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保守主义看现代中国 朱恩平 中国大陆作家陈忠实的长篇新作《白鹿原》，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罕见的 一部“为封建传统辩护”的文学作品。作者行文古朴，以文弘道，一反激进左翼新 文学反传统的潮流。字里行间，儒风虽衰，但豪气长存；仁义虽闭，但至理不灭。 这部作品的问世，对于大半个世纪以来屡遭摧残，被百般歪曲的中国传统文化，有 着重要的正本清源的意义。作者写得似乎是一部社会史，以还原中国传统农村社会 的真实风貌，正如作品开场所引的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 《白鹿原》的故事背景是：清末以来，陕西的一个村庄，由于传统道德的解体而 发生的社会恶变：先前白鹿村所属的滋水县，素有“水深土厚，民风纯朴”之称， 而白鹿村则被“父母官”赠“仁义白鹿村”之匾。老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耕读传 家”为族人的楷模；穷人做田求安分，为富思仁好行义；主仆通情互利，亲如一家 ；朝廷的“皇粮”，按“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征收，民无怨言。亡清之后，世 风日下，白鹿村不再有安宁，用小说中的一位中医先生的话说，是：“皇帝再咋说 是一条龙啊！龙一回天，世间的毒虫猛兽全出山了，这是自然的。”动乱一个接一 个：“白狼”骚扰，新官苛政，军阀勒索，国共斗争，尤其是“一切权力归农会” 的运动，使乡村中的懒汉地痞，穷凶极恶之徒，统统翻身掌权，作恶发泄，搞得上 下六亲邻里满是怨仇；而且农会与土匪不分畛域，搞武装时拉编土匪，走头无路时 投奔土匪，于是白鹿村在短时间内屡遭匪乱之害。白鹿原上出了“白狼”，这在自 那个代远年湮的改村换姓为“白鹿”以来，还是头一遭；而土匪回劫故里，这更是 往常所鲜见少有的。 《白鹿原》中的主导精神是一位敏而好古的饱学之士“朱先生”。他通古今之变 ，遥知未来，但是，作为乡绅大儒，面对着世道人心的每况愈下，他却没有起身奋 力抗争，捍卫儒家道统。朱先生似乎过于谨守先圣格言：“天下有道则现，天下无 道则隐。”“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三国时诸葛亮曾说过 ：“不求闻达于诸侯，苟全性命于乱世。”但诸葛亮终未丧失希望，而是感三顾之 恩，帮助有仁有义的刘备恢复汉室，扶匡天下。相比之下，朱先生则是生据乱之世 ，绝行道之望。他也没有乘桴浮海，象一些新儒学者那样，为了复兴中华文化，继 绝兴灭于一隅。朱先生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前夜，悄然离世。然而儒 家的精神，永不泯灭。朱先生生前预料，乱世之极，乃是暴政暴民对于中国文化的 刨根挖祖。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为自己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棺枕，是用大小两 块凿字的石头镶成，分别写道：“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看你折 腾到几时。” 读完这部小说后，我感慨万端，浮想联翩。往事不堪回首。自辛亥之后，乱臣贼 子窃国，军阀混战祸国；再是暴民作乱，倭患接踵；虽有国民政府励精图治，弘济 时难，但妖言已惑民心，洪水终泛神州。造反称雄，盗名欺世，再去智能，以愚黔 首，践踏仁义，鞭挞天下。三千年的文化一扫光，一百年的西化全白费，五十年民 主一场空，几百万智者入地狱。奸雄笑看天下愚，亿兆犬马听挥手；山河碎华夏倾 ，天地覆人兽搏。 现代中国之所以会落入造反者之手，之所以会惨遭暴政暴民之祸，究其原因，主 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五四知识分子没有在文化上兼容并蓄，以实现“中西会通”；而是以弃历 史、废传统，来促西化，争自由，以牺牲中国固有文化，来求得民族的现代化。按 照儒家的道理，“旧邦维新”，更须“礼防”，否则就会出现“人人造反，时时作 乱”的局面，社会就会退向野蛮。五四打倒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的后果是 ，中国社会丧失了传统伦理的防乱功能，邪恶因素因此而大获解放，造反作乱因利 乘便。礼防一经废弃，则巨大的农民人口，很容易变成社会动乱的主要“资源”， 而开发这个“资源”，对于一些乡村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冒险家来说，乃得天独 厚，如焚野燎原。这些人因其所掌握的中学西学不正不精，而走不通仕途学路；也 不肯修身养性，授业解惑，或事百工，以进民生，更不愿耕读传家，老死家乡，遂 生造反打天下的狼子野心，步黄巢、洪秀全之后尘。 第二，孔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继五四废弃中 国传统文化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再抛弃西方主流文化，而醉心于苏联马克 思主义之逆说，将阶级斗争的火种遍洒中华大地。而与此同时，民主派的知识分子 也越来越多地患了“左倾”病。该派不顾内忧外患，人心四乱之特殊国情，一味刻 求民主；而其中的大部分人，更将民主、自由之期望，寄托于造反暴力，并参加“ 统一战线”。因此，中西逆流大汇合，文人与盗贼同流合污，邪恶得“道”而多助 ，造反“起义”而得民心。 第三，本世纪上半期西方文明的世界性危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恶变。一 、这个危机所表现出的极端种族主义及战争疯狂，大有亡我国灭我种之势，这种情 形乃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寻找一条救亡的捷径，从而不免流于思想偏激。二、世 界市场的严重饱和与世界经济战，特别是日本的侵华战争，破坏了中国的资本主义 经济，从而破坏了旧式农业排泄剩余劳力与非农产业吸收就业之间的平衡，遂使巨 大的人口资源转化为农民战争的祸水之源(假如抗战前中国的经济成长，能够保持下 去，从而不仅越来越多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力，同时不断地降低农民人口在全国总人 口中的比重；那么，一小撮邪恶份子所策划的“人民革命”，就成为无源之水了)。 三、在地理位置上，当时的中国，恰处在那个灾难性世界的最恶劣的地狱：她有两 大恶邻——苏联和日本，一个是世界共产革命的总策源地，一个是世界大战的重要 策源地之一；前者以阶级斗争，后者以侵略战争，与内乱相辅相成，为一合力，终 于摧毁了现代中国的前程与希望。 第四，现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文化上“倒戈”，反叛儒家正统，而趋附造反 逆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造反者打夺江山的事业，而且还使这些得天下者， 能够按其本性，来折腾国家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既有与历史上的专 制集团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与以往多数王朝大体遵循儒家的理性原则相区别的一 面。那些旧王朝都是尽量囊括天下学者英才，使之为国家栋梁，安排山河，精心治 国，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使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乃至王朝逾百年而不衰。反之 ，新中国则以造反夺天下者的邪恶本性，取代了儒家的人文理性主义。所谓邪恶本 性，即是：生性造反、无法无天、仇视智者、残酷斗争这样一种野蛮性与禽兽性。 儒家圣哲讲人禽之界、华夷之辩，其精神实质，乃是为了使我华夏民族不因流于野 蛮而亡于蛮斗，不因流于邪恶而亡于恶争；乃是为了使她能成为一个自强不息、日 新又新的文明民族，永远存立于世，直到大同。古代儒家将统治者的无道，虐政害 民，比作“率兽食人”；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一场率人为兽的运动，它把亿万中国人 变成了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 综述以上四个方面：一、废弃中国固有的文化及传统，自然引起民间社会的混乱 ，社会上的邪恶因素随之膨胀，并很快形成一股强暴力量。二、由于一大批“进步 ”知识分子所起的“先锋和桥梁”作用，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逆说与中国的邪恶势力 相结合，这就注定了中国长期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三、“新中国”极力排斥中西 主流文化，而盛行苏联极权主义的文化和“打江山坐江山”的强盗逻辑，这实为对 古今东西文明的一大反动。四、“文化大革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总清算，同时 打倒了苏联极权主义的文化(除阶级斗争的部分)；它把人变成了近似于禽兽的野蛮 人，毫无人文、理性、道德、良知，毫无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亡国”是指改朝 换代，而“亡天下”则为“仁义充塞”、“率兽食人”。因此按照儒家的观点，一 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无疑是：仁义闭塞，神州沉沦。这使人想起清初沈在宽的诗句： “陆沈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