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异议知识分子 马汉茂 【编者按】本文是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为他与齐墨主编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开 创者 ——大陆当代文化名人评传》写的序言，由筱蓝翻译。该书共计收入了包遵信 、王若水、刘晓波、李泽厚、严家其、胡平、刘再复、张贤亮、苏晓康、苏绍智、 方励之、许良英、金观涛、何新(作为附录)十四人的评传，即将由台湾的正中书局 出版。 “中国的现代化： 转型中的文化和经济”是由大众(福斯)汽车公司基金会自一九 九零以来资助的一项大规模欧洲研究计划。从一开始，我们就将分析中国大陆异议 知识分子及其社会作用列为本计划的一个重点。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年代里，一 个开社会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他们在整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阶层中 具有领导群伦的地位，对于一九八九之前十年的中国民主化进程亦起到了重要的推 进作用。我们曾经相信，依据他们在八十年代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这一群体的著名 代表人物在九十年代也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发挥开路先锋的作用。从今天的情况来 看，我们当时对这些知识分子过高的估价似乎是值得怀疑的。收入我们这本集子的 一些人，曾经象慧星一样在中国上空闪现过，现在又暂时消失了。甚至被称为“中 国的萨哈罗夫”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在他拒绝扮演国内外民主力量认为他 应担当的反对派运动领袖的角色之后，也被视为已从政治舞台上隐退了。 其他的知识分子，如影响巨大的记者和作家刘宾雁、中国共产主义问题专家苏绍 智、直率坦诚的政论家和作家王若望，由于年龄的原因，已经难于对九十年代中国 社会的变迁起到更重要的推动作用。王若望先生在一九九二年出国后，在一九九三 年一月的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联合代表大会上，受到海外民运中一 些道德低劣、善于玩弄阴谋从事内斗者的欺骗。他们先是推举他出来竞选这两个组 织合并后的主席，但最后又将他排挤到一边。 另外一些人，如严家其，似乎承受不了流亡生活的压力。他雄心勃勃地原想以政 治顾问的身份在中国未来改革政府的权力架构中占有一席地位。但在流亡期间，种 种迹象显示，严家其显然不具备一个领导者、组织家和先驱思想家的能力。 我曾经听到中国一些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些著 名知识分子的评价。他们对严家其、方励之，甚至正直的文化评论家兼作家刘再复 ，都不屑一顾，认为这些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在这些年轻人看来，那一代人的学 术和政治活动可以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些有限的推动力，象金观涛、包遵信主持 的《走向未来》丛书，通过翻译西方的著作给中国思想界一些理论上的新刺激。至 于有自由化倾向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专家王若水—一个仅仅具有国内影响的原中共 高级新闻干部一类的知识分子，年轻一代不愿再置一词。这些年轻人确信，只要邓 小平时代过去，他们自己这一代人中所拥有的一些优秀思想家的时代就会到来，他 们具有国际水平，能够并且愿意创造性地采取“地球村”的通用的语言表达思想， 参预交流。 玩弄阴谋和自相残杀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主要恶习。这一恶习使一九八九年之后 的中国民主运动受到严重挫折，遂了中共掌权者的意。海外民运在一九八九年到一 九九四年的五个年头之间，由于受到这些恶习的影响和在基本原则上的失误，没有 能为未来在组织上创造一种可以作为反对党基础的可能性前提。作为道德批评者， 海外民运亦没有起到作用，因为它没有真诚地反思和检讨中国的现实状况。流亡中 的海外民运从理论上讲本来能够承担这样一种任务，即在海外站在合法的反对派立 场，于适当的时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但遗憾的是，海外民运中表现出来的是没有底 线的、残酷的“窝里斗”。这种现象看起来不免十分滑稽，因为这些争夺围绕著的 目标——在未来政府中或政党中获得一个显要位置——仅仅是虚无的幻想而已。 我们研究计划中关于大陆改革派知识分子的这种设想在其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 是其他一些中国问题研究团体和个人的题目。许多中文出版社对此一专题也有兴趣 。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是陈晓林先生在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主编的令人瞩目的《风 云思潮》丛书。在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部，由林道群先生在一九九三年主编 了一套三卷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哈佛大学的谷梅女士几十年来在很多的 出版物中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作了论述。 但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情况外，目前研究者对持不同政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和行动的兴趣已经减低。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将研究的焦点转移到对中国农村工业化 发展的分析(如研究计划中的何梦笔教授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设计者)，因 为他们相信，比之一般地研究知识分子的经历，在乡镇企业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揭 示那些对中国未来具有潜在性影响的相关因素。 中国正处在走向公民社会的路上。 “公民社会”的概念在中国特别容易被人误解、扩大和时髦地滥用。在我们的研 究小组中也有人对在本书的标题中使用此一概念表示了反对的意见。笔者在此不想 对“公民社会”一词的内涵做一理论上的探讨，也不想辨别这一概念通过怎样错综 复杂的渠道进入了中国人的意识之中。我的出发点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由于掌 权阶层的权欲而导致了对下列必不可少的制度建设的忽略：首先，中国社会缺乏一 种政治意愿，因而不能逐步建立一个运转有效的法治体系，以解决因缺乏法律保障 、社会上的专横霸道和臭名昭著的官僚腐败问题；其次是开创一个独立的公众意见 空间的过程接连地被打断了，因此，知识阶层的作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我们书中的传记所描述的人，许多都是中国知识阶层中的佼佼者，他们就是在这样 困难的背景下展开他们的活动的。 本传记集定名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开创者》，这个书名并非要说明，在中国已经 存在一个公民社会，或者说存在一个介于沉默的大众和中共政府代言人之间的政治 上积极有为的团体。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争议的是，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争 取一个批评性的公众空间作出了努力并开启了一个在“八九中国民运”之后被遏制 的民主化发展趋势。记述这些努力和这种发展趋势，是我们这本书的目的。 现在有一种廉价而轻率的观点，认为俄国最近的发展仅仅是因为知识分子在那里 拥有太多的言论自由，他们是将俄国引向混乱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也同样为北京 中共政权争取重建已经丧失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持此观点的人还主张，中国必 须实行“过渡性独裁”的新权威主义，以便掌权者驾驭中国的全局。这种针对知识 分子所发出的官方告诫只能是来自于腐化的中国共产党。中共象所有气数已尽的政 治势力一样，它也许已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但仍用尽最后的力量试图 确保其江山“永不变色”。 我们研究计划的最初打算，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记 录他们的传记性资料，追踪他们的思想发展轨迹和心路历程。这一阶段的工作在现 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中已经基本完成了。除了这本中文版的集子外，我们的研究 计划还同时出版一本德文版的传记集，将在我主编的《中国论文集》(Chinathemen )丛书中刊出。用中文和德文出版此一传记集，是因为这两种语言是我们研究计划的 主要语言。 在德文版中收入的研究对象除了方励之、李泽厚、严家其、许良英、刘晓波之外 ，还有王若望、刘宾雁、戴晴和柏杨。这本由许多位青年学者参预撰写的德文集子 也收入了齐墨关于刘晓波的评传和本人讨论刘晓波的《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 子》一书的论文(台北，一九九零年，唐山出版社)。 以作家、记者、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兼任一身的柏杨，对大陆和台湾社会所引起的 各方面激荡，由于影响广被，我们似乎现在还不能作出全面的估价。带著年轻人的 活力，柏杨迈过了七十岁大关。他将《资治通鉴》译成七十二本白话文本的浩大工 程，于一九九二年结束，实在功不可没。通过此一“宝鉴”，他要鞭挞中国民族的 劣根性。和日本人刚好相反，这种国民性一直在中国通往向现代化的路途上起著阻 碍的作用，使中国无法变成一个能享有平等国际权利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国。 对于刘宾雁来说，再写一个中文的评传是多余的，因为他通过自己的中文的和翻 译成英文的作品，特别是通过他自己富有教益的自传，已经使人们能够很好地了解 他的经历和思路。相比较之下，严家其的《我的思想自传》一书就没有能够达到这 样的效果，因为严家其在该书中没有显示出坦荡的胸襟和自我反省的态度，因此他 的自我描述给人一种空洞和华而不实的感觉。 在研究计划的第二阶段，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离开个人传记的随机性和特殊性， 进而探讨八十年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些总的特征。这部分工作我们可以提出个别的 研究成果，象顾昕先生在我们研究计划中出版的两本书，分别分析了哲学家李泽厚 和文学批评家及通俗哲学家刘晓波的理论。这两本书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计划第二阶 段的成果。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出，以传记性的资料为基础，亦可发展成从“思想 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角度提出的自成体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证。 顾昕在《黑格尔主义的幽灵与中国知识分子 ——李泽厚研究》(台北，一九九四 年，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一书中，通过详细的论证向人们揭示，李泽厚虽然高扬康德 ，贬抑黑格尔，但黑格尔的思想已经在李泽厚那里成为一种“思想预设”。在他的 著述中，到处可以发现黑格尔理论的痕迹。西方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经常想当然 地认为象李泽厚这样的学者在内心里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只是由于环境的压力而 不得不披上一件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但顾昕的研究表明，李泽厚并非由于环 境的压力，而是真心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对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公开决裂顾虑重重 。 在《中国反传统主义的贫困 ——刘晓波与偶像破坏的乌托邦》(台北，一九九三 年，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一书中，顾昕以苏格兰学派的自由主义学说批判了大陆当代 以刘晓波为代表的的非理性主义。刘晓波的著述虽然没有学术上的价值，他对西方 哲学一知半解，但却凭借自己的印象将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作了一番比较。在德语中 有一个谚语：“独眼龙在盲人中是国王”，意思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只有在这个意 义上才能理解刘晓波造成的轰动效应。此外刘晓波善于攻讦的文风在中国知识分子 中得到很多暗中的赞同者。这些多年来在极权制度之下倍受压抑的知识分子在刘晓 波的大胆的反叛性言辞中发现了自己想说的话。当然，也有一些读书人，在这种环 境下被训练成了官方的御用学者，如何新。何新的传记作为附录也收入了该书，以 提供一幅准备在任何权势者面前拍马溜须的读书人的漫画。刘晓波对中国文化的批 判，对西方思想史的误读，对尼采式的超人性格的喜爱，都是顾昕研究的对象，因 为这些现象在当代中国具有普遍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向读者提供的一本中国大陆文化名人传记。由于各种原因，在选取研 究对象方面会有不尽得当之处。我们期望，我们研究计划的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向二十一世纪过渡的关键年代里能够受到读者的接纳。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