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中国人 晓 峰 “民运”乎？ 花了上千美元，经过和美国、法国、德国民运人士频繁的电话联系，我总算找到 了M在莫斯科的代表L先生，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好消息，我和翻译Z先生都情不自禁地 热泪盈眶，那时的高兴劲实在无法形容。几十年的孤军奋战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盼 望着投身于为中国明天而战的行列。 经过七天七夜的火车劳累，九三年九月一日半夜十二点，我踏上了过去的共产主 义世界中心——莫斯科的土地，L先生依约到车站来接我，并暂时将我安顿在自己家 中。在异国他乡，新相识就能伸手相援、热情收留我的人，一定是自己的同志，一 定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人。我倾诉了三十年来受中共迫害的遭遇，讲述了我自学生时 代就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响往和个人的努力，希望有机会和L先生一道在海外为中国的 未来做一些工作。L先生只是淡淡地告诉我：在莫斯科没有护照没有办法生存，工作 问题恐怕要等到解决了合法身份以后再谈，他要我观察一下再作决定。我当时只是 认为这是海外流亡者衷心的经验之谈，没有意识到弦外有音。 在L先生家里很快就认识了一些国内难得有机会接触到的人物。如号称苏联军事问 题专家的C国记者P先生，他写的苏联八月风云录，激动人心，如果不是当面见到其 人，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民运中一位非常有见识的人物。真没想到他竟会对我说： 老J，搞什么民运，你应该想办法赚钱，当你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你愿意成立什么 党就成立什么党，那时候大家都投奔你来了。也许对流亡海外的人来讲，钱非常之 重要。而有钱才有民主中国的论调，我却不愿意认同。不过当P先生了解到我有调动 共产党资金赚共产党钱的经验时，劲头就来了。那天晚上P先生静静地听我谈了半夜 ，并且当即按我的说法，与几家俄国军方公司的头头联系，经过电话、电传往来， P先生大有斩获。事后，P先生高兴极了，告诉我：“回C国后马上注册一个对华贸易 公司，我当董事长，聘你当经理，你在俄国的生活就不愁了。”我当然明白P先生并 无诚意，也就随意应酬了几句。果不其然，P先生回C国时，把所有的传真件、电话 号码全都收走了，而且一再叮嘱我：“你不能直接和这些公司联系。” D先生打来电话，要求和L先生见面，L先生同意了，并且告诉我：D先生取得了法 国的难民护照，是他把D请到俄国来的，现在D要回国，要我劝D先生不要回去。我见 到了D先生，那是一位和我同时代的人，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后来在山东省社 会科学院工作，是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他相信社会主义，但反对共产党的腐败 ，因而参加了“六四”。“六四”以后，经地下营救组织协助，他来到了法国，取 得了难民身份。他天真地认为，他宣传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共 产党，因此他最好的阵地是在中国。虽然他清楚共产党对任何异己份子从来都毫不 手软的，他还是坚持回国。D是一位踏实的知识分子，但是L先生不喜欢他，说他来 俄国后见了谁“贴”谁，告诉我未经电话同意D先生不得登门。我没有听L先生的劝 告，此后我和D先生见过多次，我为他对共产党的天真感到惋惜，我担心他再次受共 产党的迫害，但我终究没能说服他。D先生离开莫斯科的那晚，专程来向我告别，并 和我约定，如果他这次偷越国境回国失败，就回来看我。快一年了，我只知道他安 然回到北京，但他在国内的遭遇如何却不得而知了。 D先生走了，他的走是否另有原因我不清楚，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我明白了许多 。九月末的一天，甘肃电视台的Z记者在莫斯科打电话来要求会见M在莫斯科的代表 L先生，并说自己是刘宾雁的朋友，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匈牙利纳吉事件的 长篇专栏文章，希望出国参加民运活动。其后不久，帮助过我的Z翻译也来到了莫斯 科，经我介绍找到了L先生，要求参加M。一时间L先生这里好汉云集，看来L先生在 莫斯科能够大显身手了。但L先生却不感兴趣，他说M不是救济组织，就这样眼睁睁 地看着这些投奔者泱泱地走了。 L先生有自己的安排。他在莫斯科一所二流大学的俄语培训班上建立了号称“莫斯 科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组织，忙忙碌碌地搞过一次郊游，一次圣诞联欢，照了一些 照片，真是开展了活动。L先生似乎不急于在俄国建立M的组织，为了参加在A国举行 的代表大会他匆匆印了两张传单，宣布成立了M俄罗斯支部，就飞往A国去了。L先生 好象热衷于权力，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老J，俄罗斯这里我是头，咱们说了 算，任谁也不能插手。”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怎么会在搞民运的这里 听到了共产党的腔调？不知道是为了寻求经费，还是为了寻求支持，半年多的时间 ，L先生在莫斯科与东京之间往返飞了三次，然而L先生的事业却因为经费困难，任 什么实质性活动都不能展开。 我这个傻瓜，为了自己的信念，也为了人家有恩于我，总觉得理应为M出力，于是 天天为L先生在莫斯科的事业着急，一会儿忙着去找资助，一会儿想办法搞经营，总 希望L先生这里能尽快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民运组织，没想到这一来反把L先生弄烦了 。他说：“你提了这么多建议，M总部有没有时间听还不知道呢，能不能相信你也是 一个问题。”自从我从L先生家搬出来后，我也享受D先生的待遇了，L先生开始回避 我，可能是怕我也“贴”上他所认识的人。 台湾人怎么啦？ 台湾在莫斯科有一个变相的大使馆——北莫协，位于红场对面的一家旅馆中。大 陆的中国人抱着各种各样的打算慕名拜访的不在少数，因此北莫协也就无法回避与 大陆中国人的接触。可惜的是北莫协的代表却没有当年周恩来在重庆设办事处的胆 识，他们谨小慎微，不敢公开接触，不敢有所表示。我恐怕要算是侥侥者了，由于 我诚恳地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北莫协的丁先生打电话来约我见面。 丁先生，四十多岁，一口流利的俄语，按他自己的话讲：“这辈子真没想到能坐 在共产主义的心脏——克里姆林宫对面办公。”丁先生自认是台湾少有的了解中国 国情的官员，我们大致谈了一下中共掌权后大陆四十年的政局变化，我发现他非常 了解中共政权给大陆带来的各种灾难，谈话很投机，他为台湾能为中华文化保存一 点点精华而自豪。当谈到蒋介石几次坐失良机失去光复大陆的机会时，丁先生不无 感慨地说：“蒋先生受美国人牵制，没有办法。”从言谈中可以感到丁先生非常敬 重蒋先生，他认为蒋先生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共产党善于歪曲历史，往蒋先生脸 上抹灰。他说：“共产党特务渗入到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是国民党丢失大陆的 真正原因。”他举例说：“抗战时期，重庆的报纸在共产党的唆使下，在街头叫卖 ，公开扰乱人心，国家怎么能搞得好。”话锋转到今天的莫斯科，丁先生说：“台 湾人让共产党特务搞怕了。所以北莫协这里一个大陆中国人也不用，宁可用俄国人 。”我不想加以反驳，只是心里想，他或许忘了俄国人曾经是克格勃的子民。谈到 了台湾能否对这里的大陆民主人士给予帮助，他诚恳地告诉我，台湾现行政策不允 许，尤其是北莫协自身的现状，更加不可能。他说：“我们等了几十年，好不容易 踏上了俄国的土地，如果稍有不慎，中共大使馆会向俄国政府提抗议。”我理解他 的苦衷，他担心中共把台湾的力量从这里挤出去。 经丁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台北国际贸易中心的W先生。国贸中心是台湾的一家半官 方机构。W先生是这里的工作人员。W先生很热心，他劝我不要谈政治，他来帮我做 生意。他说：“台商在莫斯科需要代理人，你可以为台商接站，安排台商在莫斯科 的生活，当你与台商建立了信任以后，你可以成为台商在俄国的代理，台商非常需 要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熟悉俄国情况的代理人。”我认为他的建议是可行的，政治 和生意有时不一定非排列到一起去。但是过了没几天，W先生突然打电话来责问我： “你怎么在外面说我支持民运？”要我把他的名片退回去，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民运组织的人打来 的电话，指名说是我介绍找他的，他害怕了，他说：“我还有兄弟在大陆，我需要 回大陆去看亲戚。” 台湾人究竟怎么啦？他们面对中共的强权迫害害怕啦？他们担心大陆的贫穷会影 响台湾的富裕？无法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新一代的台湾人对中国大陆共产 党的政治文化越来越不能理解了。北莫办的G先生，毕业于剑桥大学，是台湾新一代 的外交官，接触中发现他对民主政治异常娴熟，但谈到大陆的文革劫难，他似乎以 为那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当我们从劫机事件，谈到大陆民运时，他竟会说 ：“大陆的中国人不要民主，台湾为什么要支持大陆的民主化呢？”台湾人的思维 似乎跟不上共产党极权社会的急剧变化。这里的俄国警察对持大陆护照的中国人嗤 之以鼻，对持台湾护照的中国人毕恭毕敬地行个礼；同样的中国货，大陆人卖，俄 国人认为是烂货，台湾人卖，俄国人却愿意出个好价钱。 莫斯科的留学生们 莫斯科的学生生意一下子兴隆起来了。这两年莫斯科绝大部分大学都设有中国学 生的俄语培训班，一所学校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来这里读书的学生每年学费 一般要一千美元，中方倒爷留下一半，另一半交给俄方，向俄国输送一百名学生， 赚上五万美元，只需弹指一挥间。到俄国来学习的学生正规大学毕业的很少，能手 持电大文凭已经算不错了，许多都是国内职高毕业，极个别的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 度，学生在这里念什么书，真是可想而知了。 在国内一年能交得起一千美元学费的绝非一般人物，他们是共产党现行政策的既 得利益者，他们既然敢把子女往俄国送，当然就会考虑怎么把钱赚回来。师范学院 的学生L，父亲在辽宁省D市银行当头头，手中握有贷款大权，他父亲把钱贷给自己 亲属开办的一家贸易公司，带着这家公司的皮夹克高高兴兴到莫斯科闯天下来了。 普希金学院的女学生Z，母亲是黑龙江H市一家贸易公司的头头，于是她成了这家公 司驻莫斯科的代表，公司负责她在莫斯科的一切生活开销，还得给她开支。 享有特权的公费生比起这些自费生要气派多了。莫斯科大学的L小姐在这里修俄罗 斯文学已经三年了，她打着北京D县贸易公司的牌子在这里做生意，现在一家大小四 口人都叫她弄到莫斯科来了。你可别小看了她这块招牌。她可以利用北京市的优越 条件，D县在体制上的灵活性，合法地使用共产党的本钱，大大方方赚自己的钱。 俄罗斯政府面对中国学生潮可能招架不住了，今年起公布了一批可以招收中国学 生的学校名单。在莫斯科近郊上学的W小姐告诉我，她所在学校可能不在名单之内， 今年寒假回国过春节的学生都没回来，据说学校给学生办的往返签证全都被取消了 。 在莫斯科学习的学生不但学习权利没有保障，而且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去年末 ，建筑学院说一位上海学生打电话给学联说，他们学校的学生宿舍连续被抢劫了三 次，带队的不管，校方不管，警察局不管，大使馆也不管。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故 事：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住邻居，中国学生被抢了没人管，美国学生却招来了大使 馆工作人员，向校方提抗议，要校方保证美国学生的安全。 中国大使馆在做什么？不得而知，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大使馆在卖护照。F小姐与大 使馆有关，她的亲属在大使馆厨房工作，有一次她在电话里跟我说可以买到绿色外 交公务护照，当时我还似信非信，觉得这种事太玄了。几个月后我碰到了一位温州 商人H先生，他有三本护照，其中一本因私护照是驻莫斯科中国领事馆签发的。他直 言不讳：这本护照是通过关系得来的。大使馆科技处也没闲着，他们把国家科委与 中国银行合办的电器公司分号开到了全俄展览中心，当起了二房东，由他们转手出 租给中国商人的展销场地，场租高达每平方米三美元。 为了摆脱二房东的盘剥，去年一部分中国商人在全俄展览中心组织了中华商会， 但由于无法和俄国官方沟通，中华商会的大权最终落到了S先生手中。S先生自任商 会秘书长，变成了新的二房东，宰起中国商人来手更黑，他每月坐收一点五万美元 ，而且得到大使馆的支持。 大使馆为了控制中国人给莫斯科华侨联合会和中华商会补贴，两会会长由L教授担 任。L教授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他是五十年代的留苏生，文革期间被共产党当做 苏修特务关了十年，他批评中共政权，但又和中共大使馆往来密切。一次我在他办 公室谈商业合作事宜，正碰上他花六万卢布雇了两名俄罗斯警察处理一起中国人扣 压中国人的事情，我感到很奇怪，他解释说：“莫斯科有中国来的不法份子伤害中 国人，我帮助中国使馆将他们送上中国民航，等回国去处理。”一个普通的平民百 姓，可以超越司法程序做事情，这恐怕也只有在共产党社会才能碰上。 俄罗斯政治上自由化了，但原来苏联时代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仍存在，中国的 官倒和太子党公司怎么会放过这种好机会！他们在莫斯科早就建立了据点，你只要 多接触一些中国人，就知道王明、李立三的后人都在这里有公司，王光美、邓朴方 系统也在这里建有公司，至于手持绿色外交公务护照、打着各省外贸牌子的公司更 是比比皆是。这些公司能量更大，生意做得更黑。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代表中共向 国内倒运俄国军火，也可以打着日本公司、美国公司的牌子向俄国做生意。前不久 中共的一家大公司就从深圳取道新加坡、中亚运来整车皮的日本彩电。据说有的公 司现在打着邀请俄国演艺团体去中国演出的幌子，在向中国贩运俄国女人。有一位 传说是八十年代天安门派出所所长的W先生，打着巴西、西班牙、俄国商人的幌子， 在这里贩卖中国造的打火机式手枪，并策划着在莫斯科开赌场。 可怜！可悲！ 为了让中国商人摆脱二房东的高利盘剥，改善中国货在俄罗斯市场的信誉，我联 合台商及俄罗斯伙伴在全俄展览中心租下了三百多平方米的展厅，以每天每平方米 0.4至1.7美元的低价出租，价格只有中国官倒出租价格的一半。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台湾馆”就开业了，中国商人普遍反应为中国人做了件好事。然而不愉快的事 很快就发生了。一位在河北省国安局搞了十年对苏监听的中国商人Z先生，和一位偷 渡意大利没有成功返回俄罗斯做生意的温州商人W先生，联系用车子将“台湾馆”的 柜台盗出去卖。我们的俄罗斯伙伴抓住了盗窃者，这两个中国人怕丢面子，多次围 着我说好话：“都是中国人，帮忙圆圆场吧！”而当俄罗斯人坚持要他们交纳罚款 时，这两个人马上反咬一口说：“是我同意他们偷的。”这些人为了一点私利，把 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还有一位北京商人Y先生没事就跑到俄国人那里说：“你们为 什么要和中国人合作，你们为什么不自己经营台湾馆？”俄国人很奇怪，问我：“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互相拆台？”我一笑置之，心想俄国人总应该懂得共产党社会生 活过来的臣民已经习惯了内斗、外斗。果不其然，过了没两天，这位Y先生竟找来了 黑社会头头，告诉我们的俄国伙伴：Y先生受黑社会保护。经过两件事，我总算体会 到了为什么俄国人是那么不喜欢大陆来的中国人。 莫斯科的中国人现在找房子比过去要苦难多了，因为莫斯科居民都知道中国住户 打完长途电话不给钱，一走了之，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春天的时候维娜太太打电 话来说：他的一位房客小姐，回国时留下一百美元作电话费，当时因为电话局通知 单未到，这位小姐告诉她等电话单来了可以向H先生收，H先生当面也答应了。没想 到电话通知单要求二百多美元，H先生装糊涂，维娜太太要我替她找H先生。我拨通 了H先生的电话，他承认确有其事，但推说未经那位房客小姐同意他不付电话费。就 这样三个月过去了，维娜太太一分钱电话费没拿到。我认识的汉学家尤里先生告诉 我，他帮助一位中国教授租了间房子，这位教授回国了，留下六百美金的电话费没 交，他打电话去中国找这位教授，教授回答说：他替公司老板去莫斯科办事，现在 老板拒绝交电话费，他也没办法。有几个中国小伙在全俄展览中心做生意，他们欠 了上千美元的电话费，房东上告了，移民局扣留了他们的护照，这几个小伙护照也 不要了，当了“黑人”。据说有些被坑害的俄国单身老太太是靠房租为生的，几百 美金的电话费可以搞得她们倾家荡产，她们没有办法，只好去使馆哭诉，大使馆照 例不管闲帐。 在莫斯科街头你偶尔会碰到一些似曾相识的中国人，这些人与中国南方火车站广 场常见的流氓差不多，只不过衣着要整齐得多。他们是经蛇人向西方引渡不成功而 滞留在莫斯科的经济难民。去年十一月我碰到了一家温州人，在列宁大街上卖衣服 ，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经过攀谈知道，由于西方控制经济难民入境， 他们取道匈牙利去意大利的打算落空了，身边带的钱花一天少一天，只好卖衣服维 持。这里的经济难民以福建人居多，他们集体租房子住，有的是“共同体”，一间 房子住上五、六个人，生活很艰苦，但他们比其他中国人团结。今年以来福建人在 “灰线”(地铁线路)的一个大市场“练摊”，由于大家抱团儿，倒也能抗得住警察 和黑社会的敲诈，居然形成了一个靠倒货为生的福建圈。一次一个女学生要租房子 ，我们帮了忙。没想到她竟带来了一位衣着入时的三十多岁的福建人，此人出手阔 绰，口口声声人活一世不吃喝玩乐就算白活了，声称自己在美国居住多年，此次来 俄国是准备在俄国办公司。奇怪的是这个居住美国的人连最简单的英语都听不懂， 走在路上两眼四顾，显得异常不安，好象总在提防有什么人会突然袭击他。他们搬 入新居不久，警察就光顾了两次。吓得他打电话问我们应该怎么应付。我和朋友们 议论，这个人莫不是人蛇头头，在美国呆不下去了，跑到俄国来避灾？ 可怜知识分子也加入了难民的行列。曾参加过“六四”天安门静坐示威的W小姐和 她的先生L现滞留在莫斯科。W小姐在国内学生物的，大学毕业正赶上八九年，工作 分配成了问题，她先生是搞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为了出国，离开了原单位。问起他 们对“六四”的感想，他们说：“那时候大家都去，因此随大流跟着去了。”问起 今后有什么打算，他们表示对国内不抱什么希望，打算在莫斯科长期呆下去，只是 搞到长期居留权要花钱，正在想办法。为了生活，他们只得给中国商人打工，所学 专业都扔掉了。最近L先生被解雇了，只好每逢周末和别人搭伴去市场“练摊”。沈 阳某建筑研究所的C女士和S先生，四十多岁了，刚来莫斯科不久，住在一家中国人 集中的旅馆里，现在也在做生意。一天早上S先生运货出门，雇了辆小汽车，结果被 拉到了小树林里，六七个俄罗斯人上来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然后将货款洗劫一空扬 长而去。当问起C女士为什么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到莫斯科来时，她说：“现在全民经 商，国内钱不好挣。”S先生被洗劫后，C女士仍决心干下去，现在正忙着重新回国 上货呢！曾在天津某医院工作的L小姐，本准备自费来俄罗斯进修，到莫斯科一年了 ，挣的钱仅勉强能维持吃饭，由于租不起房子，只好在学生宿舍打游击，不想仅有 的几百美元又被偷走了。问她今后怎么办，她还想继续混下去，不打算回国，并说 ：“今后一旦挣到钱，就想办法往西走，在这里进修是不指望了。”在中共政权的 淫威下，知识分子好象麻木了，他们想逃避中国的社会现实，然而现实却又如此毫 不留情。 朋友，别气馁！ “六四”以后，中国社会一片黑暗，最近江、李政权又加紧逮捕国内异议人士， 有志之士为暂避共产党的锋芒，被迫流亡异国他乡，希望在国外积聚力量，待机返 回祖国。看到俄罗斯中国人的状况，人们也许会感到心灰意懒，前途渺茫。不过， 朋友别气馁！这只不过是中共强权统治下中国大陆各种丑陋现象在国外的延伸，这 只是表面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你看，白宫事件时，不是有中国人在红场举出大 字中文标语支持叶利钦，支持俄罗斯政治自由吗！你看，那些意志坚定的知识分子 不是在认真研究苏共垮台后俄国政治改革的经验吗！那才是旅俄中国人的代表。他 们正通过自己的努力，力争与俄国社会融为一体，并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发挥自己 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