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营企业和职工状况的调查 (香港) 沈银汉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有企业面临严重的挑战。 到一九九一年六月份，我们着手了解国有企业的组营情况与职工状况时，发现市场 经济的竞争及发展给旧体制的国企带来沉重的灾难。 我们对北京、黑龙江、内蒙古等一些省市的国有企业进行调查了解后，发现国企 由几方面问题造成重创根源，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即倒闭、失业、转产、 转租、兼并等。在这里损失巨大的是工人，其次是国家。这几个问题是： 第一，产品过量积压，这是销售管理过死造成的。 第二，产品成本过高，质量不过硬及样式陈旧，在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 第三，行政体制过于庞大，与一线生产的工人不成比例。 第四，退休、医疗、劳保负担过于沉重，而国家的社会福利又不健全，企业无法 把这块负担推向社会。 一、北京的调查状况 北京市级针织厂有八家，这八家针织厂的职工合计有近二万人。而区级的针织厂 和服装厂有五十多家，职工总人数在三万人左右。由于都具有上述国企的四点通病 ，致使市级的八家针织厂有五家负债经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中剪巷的北京市第八 针织厂职工有百分之八十回家，发工资时厂里没有钱就发等同于工资数额的厂里生 产的针织产品，让职工私下卖了钱来维持生活。就是厂领导这样做也是悄悄的不能 声张，因此做法不符合国家的规定和政策。在区级的针织厂和服装厂更是百分之百 的倒闭或转产、转租。如北京市崇文区雪松针织厂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倒闭，职工 百分之九十八回家放假，只发给基本生活费八十多元。等到一九九三年四月工厂转 租他人经营时，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人回厂上班，其余工人只好另谋出路。 北京市拉锁总厂有职工近万人。由于长年亏损，最后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倒闭，有 百分之八十的职工回家，虽然该厂在逐步转产，但也解决不了百分之八十的职工重 新就业问题。 北京市电子办公室原名北京市电子工业局，该局级单位在北京市东城区贡院头条 内。它下属企业有三十多家，职工总人数近十五万人，并还在社会上发行周刊《电 子信息报》。在“电子办”管辖内的企业倒闭、转型、兼并、等待国家政策的等等 ，有百分之八十的企业是如此境况。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生产“昆仑”牌电 视机。由于产品质量及销路不好，曾与日本的日立厂合作生产，但还是经营不好， 最后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被“北京电视机厂”兼并。兼并后“北京电视机厂”厂长 对“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职工做了如下安排：第一，“东电厂”职工厂内退休四十 二岁“一刀切”。第二，“东电厂”职工回家等待重新安排工作，回家期间照发工 资。第三，重新安排工作工种不许挑剔，如挑剔下岗就算自动离职。“东电厂”职 工在家等待近一年后到“北电厂”上班，发现“北电厂”职工比“东电厂”职工的 工资高两级半。而“东电厂”厂长赵小平到“北电厂”只是第三副厂长，赵小平因 不满降低级别待遇而调走。还有“电子办”下属的“北京市广播器件二厂”，在一 九九二年十二月倒闭，现在正等待转产或被兼并。现在职工已全部放假回家一年多 了，只发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即八十元左右的生活费。倒闭前厂长赵永杰提前退休 。同样，“电子办”下属的“北京计算机三厂”也是百分之八十的职工回家，剩下 百分之二十的职工上班才发给百分之七十的工资，目前该厂正等待转产或被兼并。 从一九九三年初至一九九四年七月，有许多次工人到北京市政府门前和旁边的信 访办静坐与谈判，每次少则三十多人，多则达八十至一百人多人。虽然，北京市所 有的企业在倒闭时，工人们都自发地组织起来到市政府及信访办去谈判，并与企业 的上级主管部门谈判，每次努力都得到部分成功。但是，由于缺乏各厂之间的联合 行动，未达到统一化、团体化、社会化，所以收获较不令人满意。 二、内蒙古乌海市、呼和浩特市的调研 1、乌海市的调查 乌海市是坐落于贺兰山山脉边缘半山坡上的城市，该市是以煤炭工业为主的矿区 城市。乌海市总人口近二十万，但在属矿务局管辖范围内工作的职工有十二万人左 右。矿局就业人员占该市就业比例的百分之九十二(即除去老人、孩子及个体户外) 。乌海市矿务局生产的煤炭，主要供内蒙西部各旗、县地市及包头市(包钢)、呼和 浩特、临河市、五原市等的工业和生活用煤。矿务局局长兼该市副市长，矿务局书 记兼该市市委书记。 在一九九一年煤炭部通过对乌海煤矿的总体规划和最新的地质勘测结果，确定在 乌海矿务局投资开采新矿区的露天煤矿。总投资金额为一亿七千万元。按矿务局自 行投入百分之三十、国家投入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比例。但是由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地质勘测的材料审定不细致，结果在一九九二年的实际开采后，设备、人力及费 用花了近一亿元金额，露天矿挖到地下河的河道，以至地下水把采矿区全部淹没， 致使白白丢掉了一亿元中国百姓的血汗钱。到一九九二年年底原本经济效益在煤炭 行业还算较好的乌矿局在此重创下又有小煤窑的竞争等诸多因素，它象一个巨人式 的倒下了。我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初到乌海市时，矿务局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发工资， 百分之八十五的工人在家休息。经济状况如此之差的乌海市为了吸引外资，还要在 八月一日搞什么全市欢庆的“首届葡萄节”。乌海地区并不是大量产葡萄的地方， 而且只产一种能生长的“玫瑰紫”，葡萄产量很低。这与当地的土质水分和气候有 关。市周围地区都是秃山火石。市政府为此专门下达文件，要全市每家每户必须捐 款一百元来庆祝“首届葡萄节”。名为捐献，实是摊派。如此火上浇油，在六月底 有六十多名矿工带着孩子到市政府门前静坐，小孩子都在十岁左右，身上绑一布条 ，上写“我就卖一百元钱”。一天以后在市府静坐的人到八百人左右。再过两天静 坐的有二万人之多，并开始游行。为在“七一”前把事态化解，市长、矿务局局长 、市委书记一同出面，宣布：第一，取消“葡萄节”的捐款。第二，十天之内补发 所有工资。第三，工人十天后上班。 一九九三年七月初，朱熔基到达呼市，马上召见乌海矿务局局长和市委书记，答 应马上给钱救火并做了一些安排，矿市的二位领导领命带钱连夜返回乌海市，把工 资补发给职工并还发了“党的生日”补助，此事总算了结。据事后了解，当时乌海 市政府马上向北京告急，朱老板马上赶来救火(注：因朱熔基主管金融，故官场内称 朱熔基为朱老板)。 2、呼和浩特市军转民企业的调查 我们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到达呼和浩特市，做国企发展与职工状况的调研时了解到 这样一些情况： 在呼和浩特市有两家大型的军工企业。一家是生产坦克的军工厂，该厂现有职工 七万多人。另一家是生产火炮的军工企业，现有职工五万多人。两家军工企业都应 转型(原军委的决定)，由于已五、六年没有大批量的生产任务，两家企 业已吃掉国家补贴达四亿多元人民币。但由于我国坦克性能非常落后，全军装备还 停留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苏式水平。因此，在一九九零年国防科工委的新型坦 克和自行火炮研制定型后，就交与这家坦克生产厂生产，从而生产坦克的军工企业 就没有转型。但另一家生产火炮的军工企业转型时问题诸多。这包括： 第一，转型民用产品的市场调研及定型。 第二，如何发挥军工企业的技术强项及突出自己的产品，从而占领市场拓宽销路 。 第三，五万多职工的合理安排，即生产工序的重新组合。 第四，现有资金的科学及正常周转。 但是，军工企业多年受计划经济的严重束缚。突然的解脱，使它们面对商品市场 经济的大潮不知从何涉足。该企业的决策层就是如此。他们第一步刚刚迈出，还没 有走第二步，便被潮水吞没再也没有浮出水面。该军工企业在转型时选了两项产品 ，第一项是生产山地自行车，第二项是生产家用电风扇。该军企流动资金两千多万 元，投入生产山地自行车项目占百分之八十资金，投入生产家用电风扇项目仅占百 分之二十的资金。生产方式也分成两个部分。结果到一九九三年九月份，当我们在 呼市时，该军企的境况已是不敢想象。他们生产的山地自行车销路不好，而且由于 产品质量问题，退货率占销售率的百分之九十。家用电风扇的销路更是寥寥无几。 一年多的时间军企亏损一千八百多万元。职工百分之八十五放假回家，只发工资的 百分之七十，作为基本生活费。剩下百分之十五的是干部及很少的职工，他们一方 面等待国家的帮助，另一方面用这很少的职工做些设备的维修保养，再接点外工厂 的维修活干。实力强大的军工企业在转型的痛苦分娩中难产濒临死亡。实际上百分 之八十的军企转型都是如此，要说破产，它们已破产十几次了。 该军企的职工多次连名写信，并也去北京上访总参后勤部和国务院上访办。他们 的要求是正当的。他们老一代军工职工为了国防、为了祖国辛劳一辈子，到老了退 休后连退休费都不能按月全部领到。医疗费报销时单位没钱只好给职工写欠条。职 工没有钱看病四处借钱。一些职工说“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走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是不是都把我们给饿死？”这些老工人的话，意味深长，令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