态(如“四个坚持”)的严重束缚中展开的，从来不存在象“私有化” 这种明确的目标，以及向这种目标过渡的一系列理性的程序。或者说，这种改革， 是由一系列应付具体危机的权宜之计组成的。这种权宜之计，一言以蔽之，就是“ 搞活”。“搞活”是什么，这两个字所传达的信息，即使从纯粹语言的角度上，也 是不清晰的。但是，这两个字默认了许多已经发生的事实。比如，把国家控制的资 源，转移给个人经营。因为没有“私有化”等理性的目标和程序，这种转移的过程 中，就产生了腐败。即社会上上下下，每个人利用自己既有的地位和权力，共同瓜 分国家财产，把国家控制的资源，转移到个人手中。一名掌握钢材的官员，把钢材 卖给私人企业，从中收取大量贿赂，私有企业有了运转的可能，而这位官员把大量 国家财产转入自己的名下。久而久之，大家都精熟此道。私人企业对于行贿、送礼 ，如纳税一般的熟悉。通过行贿，私人企业不仅得到了资源和庇护，甚至可以公开 偷税漏税。国家贯彻其政策、收取税金的能力越来越低，中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受到了极大的腐蚀。 这种腐败，即通过地下渠道，把国家财产转移给个人，是在承认现有秩序但又不 遵守现有秩序的情况下发生的。我把它称为“非正当的私有化过程”。这种“非正 当的私有化”，实际上是这个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分赃。所谓“太子党”的 出现，就是这一大分赃的具体体现。中共元老，希望把自己的权力父子相传，于是 政界出现了太子党。但是，各元老大多不只一个孩子，中国又无“长子继承权”的 传统，政界安插不下，或不愿挤在从政这条窄路上的“太子”们，纷纷“下海”， 通过出售老子的权力，瓜分国家财产。这个过程，打个比方，颇象汉高祖削藩。当 年汉高祖惧怕各诸侯坐大，又无力与诸侯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于是规定各诸侯的 每个儿子而非一个儿子，都有权继承父亲的权力和财产。于是，每个诸侯一死，其 领地就被几个儿子瓜分一次，几代下来，过去庞大的诸侯国变为了一大堆四分五裂 的小领地，再也不具备当年的威力。如今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也以类似的方式被分 割。几个“太子”共同世袭老子的权力，但老子一死，谁也不具有老子的权威。老 子在位时，政治、经济大权独揽，国家对社会全面控制。经过这样一番瓜分，这种 全盘的控制开始瓦解。这种现象，不仅在上层、中层，下层也莫不如此。科长的儿 子，照样可以沾老子的光而分得一杯羹。政治商业化了，权力可以公开拍卖了。当 社会中生成的财富，多到足以买下大部分权力时，权力的含义也开始变化了。 问题是，在这一“非正当的私有化”中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有把自己的既 得利益“正当化”的意愿呢？我想是可能有的。第一，虽然众“太子”都仗老子的 权力分赃，但老子一死，局面便开始逆转。老子消失的时间越长，“太子”们就越 少地能够借助政治权力继续分赃，越多地运用经济手段经营自己的赃物；第二，政 治上风云变幻，无论老子生前还是身后失势，“太子们”的赃物就可能变成腐败的 罪证，倒霉的“太子”就一下子变成了新权贵为平民愤而抓来“祭旗”的理想人选 ，就是邓小平的儿女，也未必晚上睡觉不做恶梦。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这 些既得利益者，通过缴纳较高的税金等手段，换取国家的保护，使其既得利益合法 化。进而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纳税换得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对国家 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国家的财政问题日益严重，对“权益之计”容易接受，即 使他不喜欢私有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与当权者有深厚、复杂的裙 带关系，有足够的渠道达成共识。其实不仅是几个太子党，所有私人企业，个体户 等等，在确认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的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可以结成广泛的 社会联盟。 以上所描述的，不是什么预测，也不是什么改革方案的设计，只是一种我个人认 为存在的可能性。我提出这种可能性，是因为这是一个多方可都获益的游戏。而凑 合成这种可能性的各种机缘，在现实中也都存在。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对于 我们充分利用历史提供的机会，也许是有益的。从“太子党”到个体户，都属于既 得利益者，他们通过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手段“发”了，但拿钱的手都在发抖，都有 一种“妾身未分明”的感觉，有可能愿意通过纳税换来稳着感，以后踏踏实实地做 生意。这种把“非正当”的私有化给“正当化”的过程，可能是肮脏的。但对中国 ，却可能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