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 (北京) 郭奈仁 “六四”以后，经过一阵情感的渲泄，人们心态逐渐趋于平静。这时候，海内外 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他们鼓吹民主的冲动减退了。有人惊呼：这是思想的堕落， 意志的衰退，是保守主义兴起的表征。笔者却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是思想 成熟、共识形成的标志。中国的民主不能始终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只有化为千 百万人的实践，民主的心态与行为才能通过惯例的积累逐步硬化为制度。“六四” 以后的五年中，中国的民主正在经历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转变。 一 “从本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以“保育政策”作为立国大方针，孙中山明确规定“先 知先觉者”与“后知后觉者”的不同政治权利，到国民党、共产党接受第三国际建 设革命党、先锋党的一整套理论，标志着精英政治理念对民主政治理念的节节胜利 。” 所谓“鼓吹民主”，无非是通过与论敌争辩，阐明民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乃至“ 必然性”)，首先是为了坚定鼓吹者自身对民主的信念，其次是为了向其大众“灌输 ”自己的思想，争夺意识形态的霸权。葛兰西早就告诫说：“也不可抱这样的想法 ：批判了这样的论敌就等于摧毁了相应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那样就是纯粹的启蒙 唯理论)；而应抱这样的想法：这样做有助于：一、长自己一方的志气，坚持和增强 分庭抗礼的精神；二、为自己一方准备条件，以便根据自己的生活状况吸收一种属 于自己的独创学说并赋予生命力。”这就是说，尽管反对民主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社 会力量仍然存在甚至还很强大，只要民主的社会力量坚定了自信心，鼓吹民主的主 要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中国的民主事业在二十世纪前九十年中进展不大，既不是文化传统不适合，患了 水土不服症，也不是经济落后、识字人少，拔苗助长伤了元气；主要是由于中国知 识份子对民主信念不坚、信心不足。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强调：对民 主的坚强共识才是美国民主制的最大保障。胡平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文化落后、 文盲众多的国家，搞专制可能比较容易得手，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个 国家里搞民主就一定不能成功。如果这个国家中具有文化素养的人们(即使他们人数 很少)有着较为坚定明确的民主共识，那么在这样的国家搞民主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印度可算作一个明显的例子。”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问题上患有一种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他们作为 个人、作为本阶层利益自觉的一员，对于民主自由无比向往和热爱。现代知识分子 只有在民主宪政制度下，才能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才能最 大限度地知政议政参政，才能产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解放感。另一方 面，他们作为社会精英、国家利益代言人、理想社会建设者，又对民主的价值和作 用深感疑虑。民主制度的基石是社会各阶层的现实利益表达和利益交易。欧美发达 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存在一种公认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只能在价值与利益的 角逐中逐渐生成，因而在政治道义上不排斥人们的利益取向。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 则不然，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一种先于自身实践而存在的理想模型，以此为依据， 他们得以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作出衡量，结果往往是既要 否定民众的现实利益要求而主张精英政治，又必须否定自身的真情实感而实行痛苦 的脱胎换骨、自我改造。 从本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以“保育政策”作为立国大方针，孙中山明确规定“先知 先觉者”与“后知后觉者”的不同政治权利，到国民党、共产党接受第三国际建设 革命党、先锋党的一整套理论，标志着精英政治理念对民主政治理念的节节胜利。 考察一下在四十年代为争取民主而加入中共的一代党内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便不 难理解为什么正是他们成为八十年代末期最积极的民主鼓吹者。 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在延安整风中经由思想灌输并辅之以身心摧残，用所谓“历 史必然”的信仰取代了自己的政治直觉与理性判断，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取 代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继而，经历了一次次严酷的路线斗争后 ，又以党内一个派别的政治路线取代了阶级利益的估量和党内民主机制；最后，在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方领悟到连准确地、完整地把握一条政治路线也是 空想，只有紧跟天才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才 符合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精英政治一直演进到个人迷信的极致，风水 轮才开始往回转。 当中共党内一部分有影响的高层知识分子决定性地转向民主时，出现了一个“新 权威主义”的小插曲。鼓吹“新权威主义”的一批中青年理论家，貌似政治保守， 实质上却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试图通过开明的政治强人来推行他们所中意的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不顾及民众的情绪与权力中间层的抵抗。他们仍然是把一种 理想模式置于现实的利益诉求之上，寻求一种超凡脱俗的政治权力与政治人物。“ 六四”的鲜血教育了人们，专制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是怎样地丧失理智；“ 六四”以后国有资产大量被鲸吞侵蚀的事实启迪着人们，绝对的权力只能导致绝对 的腐败，而不会用来造福于人民。 随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近年来的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争取本身的权 利和利益就是争取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各阶层争取人权、生存权、社会经济 权利与建设民主制度是不可分割的。知识分子本身不再怀疑、恐惧民主，再放下包 办民主的重负，就可以在民主的道路上“潇洒走一回”了。 二 “民主启蒙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民众并不需要启蒙就已经具有民主的诉 求；其次，即使启蒙确实提高了民众的民主意识，也不会直接导致对民主事业的积 极投入。当前，中国民主事业最需要的并不是民众的教师，而是民众的榜样；不是 民主的教士而是民主的战士。” “新启蒙”口号在八十年代末的提出，一方面标志着中共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民 主意识的复苏，另一方面又表明他们与自己原来从属的那个思想传统仍然藕断丝连 。对民众进行民主“新启蒙”的提法，与列宁必须对群众“灌输”革命理论的思想 一脉相承。这里必须指出，列宁的革命以改造人性、建设新人为职志，而民主制度 则只能建筑在人性自然流露并得到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为了肯定民主启蒙的价值 ，必须作出三点设定：第一，民主意识不能在民众中自发地产生；第二，民众只能 通过接受民主理论才能确立民主自觉；第三，只有当多数民众具备民主觉悟时，民 主制度才能建立起来。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逐渐体会到这三点设定都是不必要的 ，才会出现民主鼓吹的退潮。 最起码的民主意识，就是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出政 治选择。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农民，都本能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不需要他 人来教给自己如何选择。从“新启蒙”口号的提出到“八九民运”，不过短短一年 时间，对民主启蒙的作用不可能估计太高，显然，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是根据自己的 直觉与常识投身民主运动的，因为他们并不难从亲身体验中总结出专制与腐败的关 系。 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在民主参与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主要不是思 想意识方面的，而是行为能力与道义勇气方面的。民主理论的讨论，永远是知识分 子圈子里的事情，民众通常不是从书本上学习民主而是从直接经验中学习民主。因 此，知识分子在实践民众方面的榜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民众不需要知识分子向他 们灌输民主教条，而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组织聚合与感情联系。葛兰西指出：“知 识分子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是由组织聚合力规定的，通过这种聚合，感受— 激情变成理解的并进而变成认识(不是机械地而是生动活泼地)，那样，只有那样，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个人交流，共有共享的生活才得以实现，这本身就是 一种社会力量——创造‘历史联合体’。”他还说：“没有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之 间的感情联系，就不能搞政治—历史。而缺少这种联系，……知识分子就成了特权 阶级或教士。” 民众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的散漫无知，在专制压迫下的软弱屈服，以及缺少民 主的习惯，对于实行民主都不构成严重的障碍。只有当民众亲身经验了民主的程序 并感受到它的后果后，仍然拒绝民主，才能为民主问题上的经济文化决定论者提供 他们所需要的证据。从另一方面来说，民主战车的前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以绝大 多数民众的积极投入为推动力。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中，积极参与政 治活动的公民也是一个少数，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通 常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十。在一个专制社会中为民主事业而奋斗和献身，显然不是一 个普通人能够具有的品德，即使大多数人都已经看到了民主社会的曙光。奥尔森在 《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说得很清楚：“任何共同目标的完成或共同利益的满足，意 味着一项公共或集体财 的产生。”“愈大的团体愈不容易生产最适量的公共 财。”“大团伙或者说潜在团体根本没有生产公共财的诱因，因为无论该公共财对 团体而言是多么有价值，都无法有效地促使个别成员愿意支付达成潜在团体利益的 组织费用，或去承担必要集体活动的各种成本。”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在一个 最大的团体中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获得的公共财，对于大多数理性的人来说，他 们必然会选择“搭便车”，等待别人去承担各种成本，自己坐享其成。 由此可见，民主启蒙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民众并不需要启蒙就已经具有 民主的诉求；其次，即使启蒙确实提高了民众的民主意识，也不会直接导致对民主 事业的积极投入。当前，中国民主事业最需要的并不是民众的教师，而是民众的榜 样；不是民主的教士而是民主的战士。奥尔森指出：“唯有个别而‘选择性’的诱 因才能激发潜在团体中的理性个人为团体目标而努力。在此情况下，团体行动要成 为可能，其诱因必须只是选择性地对组织中个别成员发生作用，与公共财对整个团 体一视同仁的特性不同。”做一名民主战士，必须具有超越经济理性的个人价值目 标，或者具有格外的自信。 三 “忠诚和负责任的反对派不同于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应当上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拥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和平行的政策研究设计中心，他们能够随时对 执政者的各项政策作出评判并拿出自己的替代方案……” 当人们从鼓吹家转到实干家的角色位置时，关注的中心将不再是中国民主的必要 性与可能性，而是它的战略与策略。 胡平在“六四”前夕曾经提出“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民主策略，可惜在实际 运动中人们却反道而行之，遵循的是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 术。争取民主的斗争不必克守某一种固定的程式，在理性与非暴力的前提下，可以 因时因地制宜地采用政治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样式，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应 当坚持以阵地战为主。阵地战有两个要点：一是亮明旗帜，堂堂正正，坚守战壕， 多层防御，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怕死；二是在对方阵地的接合部寻找薄弱环节， 发动有限进攻，稳扎稳打，前进一步巩固一步，最后形成围歼的局面。民主力量的 战线应当全面展开，其中最重要的三个阵地是：精英文化、公民社会、政治参与。 民主力量要使自己成为负责任的反对派，不能局限于对现实的指责、批判，而应 表现出积极的建设精神。这种精神首先应当体现在精英文化环节。当中国社会又一 次经历“礼崩乐坏”，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丧失信用，社会整合出现危机 的时候，汇聚世界文明主流与民族传统精华，重建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价值观体系 ，是一项紧迫任务。我们既需要一个新的道统，也需要一个新的学统。只有建立起 一系列独立的学术中心，才能培育出新的学术风气和流派，使中国跻身世界学术大 国的行列。空间、抽象的民主鼓吹应当休息了，深入、具体的民主研究则应当大力 提倡。民主原则与自由原则、公正原则、效率原则、生态原则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辨 ，中国二十一世纪民主进程的历史考察，世界各国民主制度的比较研究，民主宪政 程序、惯例、法规的操作设计与方案评价，这些工作都需要人们付出极大的心血和 精力。忠诚和负责任的反对派不同于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应当上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拥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和平行的政策研究设计中心，他们能够随时 对执政者的各项政策作出评判并拿出自己的替代方案，包括自己的外交政策、国防 政策、经济政策、国土开发和环境政策、教育政策、公安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 策、港台政策等等。 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民主力量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将获得越来越大的活动空 间。八九年以后尤其是九二年以后，是各种类型的民间实体、民间社团蓬勃兴起的 黄金时代，以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为样板的学术—文化—经济联合体也已经在全国 各地纷纷涌现。组建新社团与改造原有的官办社团，是并行不悖的两大任务。把工 会、妇联、青联、工商联、“民主党派”等由党国机器中的一个个被动齿轮转变为 具有独立意志的压力集团，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这种独立化的趋向已经在它 们的边缘地带诸如它们所主办的出版社、杂志社和经营实体中出现。公民社会的基 础是民营企业，它的灵魂则是自由职业者。自由撰稿人、自由制片人、自由艺人已 经在社会上斩露头角，其中有些人已经成为民众崇拜的“大腕”，具有操纵舆论的 能力。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出现，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反特权、反腐败是绝大 多数民众的普遍要求，但是由于公共财的性质和“搭便车”的理性选择，一般人难 以为此投入精力。然而，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反特权、反腐败将会为他们提供“ 选择性”的诱因，对他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的个人动机与创造公共财有机地 结合起来。在律师界与国内外新闻界的紧密配合下，一个民间监督网络将会逐渐形 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将会从中破茧而出。 在扩大国内政治参与方面前景也是乐观的。经过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历次民主运动 ，已经筛选出一批具有政治坚定性和较高知名度的民间政治领袖人物。他们既负有 高举民主旗帜的道义责任，也负有沟通朝野，建立社会基本共识的艰巨任务。坚持 理性、非暴力抗争、渐进改革的基本政治态度，一方面要揭露抨击顽固不化的保守 份子，另一方面也要批评抑制不计政治功利的情绪化的过激份子。人权保障活动是 最低层次的政治参与。保障中国人权的立足点要放在国内。每一种违反世界人权宣 言的行为，每一个践踏人权的案例都应当受到严正的抗议和谴责。民主力量要大力 开展院外游说活动，推动各级人民代表发挥自己的立法、监督功能。坚持在现行宪 法框架内进行政治改革，并不意味肯定宪法的所有条文。宪法修改势在必行。法律 专家的修宪建议、人民代表的修宪动议以及群众性的修宪动议以及群众性的修宪签 名运动，这些不同层次上的活动可以逐渐展开。公民参政最基本的方式是行使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法必须重新修订，但即使在现行选举办法下，民主力量仍然可 以有所作为。在八十年代的高校人民代表选举中，已经广泛地开展了竞选活动。九 十年代的地方人民代表选举，应当由个人竞选提升到联合参选的新阶段。随着政治 参与程度和范围的逐步发展，最终必然会出现多元民主制度的格局。 在民主墙时代曾经出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 以革命的心态、改朝换代的心态争取民主，总是会感到形势险恶，人心难测，除了 在海外鼓吹民主外，在国内无从着手实干。当人们彻底抛弃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遮目 镜，真正确立民主的心态与行为方式时，就会惊喜地发现在自己周围的生活中存在 着民主活动的广阔空间。 四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反民主倾向，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曾经高 举民主旗帜，掌权后仍然标榜民主理想，在其内部始终存在着要求民主的呼声和争 取民主的力量。” 从以往的历史看，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是争取民主最积极、最活跃的社会力 量。在今后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但是， 争取民主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独家事业，不应当也不可能由知识分子来垄断或者包办 。民主社会的最终形成将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工人、农民、企业家、国家公务 员和军人、中共党务工作者都可以为之作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所谓“体制内”、 “体制外”的差异，不成为民主力量不能携手的理由。 工人的劳动权包括通过集体罢工保障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是民主社会中极其重 要的一项社会权利。中国工人争取劳动权、参与企业管理权、失业保障权、罢工权 和成立自由工会权的斗争，以及和其他市民阶层一起反对特权腐败、反对通货膨胀 等不良经济政策的抗议活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绝不能被视为“动乱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农村中就有自治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当代中国农民则深受基层 政权不合理摊派之苦，因此，农民中蕴涵着极大的积极性率先在乡村两级实行地方 自治。只有通过民主方式产生乡村自治机构，才能建立健全的乡村财政，避免对农 民的横征暴敛；才能对乡办、村办企业实施有效监督，防止少数人化公为私，巧取 豪夺。 无论民办企业的发展壮大，还是国有企业的转轨变型，本身都是对全能主义政治 体系的一种冲击，这也就是企业家为民主事业做出贡献的一个方面。然而，具有高 度民主自觉的企业家不会不认识到，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离不开经济力量的支 持。集权国家主办一次走过场式的人民选举，就要花费数以亿计的金钱，真正的民 主选举以及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种种政治活动，同样需要宣传组织方面的各种经费 。为民主力量提供赞助，是企业家富有远见的一项长期投资，同时也是他人难以替 代的一种社会贡献。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和军人中的“非党化”意识正在潜移默化地发展，中下层官 员的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国家公务员在制定改革和发展政策时，时常会觉察到国家 利益与垄断政权的少数权贵利益的矛盾，当他们被要求以前者服从后者时，总会遭 受良知的责问，感受到内心的痛苦。“六四”屠城，是对军人荣誉的最大污损。当 国家军事力量越来越被用于对内防范和镇压民众而不是用来保卫国家领土和抵御外 来威胁时，军人的效忠就会成为一个疑问。可以预期，当现在的中青年军官和文官 晋升到更高阶层时，军队国家化、公务员政治中立化的要求将会愈来愈强烈。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反民主倾向，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曾经高举 民主旗帜，掌权后仍然标榜民主理想，在其内部始终存在着要求民主的呼声和争取 民主的力量。由于它长期垄断政权，大量吸纳社会精英，人们参加共产党的动机极 其复杂，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青年人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为了实 现民主理想而加入共产党。海内外民主力量中很少有人否认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五千 万中共党员乃至其领导集团中的开明人士的参与，分歧仅在于是企盼“内部起义” 还是“内部改造”。无论从中国的政治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计，还是从中国共 产党广大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计，后者都要优于前者。只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再往前走一两步，只要丢掉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僵硬教条 ，不难把现在的共产党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六四”以 后，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混世魔王”，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政权合法性的信心 ，只是靠着枪杆子的力量来勉强支撑摇摇欲坠的权力，抱着“过了这村没这店”的 世纪末心理，利用手中现有的权力拼命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攫取世俗利益。这些“ 混世魔王”既是中国民主的敌人，也是中共自身的敌人。中共领导集团中不乏有政 治眼光的人，他们理应认清自己的前途所在。只要勇于自我批评、自我改造，在推 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获得新的政绩，一个具有长期历史传统的 大党完全可以重新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既需要有忠诚、负责任的反对党，也需要有自信、雍 容大度的执政党，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每一个人都应当根据自己的特定角 色来决定为中国的民主做什么和怎样做；同时，也应当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在一些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上最大程度地建立起共识。 (本文作者是一位出色的民运活动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