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尊严”的故事、笑话和感想 ——兼答曹长青与“马悲鸣” 吴国光 读过曹长青近作的读者朋友们，很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好象刚刚经历了一场使用 文字进行的拷问和凌辱，满眼是遍地的血迹狼籍。为了咱们能换换口味，调整一下 过于紧张的神经，我要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当然，我们也不能离题，还是要按照 曹先生的命题来展开，就说说有关“尊严”吧。每个故事，当然也会引发我的一点 儿感想，作为对曹先生的回答。否则，就有点儿太不把他看在眼里。对了，还有一 个自称“马悲鸣”的，也来凑一份子热闹，我们也得打发人家几句。不过，开始还 是要先讲我们的故事。 第一个有关“尊严”的故事：京沪线火车上的青皮壮男 这是去年冬天的事。春节前夕，我好不容易买到一张火车票，从北京搭车回山东 沂蒙山区老家和父母共度春节。虽然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到了那里 我还是为火车站前和火车上下的人山人海而震惊——又比五年前拥挤了很多。从检 票到上车，已经是一场激烈的“战斗”。等终于挤进了车厢里面，在人堆中前胸贴 后背地沿着走廊往座位那边靠近的时候，忽然有少年壮男们拎着沉重的行李包踩着 人们肩头先行挤进车厢中心。当然有人抗议。可是，才及出声，壮男们已经上了前 面又一个人的肩膀，扔下一句恶狠狠的话：“踩你头又怎么了？老子高兴。” 怕这些人不“高兴”，大家都噤声了。等他们再把送行的人送出，大家才能逐渐 移动几分。好不容易等车子开动了，大家终于逐渐安顿下来，才要松一口气，不料 这帮少年壮男们忽然已经开打。不知道是哪个人因为什么惹着他们，或者并不因为 什么也没有惹着他们但让他们看着不那么顺眼，于是少年壮男们扒掉西装外衣，挥 拳而上，在人堆里发挥功夫。几分钟之后，就有人鼻子和耳根流血。一阵骚动之后 ，战事过去了。被打的人躲往车厢的另一头，只有擦血的份了。有壮男打开啤酒， 好似发奖或庆功的意思。有个英俊壮男则匍匐在地，用打火机的微弱火光为助在寻 找什么。有人问了，原来是在战斗中把金戒指弄丢了。 车行一路，我在挤了四人的长座上左右微晃、半睡半醒，常常会为这群壮男的宏 亮声音所惊动，便偶尔睁开眼睛，小小端详他们片刻。看到他们都神气活现的样子 ，我在悲哀之中忽地明白了：那原来也是一种表现尊严的方式。这些到北京做“打 工仔”的小朋友，都是长期被那个社会和制度所压迫的，曾经没有半点人的尊严。 于是，要以各种方式来抗争。如果忽然间又有了一点自由，这抗争就越发地热烈， “尊严”就一下子膨胀起来。于是，出现了上面这些场景。这些青皮壮男，肯定对 那个社会和制度不满，也肯定对他们自己生存在那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而愤慨。他 们表现这种不满和愤慨的方式，就是尽其所能地反抗周围的一切，包括周围的物质 环境和人际环境。在这种反抗中，他们争得自己的尊严。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完全忽略别人的自主和尊严，而且践踏与破坏别人的 自主和尊严。专政制度欺压了他们，并且以欺压他们来表现自己的威严。在这个逻 辑制约下，他们以为，欺压别人就是尊严。这样，专制制度的恶果，就不仅仅在于 它对人的压迫了，而且还在于：它能让人在反抗它的压迫的同时也以它所规定的方 式来反抗，就是以压迫别人的方式来反抗自己所受的压迫。在人的尊严被践踏的时 候，一些自以为是在争取尊严的斗争，其实不过是在发挥变态的人性而创造新的践 踏人们尊严的方式——这才是专制制度所带给人们的最大的悲哀。 一路上，我只是观察，没有说话，更完全没有试图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不知道 是应该同情和怜悯他们，还是应该回击和教训他们。看到他们恣意寻衅、生事扰众 的蛮横无赖样子，我想是应该给他们一点回击和教训；可是，想到他们也是在反抗 压迫、争取“尊严”，想到他们因为智力环境的低劣而产生的心灵和行动的变态， 我就满怀悲悯了。 结束回国之行，返途美国，没有想到我不仅会再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而且自身 成为这种蛮横霸道行为的牺牲。在读曹长青指责别人和我没有按照他所规定的方式 回国的两篇文章时，我的脑海里，就又重新浮出了在京沪线火车上所看到的场景。 那个在勇敢战斗之后趴在地上用打火机寻找金戒指的青皮壮男形象，尤其难以挥去 。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有关“尊严”的故事：楼群中的“小脚侦缉队” 这个故事也发生在我回国的经历中，而且其情节不止重复了二、三次。 一次是在我到北京某机关宿舍区造访一位朋友住处的时候。这位朋友是一个知名 异议人士，当时不在北京，但是我需要到他的家中去转递一点东西。通了电话之后 ，在家主事的他的岳母就表示一定要到小区街口来接我。我当然说不必。一则，没 有必要劳动老人家；二则，他岳母根本没有见过我，到街口怎么接？岂不更容易错 过？但是，她一定坚持，我想肯定有原因，所以就只好自我描绘一下形象和衣着特 征，就差决定一个“接头暗号”了。 还好，我们的互相辨认很成功，在街口一下子就接上了头。未及寒喧，她就急匆 匆地告诉我：她将在前面遥遥领我到她家去，而我若遇到有人盘问，要有一个说法 。我向来是个轻敌之人，心想：有那么严重吗？谁会在这里等着盘问你我？可老太 太加上一句，我就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她说：楼下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在转悠， 遇到他们你得偏偏头、走快点，还得别让他们看出来这点小把戏。果然如她所料， 三个老太太在她家楼门口附近扎堆聊天。大约因为我的偏头程度和走路速度都既有 蒙混他们的因素又还算正常，更可能因为我当时的举止和衣着还算大方体面，她们 只是斜看了我一眼，并没有盘问什么。到我上的楼来，已经先行回家的我朋友的岳 母还余悸未消呢。我心里则想：这他妈的怎么象做贼似的？ 这回算是虚惊一场，而另外一次就没有这么侥幸了。也是在北京，这回我是去看 一个不关政治的山东同乡。他的住处，也是个机关住宅区。一进小区，迎面一个看 上去福福态态、满有体面和尊严的老太太，兜头问我：“找谁呀？”我习惯性地礼 貌相对，答以地址。一个打量，略有东北口音地，又问：“你哪儿的？”这下我清 醒了，心想：果然遭遇上“小脚侦缉队”了。干脆给她来个直的：“美国。”于是 又一个打量，大约是要看看从美国来的人到底什么样，是有“叛徒”、“特务”、 “民运人士”的嫌疑呢，还是有“悔改”的模样。“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干嘛来 了？”嘿，和我唠上家常了，不过口气可不友善。这回我给她来横的：“你问这个 干什么？”她说：“就是随便问问，又怎么了？有什么不能问的？”我要说：“问 得着吗？”不过意识到“何必惹事”，干脆什么也不说就径直往前走了。你还能把 我拉住？于是，这个故事也就完了。 此外还有那么几次，大同小异，不必重复了。很可能许多朋友有类似的经历，其 中境况不难想象。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在大陆几乎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呢？因 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道理：那些“小脚侦缉队”是中共政权实现社会控制的一个 重要机制，一个重要特点。光靠公安局，哪里有那么多钱养那么多人遍布每个住宅 楼门口？而中共实行这种机制，背后有它的理论基础和思维逻辑，就是政府当局可 以任意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东西要奏效，也有一个社会心理基础，就是很有 那么一些人，总喜欢以无端干涉别人的事情来表白自己的高尚和高明，表演自己的 政治忠诚和道德纯洁，表现自己是有权力有地位有身分有尊严的。那些恶名昭彰的 “小脚侦缉队”，就是这么一拨子要满足这种个人尊严感的变态者。所以，她们不 仅盘查政治可疑者和刑事可疑者，而且热切地探知和评判邻里的经济、婚姻、感情 等各方面的生活。所谓“全权主义”的政治社会控制机制，就这么实现了。在他们 的干涉和评判下，一般人在生活中的“人的尊严”，就被完全践踏和破坏了。 当然，读者都会联想到：这也正是曹长青的所作所为。在大陆，是共产党的政治 制度和意识形态，给了那些“小脚侦缉队员”们以权力的支持和堂而皇之的借口来 任意干涉人们的权利、践踏人们的尊严。在海外，是谁给了曹长青这样的权利呢？ 曹氏找不到权力的支持，于是就以“反权力”为权力，于是就越发要给自己涂抹上 高尚的意识形态色彩，竭力以反共、民主等来把他的卑劣和蛮横合法化。好一个曹 长青，好象他就是“活着的上帝”，可以任意评判和谩骂别人的作为；好象他就是 一个“自由的灵魂”的标本，不合他的尺度就是“精神奴隶”。其实呢，声称要“ 自由”、要“尊严”的曹长青，不过是“小脚侦缉队”的那些任意践踏别人自由和 尊严的可怜角色们在海外的一个儿辈。 穿插一段关于“自由”和“名人”的笑话 按照“马悲鸣”批评我的文章所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也是，人家那位 有尊严的老太太为什么就要屈尊盘问我呢？肯定我是有什么地方让她看着不顺眼。 既然让人不顺眼，一定不是什么好人，问问你又怎么了？ 这就是曹、马们的逻辑。而我居然敢不接受甚至反驳他们的理直气壮的批评谩骂 ，他们就要抱怨“被封住了嘴”。曹长青质问：天下到底还有没有公理？我看，有 也不多了，因为：被“活着的上帝”的徒儿曹长青屈尊赐骂几句的人，不仅不赶快 口称万岁，低头认罪，居然还要还嘴！而且“这里是有法制和新闻自由的美国”。 简直是笑话！ 可惜，事情不能尽如曹长青之意，无论他怎么摆出一副圣人或裁判官谱儿。按照 曹长青的理解，“自由”就是他有批评任何人的任何思想和观点的权利。同样可惜 和让人沮丧的是，不太读书的曹长青对于“自由”的这种理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 用在这里是完全荒谬的。为什么用在这里是荒谬的呢？第一，曹长青在回国问题上 批评的不是我的思想和观点，而是我给中国领事馆打电话的行动。第二，既然你可 以批评别人，问什么被批评的人不能反驳你？为什么批评就是“尊严”，而反驳就 是“恐吓”呢？第三，为什么曹长青对于“自由”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呢？因为他 完全混淆了“公共生活”(public life)和“私生活”(private life)的界限，把前 一个领域的原则照搬到了后一个领域之中。正如前面的故事所表明的，这也正是共 产党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 给曹长青帮腔的“马悲鸣”，已经看出了曹氏的这个根本破绽：你凭什么对别人 回国这样的事情说三道四？于是，“马悲鸣”自己创造了“无名之辈无所谓，有名 之人有讲究”的原理来替曹长青补台。按照“马悲鸣”这个逻辑，“名人”就是公 众人物，而“政治名人”就是政治人物，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是政治行为，因此是必 须受到监督和批评的。好了，现在，我们看看吴国光是不是一个“政治名人”呢？ “马悲鸣”这时当然毫不吝啬地抬举我了，赐封我为“大名人”，而且是“政治大 名人”。于是，被抬上了“政治大名人”轿子的我，当然就得乖乖地接受曹、马们 的乱棒，最好我还能笑颜相对、极有风度地口称“感谢”，尊曹、马为“政治大名 人”的“指导”和“国师”。 这真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大笑话。浅薄可笑的马悲鸣，你张嘴一封我就真的成了“ 大名人”了吗？我一旦成了“大名人”就得挨你和曹长青之流任意糟践了不是嘛？ 这真是对民主政治中公众对于政治人物的监督和批评权利的最为荒唐可笑的理解。 在民主政治中，人们对于经由一定制度途径产生的公众政治人物具有批评和监督的 权利，包括通过媒体来批评他们。就象曹长青所仅知的，克林顿总统必须“接受和 忍受媒体的轰炸”。可是，一个听来简直愚蠢可笑的问题是：吴国光是克林顿吗？ 吴国光是曹长青和马悲鸣们所选举产生的“总统”或其他什么这类玩意儿吗？结论 不言自明：曹长青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对我说三道四、指手划脚。 “马悲鸣”是懂得上面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不象曹长青那样撒泼骂街。他耍了一 个花招，创造了“政治大名人”的头衔来顶替曹长青的“总统”，教育我说：你既 然是“名人”，而又要回国，“那也就不用再指望大名人的声望和号召力了”。谢 天谢地，谁指望过？“马悲鸣”赐封的“大名人”，我嫌烂污都来不及，还指望有 什么“声望”？在曹长青和马悲鸣们之中具有“声望和号召力”吗？饶了我吧，我 宁愿去打扫厕所，我想那里也不见得更加肮脏污烂、臭不可闻。 第三个有关“尊严”的故事：“畸形人”的平衡术 好了，现在我们说第三个故事吧。这是一个朋友讲的，我这里再“炒”一遍。其 实也说不上是个故事，因为没有什么情节，只是一个奇怪的人的一件奇怪的举动。 据说，这是一个有一些小才干的年轻人，也还算得志。但是，他的自我衡量要更 高更大一些，所以总觉得别人亏待了他。因此，养成一种平素不怎么讲话、一讲话 就要和人家抬杠的习性，看人很少正面看，而是习惯了歪着头斜眼看人。在我看来 ，这也不算多么奇怪，这样的“自我”比较膨胀、尊严感特强的人，一点儿也不少 见。不过，朋友所讲述的他的一样举动，是有点儿那个。据说，一天，这位年轻人 和一位同事在办公室里工作，电话铃响了，于是这年轻人就施施然去接。答应了一 句之后，他就把电话听筒放到桌面上，回自己桌上继续工作去了。半晌，那位同事 意识到一点问题，就过去拿起电话听筒听了一下，准备放好，可是这个电话原来正 是找他本人的。他一向和这位年轻人关系正常，于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那年轻人不 肯说一句：“老张，你的电话！”想来想去，解释是：那年轻人太重视自己的“尊 严”了，觉得那样说话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小跑腿，不免有损“身分”和“骨头”。 这也是对“尊严”的一种理解。我的解读是：这种人往往是“自我”(ego)太强， 而能力实际上又与这膨胀的“自我”很不相称，于是转而自卑感也很强。特别是在 中国那样的专制制度下，人很难得到正常发展的机会，“自我”于是特别受到压抑 ，以至演成畸形。象刚才所讲的那种奇怪举动，正是这类畸形人一种独特的弥补自 己尊严的平衡术。 我们这里就有现成的两个例子，即曹长青和马悲鸣。从贝岭所举曹长青对于自己 名位的病态重视的例子，可以看出曹氏是一个“自我”很强、名利心甚重的人。在 中共专制制度下，曹长青尚且可以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到了美国这个自由世界， 他居然落魄到要靠骂人吃饭——我们可以想见他的悲愤心境。于是，我们也就可以 理解，为什么曹长青要在文章中不断提及我曾经是人民日报评论员和赵紫阳讲演稿 撰写人等这些与主题毫不相干的事情。据说我在“炫耀”这些东西。如果我在和曹 长青辩论回国问题时提到我的这些经历，那是我神经有毛病。如果我在发表自己记 录的赵紫阳讲话时交代这一点，那不过是在叙述一个事实。总之，我不觉得自己因 此比别人多出一点儿“尊严”，有什么可“炫耀”的？曹长青可能有点儿太在乎我 的这点微不足道的经历了，所以他出于保护和平衡“自我”，宣称“即使让我当赵 紫阳演讲稿的第一撰稿人我也不干”。你无聊不无聊？你可怜不可怜？谁请你干了 ？谁都可以不干任何他不愿意干的职务，就是有人请你干而你又不干，这又有什么 可牛皮的？曹长青口口声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以为一个在读政治学博士 的人就神圣到不能说“他妈的”，甚至认为他的“记者同行”就应该高人一等，凡 此种种，都是“自我”不能实现因而作祟的一副小家子像。这种人总觉得自己尊严 不够，于是要“装份儿”，要宣称“有尊严地活着”。活你的呗，谁理你呢？其实 ，你有这份工夫装腔作势、横行霸道，还不如好好调理调理自己，那对获得尊严应 该更能事半功倍吧！ “马悲鸣”倒是不“装份儿”，他的战术是掉几个不着边际的通俗书袋，拐弯抹 角损人，以此来消解自己的不平之气。象我这么一点道行，居然被马悲鸣看成“大 名人”，因此你可以想见他反省之下对自己的怀才不遇有多么伤心和懊恼。不过， 老马啊，既然被你抬举，我也得够朋友，和你说几句知心话：第一，满世界都闯荡 这么多年了，怎么眼眶子还这么浅？以后可别“露怯”。第二，虽然我是个“政治 大名人”，可是在中国并没有当过任何官。真不好意思辜负你的提携，可也得怨你 情报太不准。第三，骂名人既然是你已经选定的成名途径了，为什么不捡些名气确 实大的人物来骂骂呢？其实你也甭怕他们，毛主席不是说嘛：小人物肯定超过大人 物。我呢，也不是说不让你骂——叫你骂上几句就能成为一个“大名人”，这种好 事哪儿找去？比我自己瞎努力这么多年还管用。可是，我也不能光顾自己，也得替 你想想。就我这点儿名声，就算都被你骂烂了、全被你继承了，马悲鸣又能成多大 气候呢？趁年轻，你还是赶快另攀高枝、早“吃大户”去吧。 最后的三句话 故事和笑话都讲完了。几分好笑？几分可悲？面对自称“作为文人”的曹、马， 恐怕我们是哭笑不得。因为： 第一，在对专制制度进行反抗这个层次上，他们还处于京沪线火车上我所见到的 青皮壮男那个水平，即以继承专制制度的蛮横、践踏别人的尊严为途径来满足自己 的反抗欲，达成自己的斗争和批判功能。 第二，在理解民主和自由等正面价值这个层次上，他们不过是一知半解，为我所 用，把自由等同于为所欲为，把监督和批评理解为“小脚侦缉队”老太太们的所作 所为。 第三，在心理层次上，他们是专制制度下“自我”畸形发展的牺牲品：看自己时 ，自我膨胀和自我哀怜相混合；对别人，则是嫉妒和仇恨相交错。过去，还可以说 是因为专制制度的限制而使得他们不能实现自我，所以念念不忘“权贵”二字，一 提到眼睛都要发红；现在呢？现在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中呢？据曹长青说，他是“宁 愿在自由的国家受苦”的。那么一个有“尊严”、有“风度”、有“希望”、而且 能够接近“活着的上帝”的人物，在自由了之后，为什么要选择“受苦”呢？如果 我们说他是没有本事，不免是太侵犯他的“尊严”了。也许，“自由”地“受苦” ，就是他们希望带给我们中国人的理想生活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