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悲鸣的两篇出格文章 一 凡 读最近几期《北京之春》，感觉一些文章很有特色和深度。不管是“激进派”的 立论，还是“渐进派”的论证，只要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就应提倡。然而，也有个 别文章缺少这样的风范，其中最突出者，非马悲鸣先生的文章莫属。其发表在九四 年一月号上的《再说六四》和三月号上《和解要以报复和索赔为条件》两文，特别 出格。 一、主观臆断与客观事实 在关于《再说六四》一文中，马悲鸣先生认为：“由绝食开始的私占公共场地运 动已经无法理喻。这时唯一能挽救学潮不遭彻底失败的办法只有方励之出面劝学生 撤退。但方励之却不肯出头。”这一结论，令人无法信服。什么是私占？当一个政 府已丧失民意和人性，又不允许人民表达意愿和愿望时，人民自发行使法律和天赋 的权利，表达公意或民意，这怎么能归结为“私占”呢？至于方励之出面劝阻学生 ，任何人当时若亲临广场或北大、人大、师大校园内，就会发现这种想法十分可笑 。首先，广场后期学生和市民的“群体无意识”日益增强，许多人在意识到中共内 部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奋勇争前，从众心理的民族性使局面难于驾驶。其次，几十 年来，共产党既消灭了一切有组织的反抗，同时也致使反对派力量缺少运作实践的 机会和训练。一旦运动兴起并达到高潮，内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运动进入高潮后 ，外地学生大量进京，组成了外高联，大有后来者居上，压倒北高联之势；学运领 导层内部对学运目标和手段的分歧，致使争吵和激进势力占了上风。北京当地学生 即使后期撤出广场，许多外地学生也不会响应，这也助长和增强了激进力量力主不 撤离广场的理由。相反，从中共领导集团内部看，中共超级强人邓小平老谋深算， 深具决断力，在“统一”和压服了各种内部意见后，以军队这种党的专政机器为后 盾，形成了统一和深具组织力、战斗力的势力，比之松散的，未具政党领导力量的 民运组织更具速战能力。第三，从运动的中坚力量看，这一代青年学生在改革开放 环境下成长起来，在父母、祖父母的娇惯和呵护下长大，他们身上既有不信邪、任 性的特点，又有视上一代和老一代知识分子为软弱、窝囊的逆反心理，这就决定了 他们在绝食开始后谁去劝也没用。况且从学运初期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自主，就 声言不受任何人的指使、利用。当时，许多劝阻的人，声望也并不比方先生差多少 ，也被“奚落”了一番，知趣地退了出来，最后还是从众参与进去。那种认为运动 系于一个人是否出面才能免于失败的想法，没有任何意义。 二、冷静分析与冷嘲热讽 “六四”已五周年了，对于这场运动的是与非，成功与失败的内容，人们应该客 观、冷静地分析、总结，而不是对当事者冷嘲热讽，挖苦奚落。这种讥讽的做法， 既不能显示事后的观察者的英明、睿智，也不能证明发此高论者高瞻远瞩，洞若观 火。而马悲鸣先生却不是这样，在《再说六四》一文中又说：“广场最后冒出来的 所谓‘四君子’若非投机份子，至少也是不识时务之辈。”对“六四”学生领袖， 马先生就更不包容了：“八九民运最差劲的地方就是领导者太左，轻狂浮躁；以至 于既不懂战略策略，又无法指挥，还听不进过来人的意见。一再叫嚷不被别人利用 ，而实际上只能被别人利用。”学运确有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尤其是本应落在成 年人身上的重担，却由青年人稚嫩的肩膀担起，这本身就是一大怪事；因而青年学 生不同程度犯有轻狂浮躁病也属必然。有不轻狂浮躁者，象马悲鸣先生这样的人， 但你那时蹲在哪里呢？至于谈到既不懂战略、策略，又无法指挥，这话就离谱了。 从学运开始时，组织较严密、有效策略也对头，口号和策略几次随着当局的对策而 变，应变及时，秩序井然，超出了当局的预料，即使当时老奸巨滑的袁木也得承认 学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有带胡子的在后面”等等。当然，从整体上看，尤 其后期变成民运，规模扩大后出现了许多问题，最终招致了镇压。但不可否认，策 略上确有许多成功之处。例如利用赵紫阳讲话和新闻媒体的放松控制的机会，几次 “见好就收”(胡平先生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使得当局很被动，把共产党几十年 来自认为一贯正确，视知识分子与学生为草芥的嘴脸暴露无遗，在全国以至全世界 面前丢尽了脸。退一步讲，若以军队的指挥标准或一个政党的标准去要求十几个或 二十几个学生领袖，那未免太苛刻和脱离实际。这也使人想起一种怪现象，即在海 外民运团体和留学生中，个别人“隐士心态”十足，自认为自己比别人都高明，参 与意识分毫没有，别人来做之前认为做此事肯定不行，但别人把事做了，“马后炮 ”准时响。你做也不是，不做就更不是，而他在旁指手划脚比谁都高明，俨然一副 领袖和舵手的风度，但却犯了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古训。身体力行者，象刘晓波先 生，尽管有些做法过分，但也比专门站在一旁指责他人者更令人敬佩。周舵先生有 句话也许点到了这种人的疼处：“有本事回来练。”当然这是气话，也不全对，但 至少可以作为一句“警世格言”，让个别人冷静一下。 同时，笔者在这里也希望并奉劝海外搞民运的个别朋友，那种手持绿卡在海外骂 共产党，并嘲笑国内人士怯懦的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永远需要道德感召力的国度， 是没有市场的。 三、关于和解要以报复和索赔为条件 马悲鸣先生在九四年三月号上更有高论，提出“和解要以报复和索赔为条件”。 笔者在这里一点没有为周舵先生的观点辩护的意思，只是认为过分强调报复和索赔 太不现实。就拿两德统一后的实例看，统一后，德国议会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公开 所有当时东德安全部的秘密档案，并对几名枪杀跳墙者的士兵进行了审判，这在德 国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涉及一系列道德、伦理，连锁责任、法律和制度的问题，而 对昂纳克的审判也不了了之。在法律上人们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根本问题：以基于不 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所制定的不同法律，来审判这些人，是否公平。德国人现在 也希望尽快地走出那段历史，纠缠在内几乎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把共产党那套阶级 报复的理论重演。原东德安全部的档案显示，至少有占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六百万 人涉嫌进去。这说明共产党这种独裁体制造成的恶果是：许多人既是受害者，同时 又是害人者。从中共的镇反、反胡风、反右，到文革，略微了解历史的人就会看到 ，昨天的整人者，今天也许就成了被整者。当最高独裁者一蹬腿死后，其他人都成 了执行命令者，成了受害者，成了不明真相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公平报复和 索赔呢？从目前东欧和原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后的情况看，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采纳 马先生这种“高论”。即使把浮在面上的敏感事件处理清楚，就很不易。而把中国 近一亿人成为受害者、本身又是害人者的这笔旧帐翻起，既无法做到，也不足取。 说得夸张点，那样做至少要打几十年内战，甚至出现几个前南斯拉夫还不止。当然 ，马先生若能找到一种办法，把一切事实和责任能弄清楚并有公平的绝招，又令人 信服，笔者愿洗耳恭听。 总之，探讨理论，总结经验，应该以客观和理性态度对待一切，而脱离了实际， 走向极端，就会变成言不成理，胡言乱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