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节选 【编者按】《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九四年三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 书分为六章：一、不要干预中国；二：八亿农民——中国的活火山；三、中国青年 知识分子——孤独的民主斗士；四、中国的干部问题；五、中国未来几年可预见的 社会治理方案；六、中国与国际社会。这里选登的，是“出版说明”、第三章关于 八九民运和知识分子、第五章关于毛泽东、邓小平及政治经济改革的部分论述。 出版说明 L.洛伊宁格尔博士(1953·8— )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八十 年代起，洛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国情和国家政治结构的专著。他的观点和 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评述，对西欧各派政治力量的对华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 为是欧共体东方政策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是作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最重要著述。书中力图从研究 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和中国社会自然发展过程出发，找出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 结构的合理性，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和矛盾的具体演变形式作出描述。以“第 三只眼睛”相标榜，意味着作者既不愿重复中国人自己的立场，又竭力与西方仇视 中国的传统观点有所区别，从而客观地提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带有规律性的总结。 书中以相当大的篇幅探讨了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反右派运动 、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发动者的善良动机作出了不 同于我们的结论，但是仍表现出作者力求公正的立场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书中对中国社会一再发生的青年风潮也作出了独特的见解。 书中的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苟同的，如对中国的农民问题和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 ，作者的观点都带有悲观倾向。好在洛氏在他以后的一些著作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 部分更正，我们将陆续把这些著作介绍给我国读者。 王山 一九九三年十月 …… 第三章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孤独的民主斗士 …… 四、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旧式民主运动的终结 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会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上曾一再发生 错误。最近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九年春季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而发生的北京 学生风潮。西方政治家们曾对这次风潮寄予了很大期望，并且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主 义阵营国家连锁性崩溃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 这种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各民主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这种学生风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不间歇的骚动过程中的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件， 它的唯一功用是社会某种郁结的情绪的集体性释放。在一九七九年以后的十年中， 类似的风潮已发生过多起，并有逐步过渡到社会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脉动式风潮的可 能。如果这种风潮的针对标能够摆脱偏激而趋向具体，而政府在处理时亦不偏重政 治性判定，那么无损大局的请愿活动或示威游行应是暴露矛盾解释分歧的一种正常 而健康的社会方式。 习惯于思想统一秩序平静的中国政府很难宽容大度地接受这种公开的抗议式行为 ，这是容易理解的。社会成份复杂、矛盾趋向冲突尖锐以及公众普遍缺乏法制观念 ，这些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风潮都有酿成规模巨大的社会 动乱的可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发生了洛杉矶事件。中国政府在这次风潮初 起时的紧张、僵硬以及因为急于平定风潮而发生的应对失误应看作是情有可原的。 事实上它从未有过更好的不遗留问题的处理游行示威活动的经验，即使如此，事情 总是能够平息。 但是西方的参与却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延续较长、规模和影响扩大以及 对抗形式的爆炸性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国 家直接插手中国社会的民主风潮，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与西方社会的愿望正相 背离的，最大限度地释放情绪和能，最勇敢地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盲目、 无目的、无助益，加之政府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终于选定更现代的解决方式——武 力驱散方法以平息无明确意义的情绪骚动(比之思想恐怖政治歧视方法，武装驱散是 文明程度较高的专政措施)。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包括官方和民众在内的社会整 体迅速进入了一个厌恶政治怯于对抗的高度冷静状态。这种冷静状态将持续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从而形成一段社会情绪松弛、对抗和缓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权在这 个空白期内采取更宽松的政治措施，并且在经济指导方针上不发生重大失误，那么 空白期将无限止的延长，可能使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不再把政治冲突作 为社会的主题。 因此，一九八九年北京事件可能成为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不断发生的旧式民主运 动的最后终结。 西方现代社会学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学说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方 式，但是它们同时又都强调革命的客观条件的重要性，革命必须是社会的一种迫切 需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会运动形式。人为制造 的革命不仅显得不自然、缺乏底气，而且常常是既对社会又对革命力量自身造成破 坏。 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的瓦解或许具有革命的某些特点，在中国，社会从来 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的社会对共产党政权的基 本要求仍然是经济管制的逐步放松和政治管制的适度加强。这个社会强烈要求安全 与稳定，为此它宁可牺牲一些显而易见的革命目标。如对共产党官吏中的腐败行为 ，社会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和原谅。因此，以为一场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革 命正在到来，这肯定是判断上的重大失误；而支持一场貌似革命的骚动并使之扩展 成为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社会动荡，则是一个低级鲁莽的错误。这就如同在一 个处女的肚子破腹取胎一样，这是现代检验技术和全体医生的羞辱。 关于西方失败，德国记者贝克·布劳采恩认为：“只是在事件过去一年以后，西 方人才惊异地发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人正在设法利用西方。他们不在乎运动的 终结目的而只关注运动本身，因而当他们描绘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的虚幻情景时， 他们实际是在极力鼓动西方的卷入，以壮大他们孤立弱小反抗的阵营。这是一些较 少尊严感更乏政治经验的青年的反叛，但更富经验的西方各国却几乎同时被他们拖 入了一场错误。” 布劳采恩的意见代表了事件过后西方的公众的一般情绪。他们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似乎在一场中世纪式的拉拢盟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游戏中，他们仅仅充当了被利 用者的角色。 旧式民主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以争取实现政治民主为口号为目的，但是因为不具 备相应的条件，所以绝对不会通过运动达到民主政治的结果。它甚至不是渐变过程 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而纯粹是社会潜伏的情绪的一次无奈的释放和爆发。之所 以把这种间歇的民主搏动称为旧式的运动，还不在于它的组织形式散乱和领导核心 是否健全，而在于它在反对掉旧模式以后无意或根本不能建立起一个有别于旧模式 的新模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尚未提出过对新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这个模式 的框架及边界都无法确定。因此，即使一个政权在社会风潮中倒台，象许多第三世 界国家曾经有过的类似革命一样(这类革命常辅之以兵变；否则极少可能成功)，新 政权仍要在旧模式规定的格局中建立秩序。“革命”中可以获得满足，但绝不会获 得发展。 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几乎成了旧式民主运动发生最频繁的国家。当一九五七 年知识分子集团向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展开攻击时，这种运动就已经开始了。一 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北京的清明节事件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 四人帮”示威，都是这种运动激烈爆发的表现。而一九七八年西单墙事件之后，北 京和上海的学潮几乎每两年就爆发一次。 这些民主运动的规模、影响和组织都远远超过了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其中， 文化革命是中共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在运动的初始阶段毛就挥动 权力把国家各级政权和官僚体系统统击垮了，从而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了他发动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摧毁旧式官僚政权模式而建立起一种臆想的民主政治(或许是巴黎 公社式的委员平等投票制)。但是结果是可悲的，毛在打倒旧政府以后根本看不清新 政权的影子。中国社会并没有在这场乱糟糟的民主鼓噪中获得丝毫发展。相反，极 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帮团一旦控制了政权立即就变了脸，成为一群绝不给民众任何 民主权力的独裁者。人民在一场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无序、无理和压迫。 ……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以胡耀邦的去世为发端，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个 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个事件所包含的大部分社会内容。在胡的身上，至少集 中了这样四种社会情结： 1、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大规模平反历史积压的冤假错案的力倡者和主要实施者。 被解救者中有一些共产党老战士，但更多的是大批长期受压制的知识分子。在这些 人心目中，胡不仅是一个清正廉明的官吏，而且是以毛泽东时代的对立物形象出现 的。 2、胡在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力倡思想解放，疾呼要为文化和思想的活跃创 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并且对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的自由化倾向采取了前所未有 的宽容态度。这虽然使他在老干部中树立了政敌，但在自由奔放的大中学生心目中 ，他却成了一个思想解放和开明政治的保障者。 3、胡在担任中共纪律委员会书记期间及以后，曾热情地呼吁坚决清除共产党内的 腐败现象。他极其严厉地对其中一两起恶劣的案件进行了公开查处。在社会中造成 轰动影响的是发生在杭州的“两熊案件”和发生在上海的“两公子案件”。这两起 案件的共同之处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权势欺凌和奸淫普通民家少女。胡耀邦和社 会公众一样对此怒不可遏。他命令党的报纸对此类案件公开披露并予以追踪报道， 以显示党的清除腐败的决心和能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文革后重新复出并执掌重权 的老干部们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害，但却得到了社会公众的热烈支持。 当然，胡的这种作法无异于把社会现实的阶层矛盾，即干部和权力与普通民众之 间的深刻矛盾揭示于众。这样做的结果是诱发了民众对政权的不信任情绪(另一说法 是损害了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得罪了老干部。但是在这种现实的社会矛盾面前， 胡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民众的一边。 4、胡耀邦的有偏激之嫌的行为和思想明显有悖于邓小平竭力要维持的团结稳定大 局(但是并不悖于邓的改革路线)，许多老干部将自己被逼迫退休并交出权力后的愤 怒发泄到胡的身上。充斥着激愤情绪和骂人字句的告状信，不断飞到邓小平的办公 桌上。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无意放纵既损害了党的领导作用又危害到社 会统治思想的纯洁和统一。胡自请免去党的总书记职务的内幕尚不为人知，但是肯 定与一九八七年前后的自由思潮有关。胡的免职，在政治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使 他成了一位被冤屈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他则成了邓小平及其改革路线的 反对者。 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经济改革与旧经济体制发生 冲突形成市场和计划双轨并存的混乱；政治改革又与原有的利益集团发生摩擦和对 抗。多种矛盾混交叠存，本来是推行逐步改革战略过程中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 ，符合以小乱释放大乱的邓小平的工作原则。它的危险性在于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 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成为改革的不满者和受害者(意识上的和感觉上的)。这 种战略的胜机其实也是很大的，能够小步前进必须也能够小步退缩，不至于陷入生 产率只能进不能退的绝境；更主要的是，社会各阶层又几乎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真 正受到损害的是军队集团，为了发展经济而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军费。但是在危急时 刻军队又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邓的一边，这是令人费解的。) 邓及其同事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是社会道德体系会发生严重危机。无孔不入的商品 行为不仅对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而且对它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已经习惯 于按旧秩序生活和思考的社会公众面对这种冲击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 ；而权力的大面积交接更替又使得权力被滥用以及用权力谋取利益现象普遍发生， 机会因为权力而不均等的社会现实突然显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又极大地诱发了民众 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忌恨，对社会前途的沮丧、忧虑和恐慌。 如果这时社会经济运转情况正常，上述危机也许会悄悄地渡过去。但是，由于对 经济超速增长的追求引发了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物价飞升的速度在一九八八年 秋和冬季达到了顶点(一般估计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20％以上)，不安和愤怒情绪 随着物价飞升而成倍增长。 不满和埋怨是社会普遍情绪。小步推进改革的战略在这时暴露出了它的弱点，经 济成果显著时，所有人都是它的拥护者和受益者；经济发展一旦梗阻，改革政策就 不再拥有它的强大的固定的社会支持力量。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表现出反叛意向 。 胡耀邦的去世为这种反叛找到了一个恰当的道德上的借口。因为各阶层都有理由 把胡视为自己的知己和偶像，并为他的去世共同感到哀伤。于是，悼念活动迅速演 变成政治性示威，利益截然对立的不同阶层组成了共同的反政府阵线，要求加快改 革步伐的青年学生与要求恢复旧有秩序的普通市民排成了一支游行队伍。所以，狂 躁和少理性必然成为这场骚动的显明特征。 较之历次民众参与的骚动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显得更杂乱无章，更少理 性目标和更多情绪渲泄，它距离一个民族成熟的进步运动更遥远。各类阴谋家和政 治不成熟者的五花八门的主意和策略虽然使运动增添了较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情绪 的主流始终没有淡化。 这次事件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民众运动的一次重复性演出，因为它没脱离开这类运 动的一般性框架：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对社会正常进程的自伤性破坏以 及它的结果的反动性和完全无效用。 必须着重描述的是这次骚动事件中的一些戏剧性情节。在天安门广场的上几千名 青年学生进行胁迫性绝食的举动显得既悲凉又轻率。这种东方式的抗议方式在这时 使用尤其显得不当。牺牲自己以剖明心志是信奉儒教的贞义士惯用的取名法术，而 当众屠杀自己以造成威胁是表明自己有存在价值。中国的大学生们则一方面以这种 自杀式向政府表明自己被政府误解的委屈；另一方面又企图以自毙的悲壮唤起全国 性的反政府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使单纯性抗议活动染上了某种难以理喻的阴 谋色彩。 在广场上最受欢迎的消息是西方政界人士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和向政府施加压力。 这使人相当不舒服地意识到，学生们在坚持抗议行动的意图是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 甚至干预，于是这次民主运动也就更远离了民主精神。人格完整和人格独立是民主 意识成长的标识。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这是奴 性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中国的青年们本不应亵渎自己。 综观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以后发起和积极投入的历次以争取政治民主化为目 的的运动的一般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及社会的最进步阶层目前均不具备自觉的 、完整的民主意识，而且对民主概念的使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因此中国社会民 主政治的实现仍是一个不可见的相当遥远的未来目标。 必须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告诫是：社会的真正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锲合一致协 调发展的产物。它的外形式是一种适体性组织，有着多样性和差别性特点，而它的 内在的精神发展则是人类共同的进步原则。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培育养成是争取 民主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唯一目标。 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过程而形成了严重缺陷，主要表现症 候为： 1、缺乏人格的独立性。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心理学特征和行为学特征上都表现出 明确的趋俗倾向。没有独立抉择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与勇气，因此较易于被偏激情绪 和外来宣传驱动，渴望权威的指导并热衷于维护或再造权威。由于这种偏狭和局限 ，中国知识分子从未成为过运动的独立的或主体的力量。因而所有的民众民主运动 均不具有民主性质。 2、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养和自主意识的欠缺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行为呈现 低道德水准和天然违法性。一九五七年在向共产党提意见过程中的违宪言论，文化 革命中的造反运动以及文革后历次风潮中的过激言行，都是严重的自伤行为，使运 动在一开始就偏离了目标并改变了它的性质。此外，思维的单线式和固执性造成中 国社会极少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识上的 进跳的唯一可行途径。一九八九年北京事件发生后参与风潮的大学生曾获得了与政 府代表公开对话的极好机会，但是缺乏自律意识的大学生们由于无法本能地自主地 判断是非以及无法约束自体行为使其与法律自觉吻合，他们轻易放弃了这一对全民 族都大有裨益的机会。 3、缺乏政治平等意识。平等是民主的灵魂。在平等观念的制约下，知识分子的主 体意识才不至于蜕变为极端个人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提出的民主性目 标之所以缺乏合理性，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全社会政治平等的原则。一九五七年的 要求共产党放弃领导，西单墙的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一九八九年的要求言论彻 底开放，这些民主要求无非是民主外壳的设计，虽然漂亮华丽但却与中国社会的发 育状况不相吻合。它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利益所在，并不是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几亿 半文盲状态的农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福利。所以这种知识份子群体利益与民族社会 的公共利益的冲突或差距，表现了知识群体尚未具备真正的政治平等精神。他们努 力从中共和政府手中争取的平等权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成员的政治需要 。 …… 第五章 中国未来几年可预见的社会治理方案 …… 人们对毛泽东的误解是多方面的。毛在晚年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绝不仅仅是 梦呓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叹，他决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权利”进行妥协，肯定 考虑到了公平与效率的尖锐矛盾。毛不惧怕任何人，但他惧怕他的国家永远贫困， 他必须向效率妥协。 没有人理解他。张春桥奋起对这个资产阶级权利进行口诛笔伐，已经违反了毛的 初衷；文革结束后人们对毛的批评，又误解了他的本意。 在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解决人民温饱需要依靠带有平均主义色 彩的社会公平；而刺激生产积极性和加快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则必须借助“资产阶 级法权”以提高效率。公平是对效率的损害，而效率也会打破公平。 毛在两难选择中肯定没有忘记效率问题。因为他赞扬了列宁而批评了斯大林。他 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 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毛说，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毛在这里有发牢骚 和自我解嘲的意思，表达出对国家状况的不满意，但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无法在公 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中做出两全选择的无奈，他的晚年经历表明，他试图用革命的办 法打破怪圈，既维护公平又用革命热情和思想觉悟提高效率，但是他失败了。毛的 伟大和令人尊敬，就在于他明智地承认这种失败的结局。 毛泽东失败了，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呢？毛的失败是说明在中国绝不能将公平与 效率截然分开呢，还是说明可以反毛泽东之道而行，放弃公平而追求效率？ 能否正确地总结毛泽东，决定着以后的中国领导者和这个社会的命运。 一些激进的经济理论家向中央政府提出一个新思路，暂时牺牲公平，以高效率实 现财富迅速增长，从而实现新的高档次的公平。这是一个诱人的然而却是有害的建 议。且不说由效率产生的收益根本无法成为国家政府的财富从而成为新公平的物质 基础，效率由于起点的不同而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将不断放大不公平；即使这条建 议完全合理，那么也是一个时间延续很长的过程。在最终达到新的公平之前，社会 现有的公平将严重瓦解，社会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牺牲吗？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说明，这个社会的公众难以容忍对公平准则的放弃，即使 是暂时的局部的。 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反复告诫他的继任者，社会稳定是第一位。这是又一道 难题，稳定的基础是要保持大部分社会既有的公平制度，而这样做要对效率作出限 制，例如限制国有企业的自由竞争能力。这样做能够不招致地方和企业的抱怨吗？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我们常常能够深切地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做出政策决定时的艰 难，也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政府的人民性。人民的分层分化，政府绝不能走在社会进 步的前方去领导或开辟进步的道路，它常常只能也必须站在落后的那一部分“人民 ”的一边，对社会的进步作出限制。 英国记者达尔文·史特写道：“这个政府不会产生出永恒的英雄，它只是不断制 造出悲剧中的人物。”史特的话是耐人寻味的，它或许能够使人们增加对中国领导 人的理解，增加对他们的尊敬。 中国在进入了改革进程以后，社会发生了急剧、复杂、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 仅是本质性的，而且方向不一，难以把握。许多关系因此不得不作出调整，个人与 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等都在重组之中。 人们在变化面前突然失去了可作为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感到迷茫、焦虑、无 所措。社会心理表现得极为敏感和脆弱。无定向的局部变态失衡心理成为又一种主 要心理特征。这种变态心理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生存环境，造成人格自我污损， 而且作为改革的伴生物，它间接或直接地调节着社会变化烈度。 局部变化失衡心理在中国社会的突出表现是信仰危机，原始利己主义情绪，破坏 性抗议行为和行为非职业化倾向。 一九八九年北京事件期间，一位因参加绝食抗议而体衰被送进医院的大学男生对 前来探视的李鹏总理陈述了他所以要参加抗议活动的心理原因。他说，大学校园里 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学生们沉迷于出国留学、搞女人和赌博性娱乐，他和他的 同学们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位大学生的话感动了全世界的人。 中国没有宗教生活。人们的信仰来自于某种思想体系或伟人的教导，这本是无可 厚非的，替代宗教的形式在世界的其它地区也在发生着。问题是人们信仰所寄托的 这些思想太道德化和政治化，既不能超脱世俗之外，又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大千世界 ，所以始终未能成为人们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 社会需要某种共同的信仰以保持它的基本稳定和发展的连续性，中国为社会提供 的是具体化为毛泽东语录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毛泽东的话由于其阶级性、政治性和 实践性特点而不具备成为一种宗教的条件，所以，在毛泽东之后，特别是在社会生 活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中国会发生信仰危机是预料之中的。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危险的。邓小平曾极力使中国避免这种危险局面。一九七 七年他在重新掌权之前，立即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出重塑毛泽东的形象。 四月邓给华国锋写信呼吁“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 全国人民。”在稍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 作为信仰：“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邓是否在那时就预见到了以后将发生信仰危机，我们无法确认。但是邓显然在第 三次崛起以后遇到了一个相当大难题，即他必须做的一系列工作都将产生一个副产 品，即严重损伤毛泽东的形象迷信和崇拜，从而动摇三十几年来所形成的社会共同 信仰。两难，投鼠忌器，邓在苦苦思索如何把这两项工作有说服力又合逻辑地联结 在一起，既要做工作又不伤害毛泽东。 这些工作件件都与毛有直接关联：否定“两个凡是”观点，从政治上搞垮文革的 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的最后捍卫者——华国锋派别，这样做将否定毛泽东是一尊神 ，毛的话并不是句句都是真理，这个观点播入了全国民众和党的意识中。信仰的政 治化在这时就暴露了它的致命缺陷，政治上的一种必然行为就不得不伤及信仰本身 。如果人们再把信仰偶像化，认定毛泽东个人就是信仰的具体代表，那么华国锋就 是护法神，而邓小平却成了信仰的背弃者。这是一种不健全信仰的合逻辑的结果。 邓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在以后的中国发展中被证明了的事实，但 是邓本人是绝对不想动摇毛泽东的威信的。 接着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条件和它的必然结果都确 认毛泽东本人对国家、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严重错误，而不仅仅是个别言词有误。 邓小平和中国公众都曾试图在对文革进行批判否定的同时尽可能地为毛泽东开脱， 把他描绘成“伟人犯错误”，而把更多的血腥罪行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 谋集团”负责。但是这样做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说服不了他们自己。毛泽东发动了 文化革命并将领导文革的工作托付给了两个集团，毛难辞其咎。邓小平、陈云和彭 真这些老一代革命者决定尊重历史和事实，“为子孙后代负责”，在对“两个集团 ”的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中，并没有把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责任推给他们。 紧接着是为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诬陷打击的人彻底翻 案、平反昭雪，包括三十万“右派份子”平反。这项举动当然是公正的，但它也使 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失误，建国以后毛在政治 指导原则上、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上以及经济指导上都犯了一系列看似非常愚昧 的错误。平反的材料完全一边倒，给人的印象是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在这个“新社会 ”受迫害和打击，而毛不仅是认识上陷入了错误，甚至在道德上、精神上都存在着 严重的缺陷，毛的形象受到损伤，毛与共产党人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决策 原则也受到普遍的怀疑。 许多内幕材料被披露出来。要命的是这些材料往往是“受迫害”一方的一面之词 ，他们把自己涂抹得无辜又无邪，忠贞而又善良，但他们却受到了毛本人或共产党 的打击。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没有人出来讲清真实，作出合乎 逻辑的解释。舆论已经悄悄地发生变化，在八十年代的最初几年，任何试图为历史 作辩护的言论都受到舆论的抨击，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拿着一顶顶“保守派”的帽子 给人乱扣。从一种不公正中拔出脚来又踩入另一种不公正的泥潭，中国知识界的不 成熟又一次得到验证。 毛泽东个人形象受到不公正的污损本不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形象本 身也欠真实，沾染有过多的涂抹色彩。但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 形象上具体地寄托了社会的理想和信仰，寄托着一种人民已经接受了的社会生活方 式，对它的任何损伤都是对社会信仰的瓦解和动摇。 …… 改善吏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合理的良性的政治体制将使官员不敢或不 能任意行事。中国现在的难题是不能轻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方面的改革动作几 乎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缘。 邓小平在七十年代重掌重权以后，曾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大力加强民主建 设，但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反响是非常奇特的，他们端出了一整套西方国家的民 主制度要求共产党接受，甚至提出了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邓小平理所当然地予以 回击。 中共以后在全国进行了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其目的除了要稳定社会 ，制止不断发生的学潮之外，更主要的是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准备。在一九八七 年邓与总书记赵紫阳已达成这样的共识：如果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 的改革不可能健康、顺利、深入地进行；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与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决划清界限。 无论从什么时间和从什么角度去看邓与赵的这种认识，都是绝对正确的。 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是中国党和舆论界大呼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 ，这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要早一些时间。而且，中共在同一时间并没有 忘记强化反自由化的宣传，这又是与戈氏做法完全不同的。这种周密的安排准备理 应使计划中的改革顺利进行了。 中国的社会公众又一次作出了非常奇特的反应。不知是由于错觉，还是计划步骤 本身出了问题，公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反应是恐惧。他们隐隐地感到自己的生 活安全和职业稳定受到了巨大威胁。的确，包括“优化组合”在内的用工制度改革 意在砸碎人们早已习惯了的“铁饭碗”。公众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对“改革”的愤怒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中，公众的这种愤怒已充分表现了出来。 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极为慎重。在一些公开的宣传材料 和显然是有大人物撑腰的报刊“社论”文章中，竟庆幸中国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 同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将会向前苏联一样陷入极度混乱中。外国的 一些评论家也持此种观点。 中国人多少有点对苏联人的处境感到幸灾乐祸，这几乎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街头 每一个被问及的人的共同情绪。但是苏联人也在看中国人的热闹。俄国的报纸谈及 中国时几乎也是一个腔调：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中国人的麻烦在后面。 中国目前的状况远比前苏联各国为好，这个事实基本回答了两种选择的孰优孰劣 。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提出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 家在进行改革时的根本不同点。由于这一点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将发生完全不同的 变化。 但是，中国是否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新呢？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和日益 败坏的风气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未能在这方面做出强有力的动作，中国人将真 的要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很大的麻烦，甚至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 一九八七年政治体制改革尝试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也是一个谜。邓领导的这场革命 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触动民众的利益时民众将予以回击，而民众的利益是个弹性很 大的概念，它可以作出诸如物价、政治自由和住房困难等各方面的让步，仅仅在两 个基本点上要坚守阵地，即：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给予了的在平均水平之上的终身保 障制度和心理上获得的社会主人公地位。改革一旦碰及到这两个基点，那将是改革 领袖们的滑铁卢。妥协是必须的。 这两个基点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 时只能在职工已获得的利益基础上作向上的调整，在守住既有平均的前提下拉开贫 富差别，而不是打破平均线作有上有下的调整。中国社会固有的复杂有力的权力辐 射效应使社会成员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往往具有非经济性质，民众在自己基本利益 不被触动的情况下，对这种不公正有很大的承受力。毛泽东已经给了民众的东西， 邓或其他人不能再拿走。中国在一九八七年以后突然出现一股强烈的“毛泽东热” ，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的这种情绪。 一九八七年改革是同时向干部的“铁交椅”和一般职工的“铁饭碗”下手的。作 为有资格的中国领导者，在作这种设计时本应预想到这种情况：由于干部可获得各 种保护，铁交椅在短期内难以打破；一般职工缺乏保护而使针对他们的改革立即就 会成为事实。这种“时间差”实际上使这次改革蒙上了单向的对民众基本利益进行 挑战的色彩。 改革初始就先向一般民众下手，是贵族精英意识还是单纯的计划不周？ 另一个谜则更令人费解。在此期间中共的宣传机构却在极不准确地宣传“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小孩子得了白血病获得了社会的同情和热情捐助 。诸多此类事迹在报刊上被大力宣扬，这是明显的误导。改革的冲击与人们心理上 承受力之间有着必然矛盾。正确的宣传应该是打破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不正确 的幻想，而不是以虚假的事实来嗤避矛盾或麻痹自己。要明确地没有任何误解地告 诉社会公众：这个国家是贫困的，不仅无力解决许多儿童的医疗费用问题，而且也 无力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你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在关于个人生活和保障的许多 问题上，你们将不能依靠国家和社会，你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奋斗。 承认这一点对中共是痛苦的，这个党的老一代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他们毕生的愿望是让全体公众都过上富足的无忧虑的有保障的生活。但是，如果这 不是乌托邦的幻想，那么也只能是将来才会实现的理想。而现在，国家和社会绝没 有这样的能力。 要把真实告诉民众，使他们的心理得到必要的锻炼，积极推进社会心理机制的“ 转轨变型”，这是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的宣传内容。 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共来说又很难。他们必须不断宣传社会的“光明”，以维护社 会人心的安定。又是一个艰苦的两难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