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醒来了》节译 在历史重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纪思道 七十多岁的钦本立是个倔强的老人，是一位被证明是全中国最大胆的新闻界人士 。作为《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辟了中国新闻出版自由 的新天地。八九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世界经济导报》被关闭，他手下的记者有 的被投入监狱，钦本立本人也被软禁。 我当时正想在中国采访一个人，好写一篇长篇的人物特写报道。大多数中国人当 时私下里大骂共产党，但是这些人拒绝让我在报道中指名道姓地直接引用他们的话 。为了写出一篇生动的报道，我想找一个人，这个人能够具体详尽地谈他的幻灭， 他的痛苦，他的郁闷，我找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个都对我表示拒绝，我想到了钦本 立。 钦本立当时身患癌症，只能活几个月了。他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我想他可能希 望在有生之时来个一吐为快。钦本立当时名义上是被软禁，但是，那个时候他是在 上海的一所医院里，看守不严。我想，我可以设法溜进他所在的医院采访他。于是 ，我就通过一些可靠的朋友给他传信，问他是不是可以再跟我见一次面。我很快接 到他的回信：“谢谢关心，希望你和洁芳都好。不过，请原谅我不能跟你见面。党 组织要求我不要见外国人，我必须照办。” 这件事让我百思不解。中国的这种沉默文化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人公开 站出来对当局表示反对？中国人有原则么？ 在苏联，一批又一批的持不同政见者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在中国，几乎 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对当局表示抗议。相反，大多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在公开场合都表 示支持那些他们私下里谴责的东西。这些著名知识分子在电视上露面，倾听各级党 的干部宣讲社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好处，而且一面听还一面忙着做笔记。在中国国 外，人们一般是谴责邓小平和李鹏在国内镇压人们。这当然是不错。但是，至少那 些接受镇压的人也必须为中国的镇压承担部分责任。 我于是开始询问朋友，为什么这些中国人是这么怯懦地表里不一。我慢慢了解到 ，这个问题牵涉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伦理两难困境。而这些困境在中国直接牵涉个 人与国家的根本关系。在西方，我们有能坚持原则的福气。因而，我们几乎不大能 理解被迫做出痛苦妥协的滋味。但是，在中国，所有的人都要做出这样的妥协，问 题只是做到什么程度而已。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参加政治学习，都公然撒谎。几乎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当局的合作者。那些不合作的人有些就丢了性命。 而且这些谎言与欺骗有时候可能是有崇高目的的。我想到了我的儿子伍凯瑞。假 如他年龄大一些，我们就要把他送到中国的学校去上学。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人，希 望我儿子有出息，我会怎么办？假如他参加政治学习，我又该告诉他在学习会上应 当说些什么呢？假如他的考试题里有这么一道题，“如何评价毛主席对中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的贡献？”我是不是应当告诉他，应当提到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到六一年 制造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我当然不会跟伍凯瑞说这样的话。我恐怕要告诉他，要 照着老师教的说。我会让伍凯瑞撒谎。 假如我不训练他撒谎，他就上不了一流的中学，也上不了大学。他一辈子可能就 是一个工人，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因此，我当然要他撒谎，假如必要的话，我还 要教着他撒谎。假如伍凯瑞拒绝撒谎，说他要凭良心回答考试题，我会对他大吵大 闹，叫他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我会命令他撒谎…… 在男尊女卑传统下中国女子处境之艰难 伍洁芳 我们家族的另一个成员，一个叫伍调远(译音)的男子，相对就要算幸运一些的了 。他三十三岁的妻子在怀着他们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夫妻俩在外面躲了好几个月。 最后，在一九九二年二月他们一直盼望的儿子出生了。伍调远对我说，“我们从这 个村躲到那个村，真是不容易。我真害怕。” 听着我这些远亲讲这些话，我不禁思绪万千。我想，假如伍调远躲了几个月之后 ，妻子生出来的孩子又是一个女儿，伍调远会怎么办？再躲藏几年生第四个孩子是 不可能的。他们是不是会认命，回村接受第三胎罚款，并做绝育手术？或者，他们 会不会绝望至极，把生下的三胎女孩溺死？我站在我老家(广东台山的)顺水村，站 在我爷爷老屋的近旁，我想到我自己……我开始想，我出生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 怎么想的？爷爷把第一个妻子撇在老家，就是因为第一个妻子没有能给他生个儿子 。可是，假如我父亲不能有个儿子，爷爷的一切煞费苦心还有没有结果。我家就会 在我父亲那里断根。到时候就没有人给祖坟扫墓，也不会有人给神上供，让神来照 看爷爷。我想到这里，突然感到痛苦，还感到愤怒。我爷爷奶奶看到他们独生子的 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他们一定非常失望。说不定我是让我家蒙羞了。 我父母从来没有暗示他们希望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我也从来没有向他们问过这 个问题。假如这个问题当时是重要的话，现在也已经不重要了。部分原因是，我有 一个弟弟，这弟弟很孝顺地实现了来美国的中国人父母的梦想，他获得了哲学博士 和医学博士学位，现在在行医。我知道妈妈和爸爸是心胸开阔的人。但是，即使他 们对男孩女孩觉得无所谓，我还是想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第一个孩子应当是男孩 ？我是不是让他们失望了？他们还有两个好女儿是不是也让他们失望了？这些想法 让我不安。我知道这种压力的滋味。在我怀着凯瑞的时候，我的中国朋友一个劲地 猜想是男孩还是女孩。很明显，很多朋友认为女孩不错，但是男孩更好。在美国， 我决不会想男孩女孩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我生出凯瑞后，真有点为他是一个男孩 而高兴。生个男孩，日子就好过一点。而我还不是个中国人，就有这种感觉。我记 得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她我们的孩子出生了。她听到我的话先是没有吭声，然 后，她问：“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告诉她说，是男孩，这个时候她才向我道喜。 我可以想象千百万中国妇女在生孩子的时候所面临的焦虑、痛苦，尤其是那些不能 生第二胎的妇女该多焦虑。她们周围很多人认为，生孩子是她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考试，这是及格不及格的考试。结果，有一半的女人考试不及格。 杀婴、超声波胎儿性别鉴定，这一切让我感到毛骨悚然。但是，我也可以理解， 在面临这样严酷的考试的时候，人们如何按捺不住地要作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