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适当的退却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广州七九民运的回忆与思考(之一) 刘国凯 四人帮倒台使武装斗争设想落空 一九七六年深秋，当江(青)张(春桥)集团被肃整的消息得到确证后，我的心情异 常沉重，因为这意味着我几年的等待与准备都化为幻影和泡沫。类似的心情曾出现 在六、七十年代之交。 六、七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是多么的阴森可怖。“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 反”、“清查五一六”，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迫害运动接踵而至。曾对中共的法统意 识及现存社会秩序提出过质疑或反抗的人们受到翻来复去，无休止的清算。千千万 万的人被关押、被批斗、被逼疯、被残杀或被迫自杀。借中共的戏剧语言来说，真 是有志之士和无辜人民的鲜血“洒遍了长江南北、珠江两岸，以至大河上下、长城 内外。”在那个恐怖的年代里，中共的统治真给人以铁板一块、异常坚固的感觉： 在宏观上有毛的绝对权威，有林彪对毛的疯狂吹捧，有周恩来对毛的尽心辅佐。在 微观上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整个社会是一片红海洋，也是一 片黑沉沉。“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在几年前已由湖南“省无联”提出过的问题更 深沉地出现在我的心头。然而我看不到一丝光明，见不到一线希望。世间的一切生 机，一切活动空间似乎都已被扼杀。我所能做的事情只可是暗中收集文革资料，悄 悄地写一篇题为《文化革命简析》的文章，意欲把三年文革的基本史实纪录下来， 留予后世。 然而，我跟亿万中国人一样，万万没有想到在一九七一年深秋，中国大地上响了 一声举世震撼的炸雷——林彪事件。我惊喜万分，原来毛共中央并非铁板一块。此 后，从种种社会政治情势来分析，我推测毛逝世后，新贵集团(即后来所称的“四人 帮”)必将与老官僚集团对决。而双方都未必能迅速扑灭对方，亦无力控制全局。各 地实力派分别依附其中一方，或采取游离态度，或保境安民、自成格局，这样，就 有可能产生一些有利于新生力量存在发展的间隙。当然，最妙的情形是双方兵戎相 见，激烈火并。当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受到的封建势力阻力远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为小，其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封建统治阶级在长达几十年的红白玫瑰战争中受到极大 损耗。倘若如今中共内部也来个红白玫瑰战争，那才真是上天有眼，大快人心啊！ 我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革命份子设法弄到武器装备，自己组成武装力量。二是 革命份子参加到地方实力派的队伍中去，效仿清末武汉“文学社”、“共进会”所 从事的工作。而无论是哪一个方案，立足点都是一个“打”字。于是我买了气枪练 射击，还练长跑，练打沙袋，练全身穿着长袖衣裤跳入水中游泳逃生等等，总之是 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这倒也确实练出了一副较强健的体魄。七十年代中 期广州市几次举行的全市职工田径运动会上，我屡获一千五百米、三千米冠亚军。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四人帮”的迅速被铲除而化为乌有了。我惊讶“四人帮”如 此无能。杀一只鸡，鸡还要跳几下呢。“四人帮”经营了那么多年，怎么连哼一声 都没有，就被杀得一干二净？“四人帮”倒了，“凡是派”当道，“批邓”照样进 行。政治黑幕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李一哲”等人原只批不抓，现倒全 部抓了起来。闲谈中有人问我：“四人帮被打倒是件大好事，你觉得是吧？”我哼 了一声，冷冷地说：“高兴什么？老官僚集团未必比四人帮好！”还有一句话溜到 嘴边吞回去了，他们其实是一丘之貉。那句讲出去的话以后成了批斗我的重要内容 。 六年前林彪起事失败，魂断沙洲。此时四人帮束手就擒，锒铛入狱。中共再没有 大变动的契机了。不但“打”己不可能，就连用文字去“打着红旗反红旗”也难了 。街头大字报日见稀疏。当局已放出空气，文革业已结束，要迅速恢复文革前那种 “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了。石板即将合拢，连一条让小草生存的缝隙都不会留下 。 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 不能再静坐不动了，否则将一事无成。我决心破门而出，写一张颇具分量的大字 报，算是对这几年的等待和准备作个交代。大字报题为“关 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我的想法是：“李一哲”所写的“关于社会主 义的民主和法制”是从政治领域对共产党制度进行了适当的批判，而我这篇将从经 济着眼对中共进行有限的揭露。大字报一万多字，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张贴 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口，亦是两、三年前“李一哲”的战场附近。张贴时，围观 人群中有个年轻人主动来帮助我。张贴完，双方留下姓名，他名叫房志远。 我已经预计这张大字报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小麻烦，而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它 竟然会惊动中共高层。它被认定为一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中央责令广东省、广州市 迅速查清。 三月的一个深夜，敲门声大着。厂保卫科长带着几个人闯进来。我预先已听了一 点风声，手稿都已转移，便衣警察在东抄西翻一阵后，把我带到厂保卫科，立即开 始审讯。 我十分镇定，今天终于跟这个自己憎恶的、意欲与之斗争的反动政权正面对垒了 。我泰然地说：“那张大字报是我写的，之所以用‘龚仁’署名，并非想匿名，而 是取‘龚仁’为工人的谐音。你们要追查，上班时到车间找我就行了，有必要半夜 三更如临大敌吗？” 初审完毕后，就近关进了厂里的“牛棚”，再连日进行审讯。焦点要我交代作案 的同伴和后台。他们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一个青年工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僵持了良 久，他们想了个高招。“你说大字报是你写的，那好，你把大字报各段落大意写出 来吧！”秘密警察狡黠地眨着三角眼，干瘪的脸上掠过一丝嘲笑。“别得意！”我 想。拿到笔后，我把大字报的内容按原字句默写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秘密警察脸 上的嘲笑换成了惊愕。 中共最忌集团案，由于确认此案为单个人所作，其层次马上大幅降格下来，秘密 警察撤离了。在厂牛棚关了几个月，大、小会批斗了几次后，我被放出来。再搞个 开除出厂，留厂查看两年的处分，并内部监控，算了事。 一年多以后，七八年深秋，又是深秋，我几经申诉，得到平反。“反动大字报” 被重新定性为“一般群众大字报”，处分撤销。在申诉平反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庄 辛辛(广州的“四五”英雄)，又通过庄辛辛认识了共青团省委干部李彤和庄的同厂 青工张明等。 这时，正是“凡是派”失势的时节。中共的改革派(后来证明他们顶多只能称为务 实派)从多年的沉痛经历中觉醒过来，了解到只有摒弃过去一些僵硬的东西才能有利 于国计民生。报章杂志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我曾经对人民武装革命有过盼望和准备，但绝非暴力革命至上论者。我一向认为 人民武装革命应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前提。必要性在于中共政权为其最反动的派别 主导，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可行性在于中共高层分裂并激烈火并，对人民的镇 压力量大为削弱。此时，不但必要性和可行性都不存在，而且中共高层颇有改弦易 辙的意向。我十分兴奋，深感自己不应在争得自己平反后止步，在这改革的年代里 ，应投身进去，协助中共的改革行动，为国家的进步出点微力。 筹办《人民之声》 这段时间我与张明联系较多。我对他说：“国家要前进，必须提升全民族的民主 意识，而以我们目前的力量，最可行的是创办一份杂志，来为民主呼喊。”张明立 表赞同，并说他收到许多给庄辛辛的来信，已有人作此建议。湖北有个女青年就是 ，她并想来参加。我说当然欢迎。 在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我想起了房志远，自从贴大字报认识后，他一直与我有联 系。他在我印象中是个很有民主理念和才干的年青人。一九七八年他考上北大离开 广州了。我去信向他询问北京的情况，并讲述我创刊打算。他来信极表赞成，讲了 一些北京的情况，并寄来一份名叫《群众参考消息》的北京民刊。这使我很受鼓舞 ，我请他做我们《人民之声》的驻京联络员，他很爽快地应允了。此时，那位名叫 冯回湘的湖北姑娘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广州。同时，我又想到我的内弟陈华山。他 在思想上与我有甚多相通之处，又会刻印技术。于是我们四人一起进行创刊工作。 我说共产党最喜欢用人民这个词，什么“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广播 电台”等等。我们的刊物就叫《人民之声》吧。这可真是发自人民的声音啊！我为 创刊号写了几篇短文，张明写了一篇，陈华山担负刻印。我想自己会以主要精力在 办刊上，提出由张明负责对外联络。创刊号出来后，除在本市张贴外，由冯回湘带 往北京散发，这时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七九年元月《人民之声》出版第二期。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收到许多来信。有 的讲述自己 的冤案，希望我们协助平反；有的向我询问一些情况；有的表示愿意参 加我们的工作，还得绝不缺勤地上班，完成生产任务。为了联系到更多的志同道合 者共同努力，我提出只办刊物看来不够，还有必要成立一个组织。为不至使共产党 误解，不要叫什么党什么团的，何况我们确实没有那个力量和水平。就叫“科学社 会主义学会”吧。我们走在一起，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该是可以的。 成立学会，筹备“四五”纪念 三月间学会成立，成员迅速增加，从我们三个人一下增加到二十几人(冯回湘去北 京后就回自己家乡了)。我对陈华山讲，目前形势虽好，但我总不太放心，你还是暂 时离开，一旦形势有变，我们遭到不测，你可得以保存，并把这段事实记录下来。 学会选举了五人领导小组和七人监察小组。五人是我、张明、黄宇生、劳捷锋、 古学霖。七人有邓文伟、周建中、梁以墀、冯粤超、谢金海(还有两人的姓名已忘却 )。 七九年三月，《人民之声》出版第四期，情形十分热烈。发售告示提前几天贴出 ，届时排队等候的人龙长达几百米，我们看了十分感动、振奋。但也有些不屑之徒 以两角钱的工本费价格买到后，立即在另一条街以一、两元一本的高价卖出。我听 了气得头皮发麻。 三月中旬，我向领导小组建议，于四月五日，以“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名义在 烈士陵园门前举行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的集会。得到通过后，便在市区许多地 方贴出告示，号召广大市民前来参加。同时，内部也进行了筹备事项的分工。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在我们看来这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四五”运 动已彻底平反。我们烈士陵园广场集会又不阻碍交通，合情，合理，合法。谁都不 认为会有什么问题。 官方要求取消“四五”纪念 然而，中共官方与人民群众的认知总是大相径庭。我们万万没料到中共广东省委 高层对此竟会那么紧张，如大难将至。 三月三十日，我正在车间做工，突然有人轻拍我背脊，回头一看，是厂组织科长 带笑的面孔。“请你到厂党委办公室去一下。”他和颜悦色地说。走进办公室一看 ，厂党委书记，和几位工业局的干部在坐。询问几句工作情况后立即转入正题。“ 你是不是要在烈士陵园广场开什么纪念会？”“不是我，是我们，会议内容是纪念 ‘四五’运动三周年。”“多少人开会？”“不知道，到时你去看看。”“省市领 导对这件事很关心，叫你们不要召开。”“有指示吗？”“我们这就是在传达。” “口讲无凭，我很难相信你。”“纪念‘四五’运动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开大型 集会。”“集会也是方式之一。”“无论如何，这个会你们不要开了。”“为什么 ？违反宪法吗？”……交锋一阵后，我说：“你们找我就这件事吧？不必再讲了， 会是许多人共同决定要开的，我一个人想改也改不了。我还是回车间开工去，今天 的生产定额我还未完成呢！”说毕，起身径直离去，把他们的惊愕与恼怒留在身后 。 下班回家，刚进屋门，一个人迎了上来，“哦，下班了！”“您是？”我疑惑地 看着这张微笑的、似曾相识的面孔。“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记得了吗？我是李彤呀 ！”“哦，是李彤。哪阵风把你吹来的？”我心里虽颇有点诧异，但还是热情地接 待了他。那次在庄辛辛那里碰到他，他十分支持我申诉平反，对我讲了不少鼓励的 话。在询问了我平反的具体情形、工作、生活的近况后，终于上了正题——集会的 事，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来做说客的。 对他我自然不能用对前面那班人的态度。然而原则是不可放弃的。我十分委婉地 向他讲明集会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并且是集体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更改。即使要更 改，也必须经过大家。我还答应把省、市领导的意见向全体会员传达，看看大家意 向如何。 第二天，我立即去找张明，张明说他那里也开了锅。先是厂领导的疲劳轰炸，回 到家里，父母也嚷个不停。我说既然有这些新情况，理应让大家知道，然后由全体 同志共同决定。于是我与张明分头去通知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再由他们分工 包干通知全体会员，明天傍晚在烈士陵园门口召开重要会议。 届时，三十几人到会。我先向大家讲述了这些情况。然后将大家分成几个组进行 讨论，每个组都有领导小组成员。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各组意见都是：照开。 四月二日，厂组织科长到车间，要我去党委办公室。我说还是那件事吗？不必了 。我们已开过全体会议讨论，大家都说要开，你找我也没用。 晚上，李彤又骑摩托车从东山来到我这海珠区的边陲。听了我的陈述后，他默然 良久，才对我说：“刘国凯，这会你一定设法不要开了，否则后果会……”他竟一 时语塞，找不到适当的词。“这是习仲勋、杨尚昆同志的意见……”他这次没打多 少官腔，讲了一些他设想的情形和后果。 决定以适当的退却保存力量 送走李彤后，我陷入沉思，想不到中共对人民是如此的惧怕和防范。连受过毛的 整肃，目前又以开明形象出现的习、杨都是如此。看来他们是决心不让这个会召开 了。方法是先礼后兵。这礼也够周全。一条线是通过一般渠道。从省委到市委，再 到工业局党委，厂党委，对我发出禁止令。另一条线是特殊渠道。从省党委到省团 委，由李彤以老朋友的私人身份来做我的工作。(真不知他们是怎么了解到李彤与我 有一面之缘的。)倒也真机关算尽，用心良苦，在这种情形下，如我们硬要召开，势 必令其恼羞成怒。我并不害怕被抓。在七七年初肃杀气氛中，我尚敢一人去贴大字 报，现在全国热气腾腾一片，我还怕被抓吗？但是广州民运呢？经过几个月的喧哗 ，若大的广州也就只站出来这三十几个人，而其中坚定的只是个位数。一旦被抓， 广州民运算是完结。现时，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足以与中共政权正面对抗的，也没 有必要去对抗。目前，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正在试图实施其新的治国方略。我们在与 之有摩擦时，有时也应作某一程度的退却，这既保存了幼小的民主力量，能在这难 得的历史契机中多做些工作，也免至改革派两面难做，为保守派所趁。 三日一早，我向车间主任交了一张加班补休单，立即找张明。我讲了自己的想法 后，张明说亦有同感。我说全体会议决定的，我俩不能改变，否则就违反了起码的 民主原则。但目前时间紧迫，再召开全体会议已来不及，只好抓紧时间召开领导小 组和监察小组的成员开会吧。 我俩立即去找人，人到不齐，但过半数。我把各种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 大家听了都表示同意。有同志还补充说：“已风闻许多公安派出所接到通知，‘四 月五日，烈士陵园广场会有不安定因素，作好准备，一接到命令，就前往取缔’， 看来硬要开，也开不成的。”我说全体会议已来不及开了。以后大家都有责任分头 向各会员同志解释清楚。 有同志提出，“不开是策略的，但若就此无声无息，也未免太虎头蛇尾了。”我 说省团委已建议明天在省团委礼堂召开纪念“四五”运动的理论讨论会，邀请我们 学会的全体成员参加。又有同志提出，习书记、杨尚昆的意见我们听从了，他们亦 应有所表示。我说这个意见提得好，由我与张明向省团委提出。 会后，我立即与李彤电话联系。李彤说尽量使我们满意，并要我等通知。这时已 是四月三日下午。傍晚，李彤来电话，说今晚习仲勋、杨尚昆在省团委会议室接见 我们。务必准时到达。 晚上七时许，我们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陆续到达省团委会议室。我们一行约 十人坐在一边，对面坐着“李一哲”三人，省团委几名干部，大学生自发刊物《未 来》编辑部的几位成员，上首的沙发空着。 习仲勋、杨尚昆出面做工作 习仲勋、杨尚昆出现在楼梯口，省团委干部率先起立鼓掌欢迎，大家不由自主地 效仿。习、杨两人坐落上首。省团委书记作开场白后，习仲勋讲话，他的西北口音 不大好懂，只记得有几句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定要高举，否则党心大乱，军 心大乱、民心大乱”之类，王希哲相当活跃，面带笑容，手势生动。他说：“现在 党的改革派面临的工作和困难都很多，我们理当替他们分忧。”习书记说：“真难 哪！我们应体会其中的涵义。”李正天则神情严肃，其发言内容大致是责备我们没 有顾全大局。间中，我们有几位同志发言，争辩我们举行纪念会的合理、合法性。 省团委干部则出来圆场。 我全过程没有发言，只是默默地听。由于我坐在这边的一端，离杨尚昆只有一公 尺左右，杨没有正式发言，只是就近对我讲了几句“人民之声？你们就能代表人民 ？我们叫你们不要开，你们就不要开。如果你们硬要开，我们就采取措施”。我听 了，仍然沉默。心里相当反感。 习、杨先行离去，省团委宣传部赖部长继续与大家商量后天在省团委大礼堂举行 纪念四五运动理论讨论会的事宜，回到家中，已是半夜。 四号清晨，赶往烈士陵园，正门张贴集会因故取消的布告，同时通知学会的全体 成员到东山省团委礼堂参加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 该会约有一百多人参加，除我们的三十几人外，还有“李一哲”的成员，高校学 生干部等。省团委耍了个招数，说是为发给与会者公假证明，请与会者签名及工作 单位。藉此，官方大致收集到了学会成员的名单。 理论会开了一整天结束，临末省委表示今后还会经常请大家开会交流。于是乎， 七九民运中，广州的一场街头政治被中共广东省委成功化解，这件事上报中央，受 到中央认可。与“贵州经验”相对照被称之为“广州经验”，即所谓对思想活跃的 青年采取引导方式，在不动用专政工具，不引起社会震动的前提下化解不安定因素 。而“贵州经验”则是直接了当地抓人了事。 十几年秋过去了，至今回忆起这些情形，仍然觉得当时的退却是正确的。正是由 于这一退却，使我们取得了较多的生存空间，我们的《人民之声》才得以按月一直 出版到七九年十二月，继续在广州力所能及地宣传民主理念，并且，同志们的损失 也得以减少。 适当退却是重要的政治斗争手段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斗争中，适当的退却乃是求胜的一个重要手段。汉初对匈奴的 和亲、列宁主张签订布勒斯特和约，都是极好的例证。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从 事政治斗争，更须懂得运用这一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由于权力急速膨胀而至在国民党内树敌甚多，更由于宁汉 之争，使蒋成为箭靶，经审时度势，深思熟虑，蒋宣布下野。但仅仅几个月后，由 于蒋的离去，权力结构顿失平衡，各路人马争端四起，兵戎相见。于是，各系政要 及军事头目出于不同的考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拥蒋复出。这算是蒋介石在他的政 治权力角逐的生涯中下的一着高棋。 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斗争中也有上乘的表演。他在削职被贬时，为求复出，不惜 检讨再三，自责自谤，甚至指天发誓。一旦权力在手，就脸色大变。无怪乎张春桥 气得大骂：“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当然，这以退却求胜的手段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不失原则，及适当的。否则，就 不是退却而是投降，或不是一种正当的手段而只是无耻政客的狡猾权术。故此，司 马迁向汉武帝极称李陵之举是诈降匈奴，以图再起，却不被汉武帝接纳。邓小平的 那套行径也不应为我们效仿。 八九民运未能退却令人惋惜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归于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运用这一手段。如果 说十一年前，相对于凡是派，邓小平是务实派；那么此时相对于胡赵，邓就是不折 不扣的保守派。而这个保守派后面有更保守的老人帮的党羽支持。以当时的政治情 势来衡量，单以人民群众的民主力量确不足以击倒势力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然而 倘若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力量协同配合，则有可能拓展出一片新的境界。其实这是 有先例的。七八年的务实派之击败凡是派，不就借助了民主墙的声势吗？诚然，八 九年的保守派，力量远比当年的凡是派强，但八九民运的能量也比当年的民主墙大 许多倍啊！ 设想如果八九民运作适当退却，使邓小平无以说服党内大员赞同武力镇压，让以 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有充分的时间去进行运作，而强大的蓄势待发的民运力量为其 后盾，那么，一九七八年的历史是有可能重演的。邓毕竟没有毛当年的绝对权威， 人大委员会却具有了与昔日相当不同的势态，各方面的有利因素迭加起来，改革派 是有可能请各保守派元老“光荣”离休，有力量削减保守派干将手中的权力，并在 此基础上推动中国改革的车轮。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迄今最具改革理念和政治品质的最佳者。他从事经济改革的成 效及对政治改革的筹划已体现其改革理念之真切。文革后在广东重掌大权处理某些 文革遗留问题的宽厚，和六四后在巨大的压力下坚持初衷更凸显其政治品质的优良 。这一点是最为难得的。一旦被最高首领指责，就俯首认错，这个陈规陋习连彭德 怀、胡耀邦都未能破除。赵紫阳真堪称中共党内第一人。 我们并不应预期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主政，中国就可以实现三权分离，多 党制，民选行政长官等的全面民主，但可望在廉政建设，某一程度上开放报禁，社 会舆论监督，党政分离，政企分离等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这总比当今中国政治反 动僵化、经济畸形繁荣、贫困极度悬殊、贪污受贿泛滥、社会铜臭熏天要好得多。 并且，我们还可期望改革派在站稳脚跟后，会继续向前迈步。 然而，学生们情绪失控，一味向前冲，不肯作适当退却，终使改革派失去运作空 间，邓小平得逞，赵紫阳在广场落泪了。是痛惜学生们的伤病？是感怀个人前景之 莫测？是忧虑改革前途之危难？或许都兼而有之吧。 在此，我绝无意责备学生们执拗，二十岁出头的小青年确较难洞悉政治斗争的诡 谲微妙。我也无意责备导师们的失职，他们已讲得唇焦口燥，精疲力竭了。八九民 运不同于当年中共搞的“一二·九”运动，它本来就没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是学 生们民主意识的积累和爱国热情高涨的产物，本身就带有相当的感情色彩。广场上 情绪激昂，众说纷纭，谁都没有能力把它纳入一条精确的轨道。 试想，如果当时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不是只有三十人，而是有三百多人，根 本不能作分组讨论，而是象日尔曼部落的军事会议那样以战士们鼓噪声的强弱为定 ，或者领导小组中有多人反对我的意见，坚持要召开，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眼看 船要触礁，我也无法挽回，顶多预先做一点触礁后的救援工作罢了。世间有许多事 ，即使是正义之举，也往往是非人力可强图的，如果样样都能做得那么得心应手， 岂不满街都是常胜将军？ 今天，我们回顾过往的民运历程，着眼在于总结经验，留予后来者，作为今后的 借鉴，但愿人们肯对此稍作留意。 然而我心中总有一层抹不去的惋惜。七九广州民运中，我们所作的一个适当退却 ，不过使广州民运得以继续开展至八一年初被全面镇压，而八九民运倘若能作适当 退却的话，是有可能换来中国的一片新气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