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迫害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 龚小夏 我是在政治迫害的包围下长大的。从懂事开始，我身旁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 有家人、亲戚、朋友、邻居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一个个地成了“右派”、“ 反革命”，最后甚至也轮到了我自己。逐渐地，在长大成人的同时，我开始对政治 迫害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这种个人经验在我身上印下了如此深刻的伤痕和烙 印，促使我将文革中的政治迫害用来作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 当一种权威性力量发动起政治迫害时，其目标大约总是瞄准了它的反对者，它的 敌人，起码是假想的敌人。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政治迫害一旦开始，其受害者的 范围便远远超出了真正的反对者而殃及大量无辜。在发展的过程中，政治迫害及其 施行者们甚至往往将原来的目标置诸脑后，而一心一意追求数量上的成果。因此， 政治迫害如果得不到抑制而任其发展，最终结果一般总是政治恐怖。 政治迫害的主要手法之一是制造人们常说的“莫须有”——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 ，就是“也许有”——的罪名。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要坐实这类罪名，倒也 还需要一些稍许复杂点的把戏。记得在一九七七年的“揭、批、查”运动中，将我 和我的朋友们关起来的罪名是“四人帮大乱广东的黑势力”。不巧的是，当时我们 头上另一些“反对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帽子”却还依然被“拿在群众手里” 。当局倒也会自圆其说，他们的解释是：“四人帮要大乱，所以一切造成不安定的 因素都是四人帮大乱的势力。”如此一张网，所有从事过任何一点独立政治活动的 力量都被囊括其中了。 这类罗织罪名的方式在毛泽东时代是如此地盛行，如此地司空见惯，以至于人们 大都不去想象这里面的逻辑有多么违反常识，违背人情道理。手头有一份一位在文 革中参加过“抓叛徒”运动的天津红卫兵的回忆，写当他们到一个村子里去抓“叛 徒”时，他的组长对他们交代了他们的打击对象——一位被指控为“大叛徒宋景毅 的走狗”的普通农民——的罪名：“宋氏兄弟的房子让一个名叫王怀丹的住着，王 怀丹虽然出身贫农，十七岁就给宋家当长工，但他住到这里以后，就变成了宋家的 忠实走狗，和大叛徒宋景毅关系密切。今天，我们给他来个突然袭击，把叛徒的老 窝闹个底朝天，把他们的罪证搞到手！”这场袭击的结果，是王家被彻底捣毁，王 氏夫妇被毒打至重伤，王怀丹当晚便被迫自杀了。另一份材料揭露了一个更荒唐而 残酷的事件。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八日，在贵州省的松桃苗族自治县里，一个地主出 身的青年由于放屁而受到同伴的奚落，在吵闹中，他说了句“你们拿我取笑，惹我 火了，要杀你两个！”这平平常常的一句气话，却引出了一个“地主杀人案”，牵 连一千二百五十三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其中被枪杀者六人，被打死十三人，逼 死十三人，打伤致残二百六十三人。政治迫害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人类所赖以建 立自身社会秩序的正常理性和逻辑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借小说《牛虻》里的主人 公说过的一句话：“这种事如果不是这么残酷，倒是很好笑的。”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总以为这种毫无道理和理性可言的政治迫害是中国的特产 ，是中国长期专制社会留给我们的纪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读的书知道的事 情的增加，我越来越多地看到，政治迫害伴随着每个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有些地方 ，政治迫害的企图受到法律或其它力量的制约而没有令人类付出极大的生命和鲜血 的代价——例如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发生过的追杀所谓“女巫”的运动，以及在仅仅 大约四十年前盛行过的麦卡锡主义。而在另一些无法无天的地方，政治迫害却用无 辜人民的鲜血和白骨为它自己堆筑了一座又一座的阴森可怖的金字塔。在一七九三 年革命高潮中的法国国民议会曾经以这样的口号来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大规模的政治 迫害作了注解：“恐怖就是今日的秩序！” 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们在开始时的反应总是希望为自己辩解，向对方举出事实来证 明自己的无辜，证明这一切不过是一场误会。他们总是以为，只要将事实说的明明 白白，误会就会消除，恶梦就会结束。殊不知，辩解招来的毫无例外是更残酷的迫 害。在上面的那起“抓叛徒”事件中，那位组长在王怀丹家中翻出了一把杀猪刀， 便指控王“私藏凶器，想伺机杀人，进行阶级报复。”王辩解道：“共产党领导我 翻身做了主人，我向谁去进行阶级报复呀？”王妻赶紧解释说：“这是从别人家借 来的。”这些入情入理的辩解却给这夫妇二人招来了六个小时的毒打，因为他们 “不老实”。政治迫害中的无数事实证明，迫害者并不关心事实真相。或者说，他 们更关心如何去歪曲真相。他们关心的，或是从被迫害者那里逼迫出哪怕是最荒唐 的认罪和口供，并据此将案件越做越大；或是干脆二话不说，便对被迫害的对象进 行种种惨无人道的肉体和精神折磨。 曾经有许多参与过政治迫害的人在后来为自己进行辩护，声称当初是出于对某种 事业的热情的理想或某个领袖的纯洁的信仰而参与到迫害行动中去的。然而，我却 无法接受这样的辩解。问题在于，制造冤案、残害平民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政治迫害 行径与人类的热情和纯洁有什么相干？难道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些卑劣的行为绝 不是热情纯洁理性的个人所能做得出来的么？经过这些年仔细的观察，我越来越有 理由认为，所谓理想和信仰对于实行政治迫害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一些方便而又冠冕 堂皇的借口，个人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这个人利益，也许是想出风头显威风，也 许是想公报私仇泄私愤，也许是想以此为向上爬的阶梯，也许是想以攻为守自我保 护，等等不一；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种的个人利益却都是通过对他人的迫害来实 现的。因此，政治迫害虽然从宏观上来说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结果，在微观上却是 丑陋而扭曲的人性的产物，是人性恶发展到淋漓尽致的产物。 对这一点的认识，令我愈发怀疑即使在共产党统治倒台后，政治迫害是否能在中 国绝迹。即便在以反对专制、弘扬民主自明的海外民主运动，政治迫害依旧能大行 其道。仅仅由于到国会去为保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说了几句话，我便一再被指责为 “亲中共”并被人告到联邦调查局；而更多的正直的、有头脑的人们也仅仅因为在 观点上或其它什么方面的原因而被扣上了“中共特务”之类的罪名；甚至有的正常 回国探望父母乡亲的同学在回来后忽然发现头上多了一顶“向中共下跪”的帽子。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任何合情合理的解释在这些指控面前全然不起作用。指控你 的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你在政治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教你永世不得 翻身”。我不知道做这些事的人在其中有什么具体利益，也许是想出风头，也许是 想争资源，也许是想得稿费。反正，我绝不相信是为了民主，因为民主是不可能通 过政治迫害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