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开放多元是文明的动力 吴逸夫 一、统一不是初始价值标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历史的一条大线索。倾向大一统之合的是儒家 ；倾向分裂的是道家的“小国寡民”理念。不过两者对分合的利弊都缺乏深入的分 析。 传统理念总是把大一统视为王道得胜的“治”局面，是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而把 分裂视为王道沦丧的“乱”局面，是无可奈何的非正常状态。传统史学界也一般认 为统一代表了进步，而道家的小国寡民思想是落后保守乃至倒退的。这一方面表明 中国的史学基本是儒家主导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分合不仅是个历史现象，在中国 人看来，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秦始皇尽管是一个大独裁暴君，但多数中国历史学家仍然认为他的统一中国是伟 大的贡献，用中共的语言来说，秦始皇即使说不上功过七三开，也至少是功大于过 。由此可见，统一在儒家主导的史学理念中，几已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 但是根据唯物史观，最高的价值标准应该是生产力的发展（当然生产力标准实际 上也并不完美，这个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暂且让我们先根据生产力标准来看看 分合的利弊。 统一对於生产力发展的好处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最明显的是统一后没有战争的和 平环境对发展生产有利。历史学家也可以拿出数据说明统一之后，人口和耕田扩大 多少多少等等来证实这一点。 这种分析其实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两个前提。一是统一是否 一定导致和平环境；二是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是什么。 统一可能导致和平，但并非总是如此。如以统一为最高价值目标，则必然为了追 求更大的统一、扩大疆域而连续作战、“不断革命”，历史上许多军事帝国就是如 此，如罗马帝国和蒙古人的元皇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整个国家也始终处于战 备状态，修建长城可算是一项军事工程，当时兵役和军事性劳役人口比例空前，这 种战备状态严重地干扰了民生经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伟大文明产生于开放多元历史背景 其次，和平环境虽然几乎总是导致耕田面积和人口的增加，但人口和耕田并不是 衡量生产力的唯一标准，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的重要性越来越降低。如果把 科技文化看作生产力的主要标准，那么，人类文明发展史恰恰告诉我们：生产力的 高度发展往往产生于某种分裂的状态——具有较高开放性的分裂状态，即动态、开 放的多元状态。 古代中国科技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华夏文明的奠定时期，恰恰是小国林立的分 裂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一个虽然分裂然而各国人民来往交流频繁的时代，处于开 放、流动的多元状态。当时中原大陆的工匠、知识分子自由穿梭于互相开放的各国 间，而各家学派的领袖人物，几乎都有过周游列国的留学、讲学、流亡乃至移民经 历。 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流亡精英。他三十四岁那年，因政治问题逃到齐国避难。算他 当时年纪尚轻，影响不大，“可以挽救”，两年后被容许回国。五十四岁那年，在 作了四年宰相后，又因政治斗争失败外逃。这次情况不同了，因政治影响大，被整 得很惨，一流亡就流亡了十四年。流亡时期，有了广泛、深入、冷静地观察世界的 机会，空闲时间又大大地有，遂形成他那精深博大的儒家体系。（所以今日流亡精 英，应该不必为暂时的挫折丧气，岂知不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政治失败，学术 丰收）。 春秋战国时期的君主，也常常向谋士请教如何吸引别国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 （士人）来投奔自己的国家，将此看做一项重要的国家决策。而当时的人民投奔他 国，甚至率众投奔“仁政”、“贤君”，犹如今天人们一股风地抢购某种商品，十 分正常，不会被指责为“不爱国”或“卖国”，人民享有较大的择地而居的自由。 《诗经》中的《硕鼠》就描写了当时的人民把移民当做逃避苛政的方便手段：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这里，“乐土、乐国、乐郊”，是指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的国家或至少是有相对政 治独立性的领地。 孔子有一次看到一个老妇女为她被老虎吃掉的丈夫和儿子哭泣。孔子就问她，“ 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那老妇人回答说，“因为此地没有暴虐的政府”，而 没有说“因为这是我的父母之邦故国”或“户口迁不出”、“因为政府不容许走” 。可见那时人民的精神枷锁比今天少得多，政府也没有严禁老百姓的移居别处。 正是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工匠可以穿梭於各国之间这种开放的多元状态，为 今日我们引以自豪的东亚汉字文化圈文明，奠定下了无比坚实、深厚、丰富的基础 。 从近的来看，即使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在文化学术上来看，也是中国 历史上难得的“小百家争鸣时代”，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关键转折点。毛泽东时 代大陆文艺界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旷日持久的批判围剿，正从反面说明了军阀 时期提供的文化成果之深厚丰富。当然，那个多元时代的文化成就决不止于文学艺 术，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方面，都有划时代的成就。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学术界 各个领域，领导人物始终是那批军阀时代培养出的学术权威。这个事实，一方面固 然说明了新中国教育“出奴才不出人才”的弊病（毛泽东时代出来的唯一社会科学 大才是李泽厚，而他是大学时期生肺病自学而歪打斜着成材的），另一方面也确实 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才群出，质量之高。那些老权威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屡批屡 起、屡起屡批”，也说明他们的水平确实不同凡响。 开放交流的多元并存，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原动力。不仅中国如此，人类几大其他 主要文明，也毫无例外地都孕育于小国间交流频繁的政治环境。 远的来看，作为西方文明主要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就是产生于一个城市即一个独 立国家政体的城邦时代。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也都是产生于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 期小国林立的背景。其他一些较小规模的文明，如西藏文明等等，也奠基于分裂的 列国时代。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伟大的思想家产生于苦难的时代的缘故；分裂动乱的时 代，人民经历了巨大的苦难，痛苦发人深思，遂产生伟大思想家。这种解释似是而 非，主要的困惑在于它诉求于不可靠的历史记载。一拿比较切近的现实去验证，问 题马上就暴露出来：它不能解释当代英语文化的文明。英语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建 立在英语国家人民的巨大苦难的基础上。大致上说来，英语国家的人民，在福利上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英语国家发展起了当代最强劲的一支文明。兄弟我认为英语 文明的主要动力，在于英语国家之间，特别是英联邦内部，人民在不同政府间的来 往是全世界最自由的。 大英帝国解体后，大一统的帝国不复存在，加上早先已经独立出去的美国，形成 英语国家多元并存的局面。在英语国家中，毕竟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文 字，人才和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流，在整个国际社会中是最为自由方便的。这种 开放多元的结构，对於英语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设想当年有“ 日不落国”之称的大英帝国，如果放不开“大一统”情结，为维持统一作持久的努 力，今天出兵镇压这个属地的“叛国”独立运动，明天出钱收买、离间那个属地的 离心力量，长期地内斗不绝，英语文化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吗？可以说，大英 帝国的解体，比起大英帝国的创立，是更加伟大的历史业绩（如果大英帝国的创立 算得上“伟大统一业绩”的话）。 大一统极权的苏联解体而成的独立共和国，具有人民可以较自由交往的统而不合 的特征，其发展前景当不可忽视。尽管独联体目前遭受到一定的困难，但我们不可 忽视它的潜力。将近一个世纪前，梁启超曾告诫国人，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是南 欧之拉丁文明打头，北欧之日尔曼文明居中，而威胁中国最大的是殿后的东欧之斯 拉夫文明。只要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大帝国解体时可能发生的坏得多的局面，就应该 承认东欧帝国成功的和平解体（只有相对来说很小比例的局部的战争），实在是非 常难能可贵的。历史也许会证明，这是大英帝国解体之后的又一伟大历史事件，必 将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重新理解被误导被歪曲的历史 人们对分裂状态最大批评是战争不断。其实，给人民带来最大不幸的，从来是大 一统专制而不是分裂战争。暂且不谈古代史和外国史，仅拿最贴近可靠的现代中国 为例：从民国之初到抗战暴发的二十五年，死于战争的中国人约有一千万，八年抗 日战争，牺牲的同胞也大约是一千万，但毛泽东时代大一统专制“失误”所造成的 “三年自然灾害”，短期三年内就饿死了至少三千万阶级弟兄。或许将来还会有历 史学家将毛泽东时代描绘成一个“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国家地位空前提高”的太平 盛世。如果没有后来的文化革命，三年自然灾害恐怕在历史记载上永远无影无踪了 。由此可见关于太平盛世的历史之不可靠。以近推远，以今论古，设想死于历代“ 英明皇帝的太平盛世”（暂时不说世有明证的暴政了）人口远远超过死于战争的人 口，不是没有可能的。 战争的灾难之所以得到夸大，一方面是因为渐渐地操劳早衰、营养不良夭折或饿 死家中这种缓慢过程易于令人麻木而失去强烈反应，麻醉人的同情心，远不如死于 炮火那样富有戏剧性的强烈刺激。六四惨案中被枪杀的人数量远远少于大陆任何一 次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但六四却受到了举世空前强烈的谴责，部分原因盖 在于此。另一方面，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后来的统一成功者歌颂自己统一的丰功 伟绩的最好方法，就是突出分裂之坏。 此外，分裂状态之对於历史学家，就象不幸家庭之对于小说家，正是可以大写特 写的题材。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一书的开场白说，“幸福的家庭大多相 似，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因而有历史学家感叹道：“那些没有历史的民 族是幸福的”。其实，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见得真那么幸福，不过是他们的痛苦太平 凡而很少被记载下来而已。毕竟，文明发达的国家主要是历史丰富的国家。“没有 历史”的民族的人民，其创造力可能是被安乐消磨掉了，但更大的可能是被钝性的 压迫扼杀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军阀混战的消极一面，但必须指出，历史记载中对这一时期的 消极一面是大大夸大了，而对这一时期的积极一面却又大大缩小了。我们在这里为 分裂平反，并不是说分裂是绝对好，大一统是绝对坏，而只是因为传统大一统观念 太根深蒂固，有必要在宣传上（不是行动上）矫枉过正。当然事实上是统一和分裂 各有利弊。但统一的好处决不如我们传统上所想的那样动人，而分裂的坏处也不如 传统上所描述的那样可怕。我们应该重新去整理和理解被大一统史观误导，被专制 文网歪曲的历史。 别的不谈，即以历来最受贬低、嘲笑的“草包军阀”韩复渠来说，也远非真的如 此草包。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韩有一次观看女校学生比赛篮球后发令，“这么多 人抢一个球，成何体统，着令立即提高女校经费，务必保证每人有一球！”其实， 这不也表示了这个草包军阀为了竞争生存，也是很重视教育的么。特别是他的重视 妇女教育，在当时更显其难能可贵。近代知识分子中少有的硬骨头梁漱溟，他的骨 气不仅表现在对毛泽东的不屈从，而且也表现在解放后顶住压力坚持不对韩复渠泼 污水这一点上，因为韩对于梁当年在山东的“乡村改造计划”几乎是有求必应地大 力支持。此外，张学良统治东北的业绩，也逐渐地得到了人们的承认、肯定（包括 东北大学的建立发展等等。刘宾雁的自传中，也描写到张学良的开明、宽松统治） 。如果我们抛开政治成见的话，值得肯定的地方割据势力的政绩恐怕不少。只要我 们想一想，当时并没有户口管理的制度，某一军阀治下如果老百姓真活不下去了， 人不是都要跑完了吗？这同毛泽东时代“三年困难时期”不准饥民外出讨饭“给社 会主义抹黑”而饿死乡里的背景是不同的。解放前城市里“到处是讨饭的”，也是 某种相对的优越性的表现呢！至少，还有外出讨饭求生的自由嘛。 中国史学界一向为儒家大一统集权观念所误导，一旦抛弃大一统这个初始价值标 准，整个民国早期的历史恐怕需要重写。如果我们摆脱大一统和“成者王败者寇” 的势利眼习惯思维，还所有“败寇”的英雄本色，恐怕民国早期的历史将是一个同 春秋战国和楚、汉相争时期一样丰富多采、豪杰辈出的时代。司马迁笔下的那两个 时代何其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并不是后来的中国再也没有产生过同样的多彩时 代，而只是因为后来的文人思想受到越来越强的束缚和后来的文网越来越细密。身 处汉朝的司马迁能把“本朝”开国皇帝的流氓习气和“项匪帮”的英雄气概写得栩 诩如生，后来的文人有胆量有可能这样作吗？ 四、统一动机是人类战争主导根源 当然分裂战争终究应该避免。但分裂战争的原因何在呢？“联省自治”曾是推翻 清皇朝的重要动力：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各省纷纷宣告“自治”、“独立”，遂令 大清皇朝顷刻间分崩离析。但当时各地政客、军阀提出自治、独立，相当程度是出 于投机，自治、独立的舆论准备是很不充分的，自治、独立的理念尚未充分发展、 深入人心，大一统仍是一种主导观念。於是，经营成功或自以为成功乃至自信必能 成功的地方领袖，固然会替天行道、“解生灵于水火”，要去统一其他的地区；而 经营麻烦的地方领袖，也往往会在统一名义下发动征战以疏解和转移内部矛盾。大 一统的观念，在军阀混战中总是直接和间接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分裂和 混战并无必然的联系，恰恰相反，分裂后的混战，大一统的动机和名义往往是主导 原因。 清朝覆灭后中国未能形成松散联邦多元局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国侵略势力， 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如张学良的承认和服从南京政府，主要是想对付日本 并吞东北的野心。而蒋介石对其他军阀的征服，也离不开“攘外必先安内”的名义 。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为了统一而内战不断，自伤元气，日本恐怕也是不敢轻易 入侵中国的。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因为国、共两党终于互相承认其合 法地位而暂停了内战吗？当时中国境内，实际上就存在两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政府， 这种分裂状态反而有力地推动了抗日力量的发展。热血爱国青年，不见容于国统区 ，就可以到共产党地区，或者反过来流动，从而免遭政治屠杀，多保存了大批民族 精英。由此可见，开放多元政府的共存，为整个民族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其效 果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加法，而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 即使统一本身意味着和平，也不能忽视这种和平的代价。取得统一往往离不开战 争手段，从这个角度说，追求统一的伟大目标的顽强信念，往往是持久残酷战争的 原因。抬高统一的价值地位，必然会不惜代价取得统一而轻易发动战争和顽固坚持 战争。如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是因为要搞宗教统一，不容“异教”的合法存在 。中国历代的大规模战争，大多是为了夺取“一统天下”的垄断宝座。也正是因为 国、共双方都想完成“统一大业”，才令两岸将近半个世纪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备 战状态。一旦承认多元共存比之大一统是更合理的存在，那么人类大部分的战争， 都失去了发动的理由。 事实上统一动机不仅是中国长期内战的主要根源，而且也是造成事实上彻底隔离 状况的根本原因。例如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权，由于都认为自己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 的政府，都宣称自己有统一对方的法统权力和道义责任，结果造成了两岸将近半个 世纪的除了秘密派遣特工人员、隔海相望投放宣传风筝、大炮对话之外，断绝一切 经济、文化来往的空前分裂状态。一旦彼此承认对方的平等独立地位，全方位、有 深度的交流才成为可能。因为只有平等的交流才可能是充分互利的，而只有互利的 交流才能持久深入。 统一有名义统一和事实统一之分。统一名义下的战争，就是所谓“内战”。历史 告诉我们，内战往往比国家战争（外战）更加持久残忍。因为内战的目的是消灭对 方，是统一，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而国家战争的目的是屈服对方，是胜利， 因此也比较容易做到适可而止。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放把火出口恶气，抢点财宝古 董，索点赔款就撤退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想统一中国。日本侵华就不同了，因为想 统一“大东亚”，於是就赖在中国不走，害得中国人民抗战八年，苦头大大的吃， 灾难大大的有。 内战的残酷程度也往往超过国际战争。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比较 能够 fair play 地“礼争”。一般来说，斩敌国来使和俘虏是要受国际上的强烈谴 责或干预的。但是“内战”中斩杀“匪帮、伪军、叛乱分子”，那就属于“内政问 题”了，受谴责和干与的程度就大大减少。“统一统一，多少暴行假汝之名行之！ ” 五、人民统一，政府多元 好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裂造成战争的可能越来越小，战争作为制胜的手段 日益成为没有必要。其一，由智慧决定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综合实力日益成为决 定胜负的主要决定因素，换言之，文化上落后的群体战胜文化上先进的群体（如历 史上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先进的农耕民族）的可能日趋缩小而几乎成为不可能。而 先进群体对落后群体的胜利，大可不必通过战争，通过经济文化的手段显然更为有 效。其二，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表明，对於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殖民 时代的原始资本积累和通过战争掠夺资源、开拓市场，不再是必须的，而科学技术 、信息资源日益成为财富的来源。这一点正在日益成为今日国际社会的共识。这是 国际和平最可靠的条件。 因此，把大一统看作维护中国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的说法，日益明显地站不住脚 。其实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多少根据，本来就是野心家扩张权力的借口。世界上从 来就有许许多多人口只有中国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的主权独立国家，为什 么中国人非要人多势众才能保住自己的主权呢？！认为中华民族必须籍人口的绝对 优势才能赢得独立，这其实是对中华民族的能力和中华文化的潜力完全丧失信心。 事实证明这种民族自卑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以华人为主体的岛丸小国新加坡，不 是也能尊严地自立于国际社会吗？！今年新加坡政府能够不顾美国朝野舆论哗然、 总统说情而毅然决然给予在新加坡触环境法、犯鸦涂罪的美国少年迈克以鞭笞刑罚 的实例，就显示了这个小国的尊严。如果不想称霸，仅仅维护主权独立，中国的大 一统中央集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天我们宣传地方自治多元结构时，当不必有危 害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等等的顾虑。 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小国就是绝对的好。“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的道家思想，成问题的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锁闭国。理想的开 放流动的多元形态中，仅是政府的多元，而人民应该是统一的，即处于同一开放体 系中的人民，享有平等的“择地而居”的迁移权利，这是落实“主权在民”最容易 的方法。 大一统的好处主要在于便于文化技术、人才人力、资源资金更大范围内的自由交 流。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主要贡献，是统一文字、钱币和度量衡，因为这方便了交流 。但是，交流的价值在于互通有无，在大一统下，往往由於地方缺乏自主权，一切 听命于中央统一号令，各地在文化、经济上的差异不会很大，交流的价值就大大减 少。例如人才，各地的教育政策、教材等等都一样，培养出的人也就不会有很大差 别，有什么可交流的呢。 大一统的秦国取代了松散联邦制的周朝之后，虽然各地人民的来往一般来说是更 为便利了（不过严格的户籍管制对人才交流的限制，有时甚至超过国界线），但一 元化的政府使这种交流失去了基本的动力和意义：因为人们显然只有在异乡大不同 于故乡时，特别是异乡能提供自己所珍视而故土又没有的东西时，才愿意和宁可长 久地背井离乡的。 此外，大一统本身也有运转不灵活等等的缺陷；并且，建立和维护大一统的代价 也是巨大的：不仅建立大一统需要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维护大一统还需要巨大 官僚机构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严格管制等等。 从经济角度来说，国家结构是可以计算规模效应的，过小过大都不好，有个理想 的规模。但事实上，国家规模受到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国际环境许多因素的影响 。象中国这样巨大的规模，要实行中央极权，无论如何是太大太大了。 惟有各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其各有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情况下，统一政体 下的自由交往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所以中国最好的出路，当是松散的邦联：各地 充分利用地方优势、发挥独创性搞建设，文化技术、资金资源、人才人力相当自由 地在不同主权政府内流动。 今日港台地区之所以能在推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就是因为 它们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政体而发展成了独立的政治、文化力量，给大陆提供了大 陆本身所缺乏的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如果四、五十年代大陆政府就统一了港 台，或者如今的大陆仍然奉行“封锁吧，封锁十年二十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闭 关政策，都绝对不会有如今大陆、香港、台湾三边互动的生动活泼局面了。 六、将历时的分合互转变为共时的分合并存 是的，中国人民为“统一”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代价越高，越是珍惜；但因 此就更不惜代价去维护，於是又付出更高代价，形成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中华民 族如何才能走出这恶性循环的阴影呢？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反映了“分”和“合”都有其合理性，中国的历史就 是这样通过一分一合来实现分和合的平衡。但是这一分一合，都必须通过大规模社 会动荡来实现，代价未免太大。能否有实现这种分合平衡的其他形式呢？ 答案是，只要能实现一种似分似合的状态，将历时的分合转换为共时的似分似合 状态，就能同时兼得分合的好处，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 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观念上首先突破大一统的价值观。由於传统大一统观念的根 深蒂固，由於华夏文化极强的凝聚性，对中华民族的彻底分裂其实是庸人自扰。看 看今天海外的华人，始终把中国当做自己的祖国（这也是许多地区对华人持不信任 排斥态度的根源之一），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了。所以中国政治走向分合平衡的主要 障碍是大一统思想，而不是分裂主义。 正是因为把大一统看作合理的存在，所以历来的多元局面都不能完善、持久、合 法化。而统一固然理念上被理想化、合法化，但实际上实在弊病太多，也无法持久 。这就造成了分分合合的循环，并且在这种循环的转换过程中总是离不开大规模的 战争。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大一统不是王道得胜的“治”的局面，而是地方多 元势力衰弱的结果，而分裂正是地方实力复兴的标志，感情反应就可能很不相同。 地方力量壮大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说炎黄子孙是个大家族的话，那么其中一个个 小家族分枝的壮大不正是整个大家族兴亡的象征吗！ 就台湾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来说，从理性上看，当是不难接受的：两千万人口的政 治实体，又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实力，在联合国这个全人类的协调机构中应当有自己 的代表和声音。从感情上看，如果台湾能以一岛之地，两千万人口，而能尊严地平 等地自立于国际社会，这应当是全体炎黄子孙和整个华夏文明的骄傲。家庭成员大 了能出去自主、自立，有现代观念的父母和弟兄应当感到骄傲才是！阿 Q 被赵太爷 打了就自我安慰说被儿子打了，那固然很可笑，但说自主、自立的台湾是中国的儿 子、兄弟总不是无中生有吧。从前大陆说解放台湾的目的之一是免得台湾成为帝国 主义的殖民地，现在这一点顾虑该是彻底消除了。台湾现在不仅不可能沦为殖民地 ，而且还要自立于世界大家庭，对此如何看法，可谓是否真诚关心台湾人民福祉、 尊严的试金石。 当前阻挡两岸和解统一的主要障碍来自大陆政府的台湾这一独立自主政权的尊重 和敌意。大陆政府不应该扼杀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这种“仇者快，亲者痛”的“ 窝里斗”行为，虽然可以说部份地是出于统一的愿望（部份是出于极权专制心理） ，但这种南辕北辄的作法，其小国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向台独路线提供口 实。这种感情、面子用事的作法，实在是极其缺乏远见的。其实，台湾能在国际上 得到发展，对於中国大陆，对於整个中华民族大家族，就会有直接的帮助，是好事 而不是坏事。 大陆政府反对台湾在联合国占一席位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分裂不同于东西德、南 北朝之受国际干与产生的分裂。但是，统一的苏联，不是曾经也有过乌克兰、白俄 罗斯占有联合国席位的先例吗？ 现在三边互动已经如此有声有色，设想如果每个省都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的政体， 那么中国大陆就是一个欧洲，联合国内中国就有几十个席位，这对於提升整个中华 民族、全体炎黄子孙的国际地位，将是一个积极的促进因素。至少，汉语将如同英 语，成为一种真正的国际语言。十几万人口的国家可以在联合国有一席位，十二亿 人口的中国在联合国也是一个席位，这其实是某种形式的不公平。虽然中国有安理 会的特殊席位，但安理会中的法国、英国，其人口面积都没有超过中国的四川省。 现在台湾要为中国（不是独立的国家）争取有一席位，应该说国际上其实没有阻力 ，这阻力就是来自他的亲兄弟大陆政府。这不能不说又是一场“屋里斗”的大悲剧 。 现在谁都看得出现在两岸“统一不可取，独立不可行”的事实。所以松散的联邦 和邦联恐怕是唯一可行的统一道路。我们这里只是想强调，这种松散联邦制，不是 无可奈何的选择，和暂时的过渡状况，而应该看成一种理想状态！“一国两制（或 多制）”（如能真正实现的话）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决策，也是一种理想的模式。 现在中共领导人也认识到，未来世界中，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或者说“经济就 是最大的政治”。那么，实现“一国两制”的政治问题，当也能化解为经济问题。 具体地说，在未来的中华邦联中，海峡两岸人民应该可以比较自由地来往、迁移 。控制迁移混乱的方法是购买居住权这一经济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 只要价格合理，总能保持动态的安定。如果一方人口严重入超，可以用卖出居住权 的收入向对方购买土地以保持合理人口密度、生态平衡。邦联政府的职责之一是监 督这种买卖的公平进行。无论如何，炎黄子孙应该有智慧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的争 端。如此以经济手段代替军事、政治手段来解决两岸问题，或许是值得考虑的出路 之一。 让我们抛弃束缚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的传统大一统观念，超越统、独之争，超 越一切的意识形态，化干戈为玉帛，化政治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