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遗忘 沈 彤 真正热爱和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近半个世纪共产极 权所造成的文化心理特性，这一障碍的深刻程度远远超出政体的、经济制度的、社 会组织结构的变革所能带来的影响，其本身也制约着这些潜在的和正在发生的变革 。 专制统治的胜利不仅仅在于把独立的，同时又是社群的人变成为与形而上世界， 周围世界甚至自身世界发生任何有实质意义关联的孤立个体，从而使这些个体在精 神、理性和物质存在等意义上实际成为最彻底的奴隶，更重要的是，它使绝大多数 这样的奴隶——如果不是全部——产生自由和幸福的幻觉。形成这种统治奇迹的原 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专制极权制度下的遗忘机制。极权制度通过种种 方式——如篡改历史，消除自由传播信息的大众媒体，消灭独立司法体系，恐怖统 治，摧毁人际间的诚信等——达到使人忘记，或是索性对社会的、他人的、自身的 历史浑然不知，从而几乎是随心所欲地来控制人们对历史记忆的取舍。 与专制极权制度的抗争因此不仅仅是对现有体制的改变，而更重要的是对正常记 忆的恢复，对正常理性的恢复，对有价值意义的精神的重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 必需的战胜惰性、怯懦、羞耻、幼稚、功利的艰苦努力。这种努力的过程是自由主 义者所向往的新制度稳固存在的条件，其成功也是建立该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专制的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对抗，是对知情与不遗忘的人 的基本健康存在状态的自我关怀与保护。 在中国现在后极权社会的条件下，很多的社会群体——新兴的中产阶级，市场经 济影响下的劳工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等等——都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制度的改变 ，并且成为新体制的有机部分。与制度的改变相比，对记忆和理性重建的使命则相 对集中地落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对宏观制度改革先知先觉的反对派身上，中国知识 分子和异议份子在这一方面的素质将根本地影响中国在自身的后共产极权的转型期 ，以及之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命运。 由于“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所造成的重大与潜在深远的历史影响，对过去 五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与异议份子在记忆与遗忘问题上作为的回顾，将有助于我们理 解这一群体的基本理性素质。遗憾的是，在一片强调“不能遗忘”的辞藻背后，隐 藏着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遗忘。 对很多事情的不遗忘需要相当的勇气，特别是这种不遗忘不仅是消极的，同时也 是积极的时候。如在各种场合反复不断地提醒自己和他人邪恶确曾发生过，这种记 忆和提醒往往会在邪恶面前招致麻烦甚至惹祸上身，因此，怯懦为遗忘提供了充足 的理由。消极的不遗忘在极权制度下已是难能可贵。一方面，我们可以对此发生的 邪恶进行回忆，理解与反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墨写的谎言面前保持沉默。在 “六四”屠杀之后的恐怖中，我们不幸地看到，怯懦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勇气的力量 ：表面的忏悔伴随着内心真实的懊恼，所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积极的悔过不但 背叛了当初自由说话的权利，也出卖了现在不说话的权利——极权制度的受害者同 时成为专制的帮凶。已经断了脊梁骨的人们相互抚慰，一切背叛于是都成了顺理成 章、自然而然的事情。每想起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绝食学生，就不禁百感 交集。曾有那么多人为此发誓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今他们的大多数却在步出监房的 牢笼的同时，自愿或不自愿地步入自己筑起的理性和心灵的牢笼，在怯懦的遗忘中 真正地慢慢死去。 与这种因怯懦而遗忘相关联的是一种因羞耻而造成的遗忘。劫后余生的人们不能 面对真实的历史和自己曾经遗忘真实历史的选择之双重负，因此都纷纷加入所谓“ 不堪回首，不要回首，不需要回首”的合唱中，在主张不提及“六四”、不打“六 四”牌的声浪中，不乏此种羞耻的遗忘。 在解脱了牢狱之苦的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之中，至今很少有在面对“六四”的罪 恶本身的回忆中背过脸去，佯装不知的。但在面对历史评价，面对未来时，一种功 利性的遗忘就会显现，这种遗忘往往以一种热血沸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所谓 爱国心、责任感为幌子。这里所说的功利性是指无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的那种所谓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原则。江泽民说， 如果没有五年前的断然措施，也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和稳定。这在很多知识分子和异 议人士中竟能听到热情万丈的同响。人类文明和反文明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种功 利性原则的实施在价值与精神意义上的危害远远超出其短期和局部的“成就”，也 与对人本的理解，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背道而驰——古代有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 死刑，当代有纳粹德国的人种理论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事例不胜枚举。而在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中仍有用功利性原则去衡量“ 六四”与“八九民运”意义，去决定如何审视“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美好 与邪恶的人，在所谓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冲动和幻觉里，有些异议人士常会对“六四 ”的屠夫“同志”相称，会一厢情愿地发出什么“社会和解”的呼吁。更有甚者， 一位著名“异议”女记者，在这种冲动和幻觉中，不敢面对屠夫，而对当年广场上 学生的不成熟和不知趣破口大骂，把或许冒进但绝对正当的行动和在铡刀下缩头不 尽快捷的所谓“罪恶”与屠夫的暴行等量齐观，又有“邓小平是改革总设计师，救 国家于危亡之中，八九年采取断然措施，使改革回到正轨”等等呓语。 这种功利性遗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奴性心态的延续。在为八九年的“断然措 施”辩解的声音中，总能听到一种“进步说”，归纳起来无非是：狼最近在吃羊的 问题上有所节制，不再多有狂吃、滥吃之现象，比起以前是大有进步的。 我并不否定狼(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在吃羊问题上的变化，客观上改善了羊群的生 存条件，但有些人把这一改善看成是狼性的进步，就是逻辑上的荒唐。奴态的遗忘 就在于坐稳了奴隶的人们早已忘记了什么是自由，也忘记了自己本应是自由人，常 常从前辈知识分子和异议份子那里听到关于过去狼如何凶狠，而今已近善良的说法 ，更有对现在不安分守己、但没有遭到狼象从前那样虐待的羊无名的愤怒。对后来 的造反羊群之冒进和对前辈的不尊重的怒气里，不乏对自身所曾经遭过的苦难已成 为历史的事实而愤愤不平。 还有一种在认知范畴内的高级遗忘。因幼稚而遗忘。知性成熟的重要表现在于对 被审视事物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但绝不等同于时空和心态 上的距离，而主要是指批判地审视事物的姿态和能够保持这种姿态的素质。这种历 史哲学的角度不但要求我们对历史事件本身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要对这些事件深层 的价值意义，以及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规范的关系进行不断地探询。这种知性的成熟 过程产生新的知识——批判的知识。所以，这里所说的幼稚的遗忘是指获得这种批 判知识能力的缺乏以及对自己或别人已获得的新知识的遗忘。这种遗忘中的最极端 的亚种就是对批判的理性全然无知。 最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权发展史的文章，结尾竟是这样写的：“……中国未来 的人权发展，可以把最严重的摧残过人权的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改换一下来形容： 前途已现光明，道路还有曲折。”无论是无条件地接受，还是调侃地引用毛式语言 ，都是对批判的理性精神的基本背叛，是认识上的幼稚。我决不能想象任何一位犹 太作家在记述、分析纳粹大屠杀时会引用希特勒语录作结尾论证。事实上，就我所 认识的德奥等德语地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无论犹太还是非犹太人)至今仍不能纯粹 从音乐审美的角度聆听瓦格纳，甚至索性拒绝倾听——只因为瓦格纳音乐在德国纳 粹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影响——更何况引用战乱与屠杀的罪魁之语录。 这种言论方式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中时常出现，以上提到的不过是简单的 一例。这说明这种批判知识的重要性和获取这种知识所需的成熟。想想看，专制极 权一度曾多么成功地把奴性、反文化、反人性、盲目偶像崇拜强化进我们的语言系 统，再符号化和同一化，使我们在浑浑噩噩中重复着专制的咒语，在麻痹的状态下 成为极权病毒的媒体，同时，幻觉着美好。这种成熟是对信仰的热情和坚韧所不能 取代的，但却是在摒弃邪恶，重建美好的事业中至关重要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前面所批判的一些现象。 当我们建构了价值规范，战胜了造成遗忘的怯懦、羞耻、功利、奴性、幼稚，并 且具备了由于对终极价值关怀而成的超然精神，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回到一些第二性 的理性问题上，即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方法得到的工具性经验——如民主化的最 佳途径、发展的最优条件，在特别事件——如“六四”平反处理问题上的惩罚与宽 容的平衡等等。前述的一些关于发展、稳定、是否打“六四”牌的说法都只能是在 这种第二性的理性问题范畴中才可能具有意义。这些意义不能超越这一范畴，只能 从属于我们建构的信仰价值核心，比如在遗忘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因为民主新政府 的稳定，发展的代价上的诸种考虑而采取快捷的方式和原谅的态度，但绝不能忘却 邪恶曾经发生，决不能停止理性的反思。(具体的方式可以一方面迅速结束制裁和法 律惩罚，同时在公共媒体中展开道德层面的持久讨论。) 对专制的抗争就是战胜遗忘，就是认识到在人的苦难中遗忘的罪恶，甚至超出了 罪恶本身，对自由的真爱应使我们有沉重的心，重压在“六四”屠杀以其无数次中 国历史上的劫难之下，这心的沉重已不能再继续承受遗忘之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