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架而不劝架 吴逸夫 民运内部的吵架、内斗使许多向往民主的朋友大失所望。但是一位最近出国来的 朋友告诉我，他到美国后第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看民运刊物上民运人士互相吵架的 文章：骂共产党的东西已经听得看得太多了，很少再有新鲜感的东西，而民运内部 的吵架文章，实在因为是非曲直的难以判断而如侦探小说般引人入胜，而且讨论之 深入也令他大大加强了对民主的理性认识。 中国人是喜欢看热闹、看吵架的。从前还喜欢看杀头，如今毕竟社会进步文明多 了，喜欢看杀头的人大概已经不多，但爱看吵架的心理恐怕短期内难以改变。 兄弟当初对民运的吵架也深感失望，但因为看得多了，渐渐地悟出个道理：这些 吵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正常的；我们该做的不是去无谓地劝架，而是尽量从观 架中引出一些积极的东西来，从而使吵架的水平有所提高。 一、如何评价伯夷、叔齐 看曹长青骂回国民运人士的文章感到很有道理，看那些被骂民运人士自辩和反骂 的文章也感到很有道理。最后觉得还是马悲鸣先生的“一队夷齐下首阳”最为公允 而得要领。 但马先生的文章也只是指出回国的民运人士是走出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并没有 牵涉到究竟如何评价这俩兄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几 千年来一直是有分歧的：有人推崇他们为坚贞守节的典范，也有人嘲笑他们为顽固 迂腐的象征。 可见迂腐和守节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其实判断迂腐和守节还牵涉到两个变数 ：“何所守”（旧政权）和“何所归”（新政权）的性质。俗话说骂狗还得看看主 人，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新、旧政权的性质。 最简单的情况当然是旧政权为暴政而新政权为仁政，那么归顺新政权当然是“弃 无道而就有道”的“起义”；或者旧政权是仁政而新政权是暴政，那么守节的必要 性才会明显。但如果新、旧政权皆为暴政或仁政，那么问题就复杂了。也许暴和仁 的程度还有区别，那多少还有一点标准可循。为难的是两者暴、仁的程度相差不明 显时。 作为老百姓，其实倒还简单，反正谁上台他都得照样纳税吃饭，这是基本人权， 那么老老实实在新政权下作顺民就是了。但面子上总还应该好看些，於是“胜者王 败者寇”的历史观就大行其道。这种历史观实在是小民心理上的自慰器。 但对於涉足政治的人就不同了。在难分是非的情况下，还是以肯定守节为好，因 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那是不难做到的，而守节多少需要一点牺牲精神，需要鼓 励鼓励。如果人人都“见胜兆而纷纷聚集，察败象而惶惶逃散”，那么，这个世界 也太单调了。现代的伯夷、叔齐们至少为这“咸与维新”的大格局增加了一点多元 的色彩。 因此，我的意见大致和马悲鸣先生相同：归顺是老百姓的权利，而守节是政客和 作为“准政客”的“士人”（不完全等于知识分子）的义务。 伯夷、叔齐不幸出身在宫廷，欲为小民而不得为，只有守节去保持心理平衡。商 纣为暴君而周文王武王为仁君，大概基本上已经是历史的定论，虽然毛泽东和郭沫 若对此大不以为然。但是在伯夷、叔齐的时代，问题并不是那么清楚和简单。因此 他们也只有守节一个出路。 二、测不准原理和多元化 曹长青和回国民运人士的分歧，在于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是接 触合作呢还是批判抵制。而这里面牵涉到太多的不定因素，包括一些没有说出的切 身利益问题，而且这些因素环环相扣，互相纠缠。例如饭碗问题，可以说是个切身 利益问题，但又不完全是，因为有了饭吃才能，或至少是才能更好为民主奋斗。 根据测不准原理，同被观察对象接触越少，判断结果越正确。那么，也许只有置 身于这场是非之外的人才能旁观者清。如果站得高一点，那么可以说这种吵架本身 是一个多元化积极因素。 即使“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真的成功了（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也不足以判定“抵制派”是全然错误的。首先，抵制派可将失败的责任推给对 方的牵制和“助纣为虐”。其次，在旁观的立场上，也可说“承认派”的成功正是 因为有抵制派给他们当出头鸟、做恶人，当承担闸门的苦力，因此中共当局才能容 忍“承认派”民运人士，使有空隙可钻，有好人可做。假如没有海外激烈抨击中共 的掩护枪响，戴晴的“狂妄”反党言论不被当做首要打击对象才怪，哪能象现在这 么自在地拿着外国的“自由金笔奖”、“自由论坛奖”在北京写作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各派民运人士是在合唱一台戏，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退而言 之，明争总比暗斗好，互相骂骂是不妨的，可以活跃空气、活跃思想。但千万别太 上火了，别太进入角色，不要让中共成了导演。别忘了主要对手应该是中共顽固派 。我们可做的，应做的，是提高改善吵架的水平、层面，使之健康化，而不可能， 也不必，去根本取消这种争论。 三、群众也要反思 周舵、戴晴会说，“在海外骂共产党，算不得好汉，有种的回国来骂”。问题是 中共能够提供这个方便吗？所以这话来指责海外骂家，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应该转 身对共产党说，“有理的不要怕人骂，你们有种放曹长青之辈回国骂吗”才是。 马悲鸣先生提出民运人士应该争着回去坐牢，其实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韩 东方要回去准备坐牢，中共就不让。 我对周舵、戴晴还是甚为佩服的，他们毕竟还不同于一般的体制内改革派。他们 对中共的批判是严厉的，有深度有新意的，那还是需要有一定道义勇气的。更重要 的，是两位的温和而执着的政治态度是始终如一的。西方论人很讲究“一致性、完 整性”（integrity）。其实这就包含了坚守初衷（守节）在内。 至于在广场上号召别人不怕牺牲，后来自己却利索外逃的广场英雄，确实有言行 不一和“船长逃生”的道德欠缺。但这一点也是指出就好了，实不必牵住不放、口 殊笔伐、冷嘲热讽。我更看不惯那些声讨者道貌岸然的神气。失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不必深加指责。她（他）们毕竟都是二十来岁的孩子嘛，如果你们在他们的年龄 ，在他们的处境，又会如何呢？ 当然，如“船长不能逃生”一文所说，她（他）们作为学生领袖的信用算是完了 。以后还是好好读书打工吧，小狗子最好还是不要再养了吧，有时间去脚踏实地地 作些民运的打杂工作，才对得起广场上牺牲的同学们。或者乾脆要求回去坐牢。中 共革命时期许多在路线斗争中蒙受不白之冤面临枪毙的党员就要求去白区或前线工 作，以表心迹，如无可能，则表示愿接受其他形式处死以便省下子弹去打蒋匪、日 寇。“文革”中一些斗输而想不通的红卫兵就去越南打美帝以显忠心。这种宁愿去 同敌人搏斗，不愿受同志窝囊鸟气，宁愿清清白白死于敌人枪口，不愿糊里糊涂死 于同志之手的悲壮举动，不失为一种减少内耗转移矛盾的方式。好在如今牺牲是不 大可能的了。 说到方励之的逃进美国大使馆，兄弟很替他不平。他是中国著名学者中第一个公 然离经判道的，当年呐喊的勇气确实不凡。而八九民运之时，大概是长期孤军呐喊 已经有些疲劳了，或者敏感到群众一旦起来时更需要的冷静和节制，总之是已经不 那么慷慨激昂了。他没有以领袖自居，也没有号召学生坚守广场或不惜牺牲，所以 自没有以身殉职、殉诺的义务。他一直把自己定位为首先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这种 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是可贵的。 有人指责他是平时呐喊人民起来争取民主，群众一旦起来却不敢出来承当领导角 色的叶公好龙。其实，在一个“见胜兆则纷纷聚集，察败象而惶惶逃散”陋习盛行 的国家，高潮中保持低姿态和低潮中保持高姿态才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是我们在 “一队夷齐下首阳”的形势下赞赏留守首阳的抵制派的原因。 马悲鸣指出名人不好当的道理。但总还是需要有人出头露面、赤膊上阵。所以对 名人太苛求也不好。“文化革命”时揪斗老干部时我的一个感觉是反正革命稍犯错 误就是反革命，稍有动摇就是叛徒，而从来不革命的永远是“革命群众”。现在清 算民运名人的倾向也不要泛滥才好。因为失败，就指责不断，这种势力眼思想方法 也不健康。至于有一些人物在民运高潮时默默无闻，低潮时却出来指三道四，或批 判中共时闷屁不放一个，民运反思时却姿态特高，对此也要具体分析。当然就别提 那些“手拿绿卡骂汉奸”的贱民、奸民了。 民运名人要反思，民运群众也同样要反思。本来嘛，名人有错误，下来轮换就是 了，“皇帝轮流当，明年到我家”，名人最好也不要终身制。可惜的是敢于抛头露 面的人太少。自己不愿意承担风险责任，又妒忌别人抛头露面出臭汗争来的名气； 既希望人家贡献一辈子，又眼红人家的出名一辈子，这也不是健康的心态。高潮时 领袖、名人的狂热，不也是狂热的群众捧出来的么？名人内斗时语言过火、人身攻 击，原因之一也是迎合民众好看热闹、听丑闻的心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鲁迅 说中国的大众，喜欢把名人捧得很高，然后狠狠地摔下来再踩上一脚。看来，有什 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名人。当初就不必期望过高，现在也不必失望过 深，指责过激。让我们一起来沉痛地反思，别只是一味地互相指责。 旁观者清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站得太远也会看不清的， 没有发言权的。 四、画虎类犬的危险 曹长青对贝岭的指责暗示贝岭有出卖民运的幕后交易，而贝岭的自辩又暗示自己 回国还作了一些地下联系工作。这里的微妙是非外人甚难插嘴。 假如某些民运人士回国，在作了一些表面的妥协之后，回国后确实扎扎实实地作 了一些有益民主的工作，这当然很可贵。但这种大手笔是不容易做到的，不宜作为 一般人之师表而提倡。《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听说他的两个侄儿结交侠客 ，就写信告诫他们说：“大侠客季良和大儒伯高，都是我所十分尊重的人物。但是 我只希望你们去学习伯高而不要去学季良，因为季良这种人太难学，不是一般人所 能做到的。学习季良不成功，就会成为天下人所嘲笑的轻薄子，成为违法乱纪的人 ，好比画虎不成就会成为狗（画虎类犬）；而学习伯高比较保险，即使不成功，还 不失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厚道人，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好比画天鹅不成，多少还象 只鸭子（刻鹄类骛）。” 抗战时期汉奸，不少也是出于“曲线救国”的本意，结果国是没有救成，汉奸的 帽子却历史地落到了头上。日本人不是傻瓜。地下工作者是那么好当的吗？你要利 用日本人给你的身份，日本人当然不会让你白白利用。周总理大概也是走的曲线纠 毛的路线，但事实上成了毛的帮凶同谋。他要利用毛泽东给他保留的地位干好事， 但毛泽东更会利用他，他为了保住地位必须先去服从毛一起犯罪。在这个互相利用 的关系中，通常是权力大的一方占便宜。不能不担心，如今“回国搞民运”的人， 恐怕有不少会自觉不自觉、被迫不被迫地成为中共的帮凶。 五、坚持首阳山民主宣传根据地 如今，曾经参加过民运的留学生纷纷回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一首发表在匿名 电脑网络组的“绿卡歌”就生动地刻画了这种扬扬自得的心态： 大家来美冲着卡， 人人都来抢绿卡。 绿卡血卡都是卡， 有了卡儿好回家。 三步并着两步走， 两步变成一步大， 绿卡在手脾气大， 入关血管不挨扎。 抢不着的不要骂， 继续在美多挣扎。 谋取绿卡窍门多， 游说国会第一家。 老子当年遭迫害， 受尽欺压和恐吓。 共党收刮百姓膏， 强送吾等到美加。 此番境地多尴尬， 如何让俺再回家。 不肖儿女古今有， 敬请大家原谅他。 昨日高唱反共曲， 今宵情况不同啦， 赚钱还得靠国家， 叫声共党俺亲妈。 奸猾之徒处处有， 都耍中共大傻瓜。 兄弟认为这未必就意味着整个海外民运的彻底输光。对留学生回家找机会应持理 解态度，其中许多人在攒钱的同时，可能也会尽其所能作些有利于民主的工作。只 要不是忏悔着钻狗洞回去，这种来往总还是进步的表现，对双方都如此，这是一种 良性的互动。事实上也可以说这种比较宽松的关系是海外民运奋斗争取来的成果。 希望这的确能成为中国和平演变的一个正面因素，我们乐观其成。 但是我们不能不警惕一面倒的危险倾向，总希望首阳山上人不要走空了才是。只 要国内的言论自由没有实现，一个海外独立的、尖锐的批评声音，无论如何是绝对 需要的。否则又是象毛泽东时代那样一片歌功颂德声音，这正是最容易产生毛泽东 的社会条件。 郭沫若曾吹捧毛泽东“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可是当时中国只有一“极”， 八亿人民都围绕这一极，生存空间就极度地缩小了。现在抵制派、激进派能站出来 用激烈的言语批评中共，那就是为民立了另一极。唯有在多极的张力之下，中国人 民（自然包括温和改革派）的生存空间才能有充分扩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