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李洪林自传 (节选) 李洪林 【编者按】李洪林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思想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 长。八九年因介入学运、呼吁民主，于七月被捕。九零年五月获释。 《命运》一书由台湾文统图书有限公司出版。这里选登的，是作者序和最后三小 节(第九十二至九十四节)。 作者序 四十三年成一梦， 劫后空余百创身 这是一九八九年我六十四岁生辰所写的两句诗。当时正被囚禁在北京昌平。 我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二十岁，到六十四岁时正好四十三年。 我一入党，就做地下工作。国民党要抓我，但没有抓到。 四十三年之后，我被抓到了。但抓我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最大的讽刺是：国民党抓我，是因为我要推翻它；共产党抓我，却因为我在维护 它。 说“讽刺”，是解嘲。我真正感到的，是痛心。“诗言志”开头那两句诗，表达 的就是这种心情。不过它不是消沉的哀叹，而是痛苦的思索。 共产党抓共产党员，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为什么共产党总要打击 共产党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大概会研究这种现象。 中国正在改革。但是最早和最坚决为改革奔走呼号的人们差不多都中箭落马了。 “历来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这句话虽然太悲观，却几乎是百分之百地应验。同 样，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大概也会研究这种现象。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的一些经历以及对此种现象的一些看法，对人们认识当代中 国的某个方面，或许有点用处。 我的遭遇是个悲剧。我的悲剧不过是更大的悲剧中的一幕，写出这个悲剧，不是 为了继续上演，而是希望避免重演。有着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已经落在现代文明后 面了。“窝里斗”的悲剧已经消耗了太多的中国人的精力。这种悲剧如果不再重演 ，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将大大加快。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缘起。 如此“自由公民” 一九九零年五月九日，囚禁生活终于到头了。 我的案情可以说再简单没有的了。一是起草或签名于几个并不违法的“声明”， 二是应中央领导人的要求去劝说学生。只此而已。唯一有点麻烦的是在“首都知识 界联合会”的成立宣言上被人盗用名字，但这在我被捕之初就查清了。 那么，为什么一直把我关了三百多天呢？ 可能有两个解释： 一、“中央领导同志对你很关心。”这是审查组告诉我的。我不知道“领导同志 ”是谁，也不知道他“关心”的是“从重处理”还是“从轻发落”。客观事实是： 如果没有人对我特别“关心”，我早就应该被释放了。 二、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每逢六月，是不是继续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就要提上 美国的议程。尽管当时的总统要继续给中国这种待遇，但是国会一直把人权作为条 件。中国政府当然总是说自己的人权记录很好，不过也常常在适当时候拿出点事实 以证明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五月就是一个适当的时候。 上面第一种解释是我自己作的。根据是亲身经历的事实。第二个解释是社会上(包 括国际舆论)的分析。 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个解释更符合实际，或者都有道理。我只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悲 哀。据说资本主义社会里人都成了金钱的奴隶，只有社会主义才把人真正当作人。 这也是我这个共产党员几十年间执着的信念。然而我实际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我成 了政治交易场上任人摆布的筹码！由于我的理论活动，有人把我叫作“理论家”， 在国内外多少有一点“知名度”，然而也正是这点知名度，使我越发成为一个有分 量的筹码。可怜的“共产党员”！可怜的“理论家”！可怜的中国人！ 这一天审查小组对我说：“今天你可以成为自由公民了。”他们也感到轻松，因 为这包袱可以放下来了。 但是他们告诉我，还有一条“规定”：“进来”的人要“出去”，必需填一个“ 悔过书”。 我说：“我无过可悔，不能填什么‘悔过书’。” 他们说：“这是一道必经的手续，你考虑考虑，怎样找一个双方都能下来的台阶 。” “悔过书”是印好了的，据我记忆，除了姓名栏外，印了这样一句话：“我犯有 下列罪行：”下面是一大块空白，准备让“悔过者”填写的。最后是这样一句话： “今后保证永不再犯。” 显然，我决不能填这种东西。但又要找一个“双方都下得来的台阶”，怎么办呢 ？ 自被捕以后，我一直抱这种态度：第一，作为公民，我未犯法。第二，作为共产 党员，我反对《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这是政治 错误，我愿为此承担责任，但这是党内问题，不归公安局管。 于是我把这个党内问题作为“台阶”，我虽然拒填“悔过书”，但承认违反了党 纪。虽然这个问题不归公安局管，但毕竟可以当作他们下台的“台阶”，事情就解 决了。 这样，我在被关押三百多天之后，作为一个无罪的公民但是有错误的共产党员被 释放了。 我想，这梦魔似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谁知我又错了。 所谓“自由公民”并不自由。 首先，我不能回北京的家。 我的囚禁地点是昌平，我的家就在北京前门。“自由公民”应该能够自由回家， 这是不用证明的道理。然而不行，我必须去福州。 福州是我的单位——福建社科院所在地，我当然可以去。但是我想先回家，然后 再去福州。既然是“自由公民”，这点自由总该有吧？ 但是不行，必须立即直接去福州。理由是，我在福州被捕，所以要在福州释放。 其实这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要开亚洲运动会，要开亚运会就要清理内 部，“打扫卫生，迎接来客”。“打扫卫生”不光是清扫街道，整顿市容，更重要 的是清除治安隐患，消减不稳定因素，防止发生事故，这是有关中国国际形象的大 问题。显然，我这个“自由公民”原来是被列入“另册”的“危险份子”。为了迎 接亚运会，我竟有家不能回。 第二天，一架民航飞机把我带回福州。 这一天，新华社发了一则消息：公安部释放了二百多名“违法犯罪人员”。这些 人“认罪态度较好”，所以受到“宽大处理”云云。 这则消息特别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李洪林”。 中国人真行。 这二百多人里面，别人我不知道，“李洪林”我知道，这个“李洪林”是因为他 的行为并不违法，因而构不成犯罪，才被释放的，就是说，这个人本来是不该抓的 ，即使当时情况不明，有犯罪嫌疑，那么在侦察结束的时候，也早该依照《刑事诉 讼法》立即无条件释放了。然而对他的羁押期限已经远远超过法定三个月的最高期 限。法律规定，超过三个月，必须由最高检察院报请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延长。 他们这样做了吗？没有。 执法者把无罪者超期关押了两倍以上的时间，究竟是谁在违法呢？ 可是按照新华社这则消息，没有罪的人反倒成了“违法犯罪人员”。平白无辜被 关押了十个多月，还是被“宽大”释放的！颠倒是非一至于此，还有公理可言吗？ 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法律在中国的领土上还有效吗？ 谁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你看这则新闻是多么自由啊！ 我原以为，这则消息不过是一种惯例，以表明当局总是正确的。捉人正确，放人 正确，反正永远正确，如此而已。 后来才发现，这则消息的作用可大了。 我回到福州后，福建社会科学院的上级——省委宣传部的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参 加“清理清查运动”，要“继续交代问题”，要“遵守纪律”，“不准串联”，“ 出外要请假”……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我因为一直被关押，不知道这个学术研究单位在搞什么运动，都有什么规定，颇 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他说的那些“必须这样”，“不准那样”， 我一时也记不住，也听不懂。但我想起了被释放时“自由公民”的称呼，不知是否 仍然有效，便对这位领导说： “我的问题，公安机关已经查清，没有什么要‘继续交代’的。至于你刚才说的 纪律等等，我作为一名公民，一名国家干部，一名党员，自然要遵守纪律。同时我 也应享有公民、干部和党员的权利。这一切，我与其他公民、干部和党员是不是一 样的？” 他说：“是一样的。” 我又非常明确地追问一句：“现在我要请问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对我有没有什 么另外的规定？” 他回答说：“没有。”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福建社会科学院奉省委宣传部另一位领 导之命向全院宣布：“对李洪林要统一认识。”“统一”于什么呢？“统一”于新 华社的消息，即“违法犯罪人员”。 新华社这则消息成了剥夺我公民权利的“法律文件”，于是我虽然在北京摘掉了 “反革命案被告”这顶帽子，到福建又被戴上“违法犯罪人员”的帽子。在这些日 子里，没有任何人敢到我家里来，因为有规定禁止人们和我来往。有一天，一个院 外的人到传达室来找我，有人告诉他：“要找李洪林得先经社科院领导同意。”这 位来访者莫名其妙，很生气地闯了进来，对我诉说他在门口的遭遇。 其实我的“案件”并未结束，只是由北京移交给福建，由公安机关移交给党的纪 律检查机关。所谓“自由公民”就是不再被关押而已。 有一次我和茂英到厦门去散散心，住了几天。社会科学院忽然发现我不见了，赶 紧问我女儿。女儿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又说没有事。 还有一次我回北京，为了快捷，托一个朋友代买机票。结果给这位朋友惹了乱子 。我走后他受到追查，要他交代替我买票的经过，写出书面材料，还要按手印。 哪一个自由公民能受到如此无微不至的“关照”？ 生命在继续损耗 “时间就是生命！”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战争前线抢救伤员时，喊出这 个震撼人心的口号。他要求抓紧每一分钟时间处理伤口，施行手术。越早越能挽救 伤员的生命。 我倒不是伤员。虽然我精神上不断遭受严重的伤害，但我还能承受得起，不要求 谁来治疗。我只希望不要白白消耗我的生命。 然而有人恰恰在无端消耗我的生命，办法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我的“案件”从国家公安机关转到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本来可以立即处理。因为 我的“案情”公安机关早在一九八九年就查得清清楚楚了。只是由于有人不甘心放 我出来，或是被当做政治筹码备用，才白白多关了我半年多。我被释放以后，他们 要给我党纪处分本来可以立即作出决定，可是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却把我的 “案件”整整拖了一年。 一九九一年六月，他们整理出一份《关于给李洪林同志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 然后把我叫到纪委征求意见。在场的有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和福建社科院的负责人 ，场面很隆重。 这是一份典型的歪曲事实强词夺理的文件。它把我在学运期间为缓解矛盾而劝止 绝食的活动全部抹杀，只字不提，然后从我起草和签名的文字中片面地摘出只言片 语来罗织罪名。最后毫无根据地作出如下结论： 综上所述，李洪林同志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动乱中，丧失立场，严重违背四 项基本原则，反对中央制止动乱的重大决策，起草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倡议书，并积 极在支持动乱的呼吁书、声明和宣言上签名，对动乱的发生和发展客观上起着推波 助澜的作用，政治影响很坏。其行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错误是严重的。根据某某 文件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 我原来是准备接受党的处分的，因为我反对《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 这篇社论被认为是中共中央的精神。一个党员反对中央的方针，当然是政治错误。 我承认这一点，但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愿意为自己的政治态度承担责任， 也就是接受党纪处分。 可是我被放出来以后查找文件时，却找不到学潮期间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日报》 那篇社论的指示。按照常理，这样一篇关于全局的决策性的社论，一定是根据中央 的决定写的。这就是说，中央一定有文件发给全党，或是中央关于当前形势与方针 的指示，或是关于学习与贯彻《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通知。这样才能使全党遵照 执行。被捕以后，我一直以为中央一定有这样一个正式文件，所以毫不犹豫地承认 “自己作为党员，没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犯了错误”，但是当我发现中央并没有 这样一个文件时，我承担的政治责任就消失了。因为《人民日报》虽然是中共中央 机关报，有时候它也不能代表中央。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九六七年它和《红旗》杂志 及《解放军报》联合发表过“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社论，这就是反对中共中央 的。 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学潮中，我既没有触犯国法，也不曾违反党纪。 根据这种认识，我逐条批驳了福建省纪委对我的“处分决定”。 我特别举出五月十四日我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的事情。我对他们说：“我们是 应中央领导人的要求去做这件事的。现在你们要处分我。一个党能这样对待自己的 党员吗？如果中央领导人要你办什么事，过后又要处分你，你能接受吗？”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也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再次请他们回答。我说：“我的意见如果正确，你们应当接纳。我的意见如果 不对，你们应当批评，以便我能改正。” 他们还是不表态，只是说：“我们今天只是听你的意见。” 我想，他们或许真能听取我的意见？ 完全不是这回事。三个月之后，他们做出正式决定，一点也没有改！ 按照中共《党章》，处分党员需经支部大会通过，处分决定要经本人签字。但是 处分我的决定既不给支部大会讨论，又不给我签字，而是由省纪委直接决定，打印 出来，寄给我了事。更重要的是：处分我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我已经据实驳倒了 那些理由，但是他们根本不听。 我虽然已有四十多年党龄，但是如此不讲道理，强行处分一个党员，而且连正常 手续都不遵守，实在不曾见过。因此我给他们写了一个详细材料，逐条列出事实， 证明他们的决定完全是错误的。和这个材料一起，我写了一个声明：“我不接受这 个决定。” 但是不接受又有什么用呢？反正党员权利是被剥夺了。 使我尤其愤怒的是：你要处分就早处分，可是毫无理由地拖了一年，然后又给我 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这就是说，还要让我再熬一年。 从一九八九年七月被捕起，我的党员权利已经被剥夺了。按照这个“处分决定” ，一直到一九九二年九月，我的党员权利都要被剥夺。说是“留党察看一年”，实 际上是三年零两个月。 我的生命就是这么浪费着。 忽然想起，我在北京被“审查”时，一直认为自己作为共产党员是犯了错误。如 今既然发现自己并未违反党纪，那么当时所承认的“错误”也就不存在了。于是我 专门就这个问题给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个声明，请他们存档。 福建社科院一位管党务的负责人对我说：“你现在被留党察看，应当经常向组织 写思想汇报，说明对错误的认识……” 我告诉他：“我根本不接受什么‘察看’，也不会汇报思想，因为我没有错误。 我已经向党组织写过声明，那就是我始终不变的态度。你们看着办吧。” 哀莫大于心死 苦觅“洪吾水”，常望北斗星。 寒暑终不变，剖腹有丹心。 “洪吾水”是“洪无水”的谐音。“洪”字无水是“共”，即共产党。在地下工 作时期，我的领导人李殿成曾经和上级失去联系。于是我们到处找寻党组织，在通 信中相约以“洪吾水”作为党的代号。这四句诗写的就是当时两人的心情。 朝闻远乡路，暮乘一叶还。 感辞风波险，为见慈母颜。 这是一九四八年我和李殿成从国民党统治区偷越封锁线奔赴延安时的心情。 我这个共产党员，原来一直把党当作“慈母”，并且真把生身慈母置于不顾，毅 然丢下她奔向延安。回想当年和党的关系是何等亲密，对党的感情是多么深厚！如 今竟发展到顶牛的程度，公开声明不服从党的决定，这是多么富有戏剧性的变化！ 但是变化的原因不在我这边。是这个“慈母”般的党首先把我当作“反革命”的； “反革命”的帽子戴不上，还不死心，又运用“党的纪律”硬把我定为“反党反社 会主义”份子的。 我二十岁以前只是一个学生，二十一岁参加共产党直到如今，四十多年没干别的 ，一直为党工作。可以说我的一生都和这个党联系在一起。 回顾我这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可以划出一条曲线。曲线有两个高峰：一个在一九 四九年，一个在一九七九年。 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我为这个胜利奉献了力量，虽然微乎其微，却是我所有的 一切，因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一九七九年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转折点，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折点。中 国从此真正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也从左倾的道路上转过来，重新得 到群众的拥护，在促成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也起了一份作用。这一次，我不仅感 到欣喜，而且觉得自豪。这是因为，自从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我这个执政党的党 员从来不曾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价值。革命胜利的最初喜悦过后，我所能做的，不是 斗争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只是到了左倾势力对中国的统治倒台之后，我才能真正 放开手脚去做事，奋笔写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我从来没有如此心情舒畅，只是这 个时候，我才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共产党员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是在同一个 时期，我恢复了对共产党的信心，觉得它还是有希望的，我应当发挥一下党员的作 用，使它完全从左倾阴影下走出来，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沿着现代化道路前进 ，因此我怀着炽烈的情感，一方面猛烈地批判左倾思潮和路线，一方面从理论上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铺路架桥。 后来我为王元化创办的《新启蒙》题词时，写了下面四句话： 国家命运， 时代精神。 心中烈火， 笔底风云。 这也就是那几年我从事理论活动的心情。 理论界有同样心情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四人帮”倒台以后，他们在 冲破左倾樊笼的战斗中，起了披荆斩棘的作用。正是他们率先提出许多被视为禁区 的理论和政治问题，才为三中全会路线从思想上扫清了道路，才使得改革开放有了 理论上的根据，从而打破了多年禁锢人们头脑的现代迷信，击退了保守势力的进攻 。 胡耀邦一九七九年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理论工作，超 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是最出色的两年，他赞扬说，这两年“涌现了一大批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他们旗 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就我所知，这是 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对理论界的最高评价。 可惜中国共产党和理论界的亲密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以后的事情就变化了。曾经 受到表彰的这批人，起先是个别受到责难，以后就一批批遭到清洗。最后是逮捕和 判刑。 当我被戴上“反革命案被告”的帽子抓起来的时候，我和共产党的关系事实上被 打断了——不是我离开党，而是党不再把我当作党员了。 我被释放以后，也许有某种机会和党恢复从前的关系。但是接踵而来的待遇，特 别是当我看到党组织对我如临大敌的态度和罗织罪名的手法，这颗心就凉下来了。 我在学潮当中的言行，按照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所宣布的标准，本来是“完全正确 ”的，但是却落个“留党察看”的下场，还有是非可言吗？说了话不算数，还有信 用可言吗？ 一个党组织，对党员毫无爱护之心，一定要把他推到“犯错误”的境地，并且严 加处分才甘心——如果党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一点“同志”的味 道吗？世界上有哪个党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 所以，尽管组织上我还是“留在党内”，但我当年入党时那种亲密关系还能再现 吗？ “哀莫大于心死”，作为共产党员，在和党组织的关系上，我觉得好象快到这种 程度了。这几年我只以书画自娱，连报纸都懒得看——看了也等于不看，因为实在 乏味。 不过这也不单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许多人的共同命运，把目光放远点看一看 ，共产党打击自己的党员也不自今日始，而且差不多谁当领导都一样。再向世界看 看，这也不是中国的特产，好象各国共产党都是这样。苏联共产党的大清洗，早就 给各国共产党树立了党内斗争的“光辉榜样”。这就说明，我的遭遇也好，别人的 命运也好，都不是个人造成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应该冷静地加以研究。应该研 究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应该研究它的理论基础，应该研究它执政前后的发展变化， 应该研究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关系中国命运的大问题。个人遭遇让 它去吧，但是国事兴衰不可等闲。 我年轻时抱着最美好的理想加入这个党，几十年都和它一起，不能对它的命运漠 不关心。我多么希望它和人民始终保持鱼水关系而不被群众所抛弃！我多么希望它 能走在世界文明大道的前头而不要成为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我多么希望共产党 员都能成为人们亲近和尊重的朋友而不要成为老百姓讨厌和痛恨的官僚！可惜的是 ，这些希望常常被现实碰得粉碎。我痛心地看到，有些以“党”自居的人正在“坚 持党的领导”的名义下毁坏这个党。他们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抛到九 霄云外，成为只关心手中权力的政客。他们坚持的“社会主义”，就是在“公有制 ”和“计划经济”的旗号下，垄断国家的财富和资源，用自己的长官意志任意地支 配它。他们坚持的“党的领导”，就是必须保住自己的权力，不容别人问津，并且 严厉镇压一切不同政见，不论它来自党外还是党内。为什么他们都那样害怕民主？ 就因为民主的机制一经建立，那把座椅就不能属于他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走上通过改革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不但意味 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且也意味着党的改革。沿着这条新路走下去，中国将稳 步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而现在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至于党的改革 就更谈不到了。一些掌权者连共产党过去的好作风都不屑一顾，还说什么改革？这 样下去能够保持改革的势头吗？能够保持真正的稳定吗？ 我的确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动乱。但要坚持改革的势头和局面的稳定，共产党本 身就必须改革，也就是改掉那些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东西，能站在历史的前列。在 现阶段，不管人们喜不喜欢，这个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执政党，而且在可以预见的 将来，除非它自取灭亡，还没有别的力量能够替代。因此共产党的兴衰和国家命运 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虽然作为个人来说，我的遭遇已经使我和这个党的关系上几乎寒透了心， 但是作为国家命运攸关的问题，我还是切望这个党能沿着三中全会路线一直走下去 ，有错误就纠正，有妨碍改革的东西就抛弃。这样，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 所付出的代价将是最小的。不论对中国人民来说，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都是 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