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墨学 金 骥 要在中国推行民主，首先就会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大一统思想发生冲突。汉代 时，董仲舒宣称，孔子修《春秋》，将一统作为首要大事，因为这是天地常道，古 今的通义。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故应将不 属《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秦始皇所开创的以中央集权为 精髓、排斥法制的独断专行与以维护皇权至上为目的，反对创新的传统主义相结合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一统。以家族制为特征的中华大一统观念经过汉儒传播 ，逐渐垄断中国各界。儒学也因此成为官学。 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不断精致化，逐渐形成以礼乐为中心的教化体系，以仁义为 中心的道德体系，以中庸为中心的实践体系；逐渐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大一 统政治架构的主要精神支柱，成为中国农业文明有序而不断再生的主要思想保障， 成为抵抗西方现代文明的主要有力武器，成为维护中华帝国的主要理论根据。 辛亥革命推倒了帝制，但并没有铲除传统思想，大一统体制及观念完好地存在， 民主因而无法生根，共和难以实现，中国又跌入王朝更替的循环之中，这以后的历 史继续证明，仅改变政治体制或推翻独裁者并不能铲除滋长这一切的土壤——培育 专制的传统思想。思想革命远比政治革命缓慢，但作用还为巨大，意义更为深远。 如何革命思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建议“三百年殖民地”。此类药方 并不新异，一千年来各代皆有“不孝”文人骚客斗胆放言，勇决宣布“外国的月亮 更圆”，结果如何？源于印度的佛教进入华夏后，不得不脱胎换骨。产自阿拉伯的 伊斯兰教传入中原后，不能不面目全非。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均可生根的犹太教徒 竟在神州大地上无法延续其祖上香火，只好溶入儒门之中。西方的马克思、列宁反 复言明共产主义最为民主，并细细指明体现及保证这一民主的两条最基本原则是国 家工作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其工资不能超过工人。自称马列最忠实信徒的中国共 产党在当政四十年后仍未实行其导师之圣训。这就是以儒家思想为骨干的中国文化 的能力、魔力。她迫使所有外来思想改换门庭，她雄踞高堂之上，她促使东方最古 老的文化失去活力，走向僵化。 大汉民族决非如同大和民族，很早便自认祖宗功力不足，安于接受外来品。要想 在拥有悠久传统的汉族中革命思想，大概只有去惊醒老祖宗。老祖宗中唯有墨学不 但比其他各家更易于为今人接受，而且拥有可接受之精华。 墨子思想的骨干为兼爱，其中心内容为“兼相爱，交相利”，“不知别亲疏”。 这就是要实现人人一律平等。墨子“尚贤”也能反映此一平等精神。如梁启超所说 ：“墨子尚贤主义，实取旧社会阶级之习，翻根本而摧破之也。”墨子心中的社会 是，贤则贵，不贤则贱，完全由人才德而定，甚至天子也要经全体的选择。 墨家在“节用”、“节葬”及“非乐”中设计一套节俭生活标准及丧葬礼仪，所 有人不论地位贵贱一律效法，这是平等思想在更广泛生活中的应用。这种平等精神 正是孕育西方民主的土壤。人类最古老的民主原则之一就是古希腊“在法庭上人人 平等”的原则，而儒家思想之精髓就是不平等，君臣不平等，父子不平等，男女不 平等，民族不平等，劳心者与劳力者不平等。汉以后历代帝王正是为此而求助于儒 家以固其统治，维护其至尊地位。 墨家著作处处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救世精神。“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 下也；杀己存天下，是杀己利天下。”“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 不但反对儒家独善其身之消极态度，而主张兼善天下，积极救世，且主张唤醒世人 ，使人人自觉，各尽其责，一同努力。其救世也非要功求誉，至于个人得失，更可 舍弃。如此救世精神与西方基督教义极为相近。梁启超称其为“小基督”。西方近 代民主制度正是在基督教的温床里壮大起来的。 儒家则是处处留退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此类说教毒化无数学子，令其趋向孱弱，大增书 卷之气，而渐失阳刚之气。更失却独立人格，沦为帝王奴仆。 墨子自愿献身救世，并劝人一同努力，但从未教人做事不计后果。相反，十分强 调“择务而从事焉”。此说表现浓烈之务实主义精神。墨子“尚利”充满实利主义 ，劝人戒忌浪费，注意效果。做任何事均需审视需要，推断效果，在确认绝对需要 或将来亦必有良好后果，才采行之。“功，必待时，若衣裘。”审时度势，既重动 机，更重效果，与儒家讲虚荣，究浮礼，重空名有如天壤之别，而与西方实利主义 更为相近。此类精神在饱受儒家追求虚荣之害的大陆犹为需要。 墨子还大反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君子遁而不作”及“君子必言古服 ”的藉重传统思想，而大倡创新，鼓励进取。这种创新精神促生西方文艺复兴及工 业革命。中国比日本更早见到西方工业文明，但因为传统包袱的沉重压力，迟迟不 能迈入现代文明大潮中。大和民族全无辉煌过去，一旦面对西方文明洪流，敢于纵 身跳入其中，尽情荡涤周身陈土。大汉民族则为了过去，一次又一次放弃未来，害 得中国从昔日首富跌到举世最穷国之列，一再错过前进的机会。 儒家完全以个人为出发点，墨家则以社会为出发点。儒家讲正心，修身为先，而 后平天下。墨家以社会为重心，故重团体精神，其“尚同”、“实利”、“兼爱” 中均有表达，强调先团体，后个人，为团体而忘个人。从全体着眼，为全体负责， 并进而服务整个社会。这种团体精神在先秦其它各家中皆无，而在日本社会中却无 所不在，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得到充分表演，致使欧美各国中都有人疾呼西方应重 新检讨其个人主义，引进日本团体精神之合理部分，运用到企业及事业之内及管理 之中。 儒家思想提倡在“正心、修身”之后要“治国、平天下”，最后要实现大一统。 这种行动体系实际上是赞同暴力，鼓励通过战争扩张、兼并，以武力实现、维护及 扩大统一。汉武帝在抛弃“黄老之说”，重用儒士之后，首先是派主张儒学的韩安 国率兵马伏击匈奴，此后连续用兵四十年，使“海内虚耗”。汉以后的历代豪杰也 纷纷效尤，以儒家大一统思想为其杀伐开脱。 墨家则赞成和平共处，极力反对攻战，力倡和平主义，墨子以为攻战劳民，“久 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 织”。攻战伤财，物资消耗、损失“不可胜数”。攻战造成士卒巨大伤亡，无辜百 姓亦受其害。“计其所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失者之多。”胜者 得不偿失，败者更是损失巨大。 此外，墨子还提倡加强守备，以制止战争。墨家与佛家不同，反对攻战，但不反 对守备。因为“是故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 国不耆攻之”。墨子认为，“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 所以自守也”。 墨子除劝各国注重国防，加强守备外，还宣传联合御敌，共同制止战争的思想。 墨子说，“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 小国也，则同救之”。这种联合防御的原则可制止兼并，含有邦联思想，可防止战 乱，有利于中国的稳定。 墨子不但宣传反战思想，而且挺身而出，不顾个人生死，亲自制止战争，他跋涉 十日十夜，裂裳裹足，从鲁国赶到郢城，止楚攻宋。当公输般要加害墨子，墨子毫 不畏惧，镇定非常，依旧侃侃而谈，终于感动楚王和公输般，中止攻宋计划。与墨 家对立的儒家的孟子也不得不承认“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墨子身体力行的精神在先秦百家中最为著称。墨子主张，“言足以复行者，常之 ；不足以举行者，无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政者，口言之，身必 行之”。墨学劝人言而必行，心口如一，手口如一。 墨子提倡兼爱，宣传贵义，企图通过道德力量改造社会。但墨子认识到人性可善 可恶，并非全善，道德力量仍有穷尽之时，不能改造所有人，所以又藉天、鬼、命 运之力，助其改造社会。借超人的神秘力量，控制部分人的心理，推动道德实践。 墨家书中有《天志》、《明鬼》、《非命》等篇，以宣传尊天、右鬼、非命，与 宣传宗教信仰甚为接近。卢梭在设计其平等的社会时也主张应当创设宗教，借助信 仰之力，使民众有精神支柱，忠于社会、国家，乐于奉献，甘心尽义务。 在东欧巨变中，宗教迅速填补共产主义思想垄断崩溃后的思想真空，为稳定社会 ，推动各国向资本主义转变起了巨大作用。亚洲社会中正缺乏保障民主的传统思想 力量。 墨学中的宗教成份与大陆民间的信仰有许多相通之处，使其易为中国百姓接受。 这将有助于墨家政治思想、道德说教的广泛传播，以填补大陆上的思想真空。 墨子生地虽无定论，但其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则多有明证，墨子生卒年代在司马 迁时已无可考，但多数学者均认为墨子卒于周安王之时，比耶稣早四百年。墨学中 的平等精神、救世精神、务实精神及创新精神与促生民主的西方思想相近。选择并 传播土生土长的墨学，应是更明智的抉择。“全盘”接受，并在中国传播西方的宗 教或思想，应算是“弃近求远”，也可能会事倍功半。这并不是要以墨学去排斥西 方宗教、思想，只是要“尚利”，追求最佳效果，并促进多元竞争，兼收东西方文 化的精华。 现存墨子著作多为“门人之言，非所自著。”有些篇目的作者尚存争议。部分篇 中内容与墨子主张大相径庭。部分篇中内容明显为后人所作。部分字句的解释差异 较大。这需要辨别真伪，去伪存真，批伪扬真。 墨子学说的核心是“兼爱”，其基本精神是：博爱、平等、救世、务实、创新。 这些无法抹煞，不应曲解。这些足以构成一种有益的思想体系，一门生气勃勃的学 派。也可以发展成吸引众多信徒的宗教，影响中国的未来。 中国人如能经常聚在一起讲爱，或听人们讲爱，中国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中国 思想上的大一统如能被墨家思想冲破，一定会引来真正的百家争鸣，导致真正的百 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