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刘焕文


沈银汉


  刘焕文于一九九四年七月十四日晚第二次入狱，被判刑二年。加上八九年“六四
”事件时入狱判刑二年，共计四年。为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写下此文，把焕文
介绍给大家。
  焕文原籍山东，一九六一年八月在北京出生。他三十四年的人生道路是在坎坷和
苦难中渡过的。焕文的父亲刘杰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学机械制造专业的五十
年代大学生，母亲也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并且是中学教师。
  焕文的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航天工业部地热研究所工作，后任工程师。五七年反
右斗争中，焕文的父亲对同志谈了一些对社会现状的看法。因此，他在六四年被打
成反革命份子，下放到东北农村延边地区。焕文六岁时，他的父母迫于当时的政治
压力而离婚，他只有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如此从小学到中学，直至高中毕业后工
作。在他父亲的问题没有平反以前，他一直是“反革命”的狗崽子。由于政府不给
他这样的“反革命”子弟安排工作，焕文在家待业近一年。这一年中他糊过信封、
纸盒，插过幻灯片，每做好这一样产品只能挣到人民币半分钱。七九年他到首钢工
作是接爷爷退休的班。八零年底，他父亲的反革命帽子被拿掉。这时，焕文母亲早
已改嫁，而父亲又再婚，有继母和两个弟弟。所以他还是要继续同爷爷奶奶生活。
他曾对我说，他在上小学时看见邻居的小孩子同父母一起玩，他的眼睛湿润了。他
多么需要父爱和母爱呀！十七岁时，他费尽周折才找到了母亲。焕文见到妈妈时，
母子抱头痛哭。母亲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从离婚后就没有再敢见他们父
子俩，到现在儿子已长成十七岁。可是这又能怨谁呢？！
  焕文的不幸遭遇塑造了他坚毅不屈的性格。他于八二年在北京西城区缸瓦市教堂
受洗礼，信仰了基督教。从此，他的人生道路有了新的希望和生机。他在交友的同
时也传教于人。记得九一年六月底我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焕文到我家来看我。我
当时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及关节炎，身体非常虚弱，体重从入狱前的八十七公斤减到
了四十九公斤。焕文对我和我妻子说：“待银汉身体好些了，我带你们去教堂。”
后来，在九二年的圣诞节，我们同焕文一起去了教堂，以后又经常去我家附近的宽
街基督教堂，缸瓦市教堂我也去过几次，并认识了李克牧师等人。
  我和焕文是因八九年“六四”事件认识的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八九年五月十五
日晚，我带着二百六十多人的市民声援团到天安门西观礼台后面与“首都工人自治
联合会”汇合，当时焕文和赵品潞、刘强接待了我，那时刘强是总指挥，焕文和赵
品潞是副总指挥。他们非常热情地了解了我的工作单位和一些情况，马上安排了我
们的工作。由于我在民航系统内是专职做工会的干部。所以，从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起，我就做了“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秘书长兼对外代言人，并同焕文和赵品潞
参加了多次天安门联席会议，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告
海内外同胞书”等文件，和周勇军一起印发。韩东方来参加后，重新组阁了“工联
”，并更名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组阁后，我仍担任“工联”的
秘书长，贺利利是纠察队的总指挥，赵品潞和刘焕文是副总指挥。韩东方是“工联
”的对外发言人。五常委是：韩东方、沈银汉、赵品潞、贺利利、钱玉民。
  “六四”后，焕文被关押了一年半，又被押送到北京大兴县天团河劳改场劳改了
半年。记得他跟我说，他在狱中就患了乙型肝炎，经常头晕、呕吐，吃不下饭，而
政府连管都不管。到了劳改队后，政府规定每人每天管理一亩地葡萄，但实际每人
管理的是二亩左右。他当时重病在身，还要天天出工干活，每天的定额干不完就要
受电刑和棍打。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实在干不完定额，便向政府人员请求看看病
。工作人员不但不许他看病，还说他装病，马上叫来三个警管和三个犯人头，对他
们说：“帮助帮助咱们的‘工人领袖’。”结果是三个一万多伏的电棍加两个棍子
一齐上，连电带打一个半小时左右。他晕死过三次，每次都被三大桶冰水浇醒，第
四次晕死过去便什么也不知道了。他醒来时，有一个同班的犯人对他说：“你在床
上一动不动晕睡了十多天，大家都以为你活不成了。队长怕你死了他的饭碗就砸了
，给你找了医生输了三天的葡萄糖。没想到你命真大。”焕文说：“我才不会死呢
！我要是死了谁给他们挖坑送葬呢？”他又笑了……
  在此，我呼吁：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从道义上伸出援助之手，救救这个三十四
岁的生灵吧！他毕竟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了多次的献身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