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形势十分微妙 (北京) 常济平 【编注】本文是在北京的一位知识分子给现居美国的著名作家刘宾雁的一封信，信 中的观点是作者经过与多位知识界朋友交流后形成的。 宾雁： …… 海内外对形势的估计，因为处境不同，有很大距离。“六四”之后，知识界处于 分化改组之中，经过四年半时间，各人的价值取向已很分明，能坚持独立立场、洁 身自好、同官方取不合作态度的是少数，如一些人权活动家，官方对他们疑忌甚深 ，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向主流派倾斜或入朝做官的也不少；多数是游移二者之间， 争取生存空间，在不触犯官方和政治敏感问题的条件下写些文章，官方一般也不大 管。更多是下海经商，但真赚了大钱，就不肯再冒风险，要同原来的朋友拉开距离 ，这一部分富人恐怕只有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才能“回归”，有些人把希望寄托 在中产阶级身上，似乎不太切合实际。海外总以为高潮即将到来，邓后天下大乱的 判断也是没有根据的。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中央权威流失，地方自治兴起，在过 渡时期，土地爷们以实力为后盾，保境安民。十四大分配各省职位，含有此意。如 果出现这种局面，则为外部势力介入创造条件，大小摩擦乃至局部内战都是可能的 。步苏欧后尘的可能性不大，但会出现较长时间的僵持局面。在内外压力下，最好 的前途是通过“圆桌会议”来解决分歧，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不会很大。象拉 非国家小股军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可能几乎不存在，军界上层功成名就，只求维 持现状；中层经济欲望远高于政治欲望；下层(少校们)心比天高，命似纸薄，只有 利用大乱才能找到机会。他们政治上的投机性令人生畏。政界没有可以同执政党抗 衡的力量。唯一的指望是党内民主派东山再起，但他们也早已溃不成军了。党内一 些人盼望以赵紫阳作为过渡人物，大概就是出于这种心理。看来共产党是打不倒的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共产党能使历史问题淡化，做到“既往不咎”就不错了。 最近提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口号，表明了某 种信心。如何落到实处，还要再看。值得注意的是左派中也有人主张效法日本自民 党，使党内反对派合法化，其实“姓社姓资”之争未必没有这种意味。外界提起左 派就恨之入骨，只看左派主张的负效应而不看正效应，实属失策。党内出现反对派 声音，向主流派挑战，不论对错，都有积极意义。绝对权威必然导致罪恶。党内反 对派合法化，即使是以左派面目出现，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需要 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可以否定左派的观点，但不能否定它的权利。 当前青年学生中激进份子为数不多，但为害不小，他们总是想一举成名天下知， 盲动情绪过旺，有的人甚至以被跟踪为荣，真到那一步，又慌了手脚。大陆“民众 反抗运动”，目前处于非理性阶段，即刑事犯罪，这是政治高压的结果。只知“杀 人肥己”，还不知“杀富济贫”。如果改革“深化”到大中型企业，工人失去安全 保障，必定会引起社会动乱！下一轮的主角，很可能是工人而不是学生。相对来说 ，知识界是脱离工农群众的。目前也没有瓦文萨式的人物。 过去的领袖们如魏京生、王丹都有一部分群众，他们有外援，比较活跃，但矛盾 很多，互不服气，也得不到社会广泛支持。他们在国外的影响可能比国内大。陈子 明、王军涛在知识界尚有影响。评价好坏参半。部分是出于误解，部分是出于理论 不完善。朋友们曾想办个研究机构，保留人才，继续完成研究课题。这是自由知识 分子的优势所在，魏、王都没有这种能力。因经费短缺，这种工作暂时还难以启动 。如果身在海外的朋友有此心思，请给予援助。看来时间不多了，如果发生新一轮 动乱，知识界形不成共识，难免又重蹈八九覆辙。现在国内出现的“和平宪章”， 远远起不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作用。 看来只要不“以文乱法，以武犯禁”，朝野可以保持“恐怖平衡”。现在各方都 怕动乱，也不想动乱。说服激进派并不很容易。“反暴政”的提法值得考虑，因为 它易被理解为对现政权的整个否定。当局要求绝对稳定，没有商量余地。其含意是 只要有动乱，就诉之于暴力。毛时代形势紧张时，有松动缓和矛盾的可能，因为他 还有权威，有信心，现在则无此条件，怕出现多米诺现象。合法斗争或和平演变过 程会很漫长。有人曾提出，要合作不要分裂，要妥协不要对抗，要和解不要报复。 也提过政治文明三原则：公开的而非阴谋的，竞争的而非敌对的，和平的而非暴力 的，用文明的手段实现文明的目的。或许有助于你们进一步思考。海内外都赞成和 平渐进，但又都有急性病倾向。 “实行宪政”的主张是可取的，谁都不会有异议，而且对各方面又都有约束。事 实上，自由、民主是价值层面的问题。实践层面，只要有“言论自由”一条就够了 。“反腐败”等等都可迎刃而解。宪法有“言论自由”的规定，既可做动员口号， 又可做行动口号，谁反对谁没理。但真到获得自由之日，自由就没有用了。如苏欧 。口号不宜太多，而且要有概括性。在“实行宪政”的总口号下，可以有许多具体 要求，如保障言论自由，惩治贪官污吏等等。 我们怀疑海外组党活动的必要性(非政治性社团除外)，无论海内外，建党都是不 可取的。孙中山是利用种族情绪反满清，民进党是利用本土情绪反客籍，苏欧没有 一个政治流亡集团回来主政。国民党都不提反共了，建了党打什么旗子回来？海外 民运目前只能起到压力集团的作用，恐怕不能有过高期望。民联、民阵今年都把国 内工作作为重点，但如果是搞地下非法活动，而不是公开合法斗争，只能招致更大 破坏。从事秘密活动而不能保密，在地上而搞地下活动，形同儿戏，成事不足败事 有余。希望在内不在外。自由知识分子是价值评判者，不宜卷入政治操作中去。我 们以为大可效法延安时代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态度，包括口号、斗争策略都有可取之 处。象××那样的反共情结未必能得到国人的同情。 大陆社会矛盾、两极分化已很尖锐，但如无突发性大灾难，官民都还可以应付。 官方虽说“坚持社会主义”，但已收起社会公正的旗帜，至少不敢那么理直气壮的 提倡，反腐败都流于形式。海外说社会主义坏话太多了，却没有抨击政府背弃社会 主义原则，好象只有左派才举这面旗。这值得研究。很可能下一轮动乱的口号，就 是打倒卖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如果民主派不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左派就会浑水 摸鱼，复辟斯大林主义。我们认为人权问题最好同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因为取消 最惠国待遇，代价太大。政治问题应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这方面，美国不是没牌 可打，如台港、军援、自由电台等等，美国应保持强大压力，否则，美国就真成了 纸老虎了。由中美双方知名社会人士(包括大陆流亡者)组成联合小组对中国人权问 题进行观察监督也许是可行的。海外朋友们应该考虑不断提出建设性方案，促进对 话。以逐渐缓解隔绝、对抗状态(例如公开选派某些人回国考察等等，如台湾、西藏 所能做到的)。 望赐教。 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