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下的抗争 ——广州七九民运的回忆与思考(之二) 刘国凯 一、深深的疑问 一九七九年三月，魏京生被捕。这消息在当时那民主气氛比较浓厚的社会环境中 ，不啻一个刺耳的噪音。我的脑子也为之一震。魏被捕的罪名是出卖军事机密。我 们都明白，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真实原因是魏京生批评了邓小平。我跟不少民 运参加者一样，都觉得当时对邓小平进行批评，似为时尚早，亦欠策略。但仅由于 这一点，就要抓人，那又有什么政治改革家的胸襟可言呢？ 从七八年底以来，我一直对邓怀有好感和希望。我想，这些年来邓被毛压得够惨 了。毛使他饱尝了有正确的话又不能讲出来的苦楚，这痛苦的经历会使他明白了， 应该让人说话。尽管这一点在民主的全部内涵中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但却是中共党 人的一个极为难得的进步。然而没想到，好景不长，只几个月，邓小平就翻脸了， 中国的这场改革，究竟会怎样演变下去呢？这个问号深深地嵌在了我的心头。 四月三号晚上，杨尚昆对我讲的那句话：“什么人民之声？你们就能代表人民？ 我们叫你们不要开，你们就不要开。如果你们硬要开，我们就采取措施”，亦时常 盘旋在我的脑际。从这句充满了横蛮和威胁的话来看，近十年被毛整肃的遭遇非但 未能使他们的思想感情与人民合拍，而且依然对人民充满了猜忌和戒备。藉此，我 对民运的前途产生了忧虑。七九年元旦前后那种十分兴奋、乐观的情绪荡然无存。 魏京生因言获罪。我们的集会不准举行，否则就要抓人。这使我意识到，目前中 共当局能容忍的民主内容，仅仅是在某一程度内的言论。于是我感到“科学社会主 义学会”的存在将会徒具形式了。我原是想藉它联络更多的人，在适当的时候，进 行某些较大规模的民主行动，如集会、游行等。但此时看来，决无可能。再加上其 它方面的考虑(有关这些将另文详述)，我向张明及领导小组提出解散学会，能集中 精力办好刊物就不错了。七九年五月一日，学会宣布解散。 二、婉拒“安排” 四月五日的“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之后，省团委还陆续组织了几次 类似的会议。会前会后，赖部长、李彤常跟我聊聊，李彤对我说：“在同龄人中， 你的知识和才能是很突出的。”赖部长说：“象你这样的青年，只在工厂做工，确 实是人才上的浪费，把刊物停掉吧，你的工作我们会考虑的。”我听了，当然明白 其中的涵意，而且这还有可能是更上一级的授意。然而我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人格都 使我绝对不去响应。从六十年代末的“极左思潮”起，至此我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 程。十年间的所闻所见所思，铸造了我对中共政权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果说七八 年底曾对它燃点过希望的火花，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因魏京生的被捕一扫而 光。我决不可能投入这个政权的怀抱，为之效力。而且，我是广州七九民运的首义 者，如果我停掉《人民之声》，换得中共省市里某个文宣机关的差事，那真是不折 不扣的卖论求官，卖身投靠，岂有一丝一毫民主志士的气节可言？于是我佯装听不 懂，顾左右而言它。后来，他们又提过一次，我看绕不过去，就笑笑说：“多谢了 ，我的工作挺好，机械技术工种，有点奔头，我喜欢干它呢。” 《人民之声》照常按月出版发售。赖部长等向我约稿，请我给他们的团刊写文章 ，议题都是安定团结之类。我推说自己水平低，怕写不好，拒绝了。后来他们拿了 个以民主为内容的议题来。我感到若一再拒绝，似乎近于执拗，而且这个议题还可 以纳入我的思想轨道，便动笔写了。他们取走稿子后，把文章中某些词句的棱角模 钝，才登在团刊《广东青年》上。 三、两进省出版事业管理局 七九年十月，魏京生被判十五年重刑。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骤然变化。三月魏京 生被捕，虽已是个不良的讯号，但人们还在期待最后的结局。不少人希望那只是中 共摆出的一个吓人的姿态，以收到对社会上民运力量的威慑效果为宗旨，下手恐不 会太重。我亦作类似的推测。但我们都估计错了。魏京生率先负着七九民运最沉重 的十字架，走向那阴森的大牢。 政治气氛的大变也清晰地体现在省团委干部脸部的表情肌上。我从未主动去找过 他们，都是他们约见我。此时，见面的热度急速降低，谈话内容也迥然不同了。李 彤对我说：“出版刊物是要经过申请、批准的，不是想出就出。你们的刊物也应遵 守国家的有关法令。”我说“对对！请你告诉我手续怎么办？哪个部门管？”李说 ：“有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在东山××路。” 此时，张明已淡出《人民之声》编辑部的活动，但我觉得张明是创刊人之一，此 事应让他知晓。张明听我讲了这个情况后，十分愤慨，说这纯粹是找茬，表示愿与 我同往省出版事业管理局。 该局干部仅在会客室里接待了我们，听我们讲了来意后，面面相觑，一片茫然， 无以作答。末了，只得说：让我们研究一下，你们下星期再来给你们答复。我和张 明走出大门后，不禁相视而笑。 不久，我们依约再次造访该局。这次谈话地点在该局小会议室。该局干部拿出一 九五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法给我们看。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出版刊物须有两 间店铺作担保，否则不准出版。我们说：“一九五一年社会上仍有大量私营工商业 存在，故可订出店铺作保的规定。目前早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哪有店铺作保的可 能性呢？”干部说：“那我们不管，我们只按国家法令办事。我们是执法机关，不 是立法机关。只要这个出版法没有被明令取消，我们就要照章执行。”“社会主义 根本没有什么店铺，你们的所谓照章执行，岂不是要我们去井底捞月亮？”“总之 ，我们不接受你们的申请，我们有法律依据，你们有意见可以向其它有关部门反映 。”…… 活报剧演到这里，也该结束了。我和张明对干部们揶揄地笑着，干部们对我们讪 笑着。在双方和气的微笑中，我们告辞出来。走在街上，我和张明又一次大笑起来 ，笑得开心极了。 我把与出版事业管理局联系的情况告诉李彤。电话里传来他嗯嗯唔唔的回应声。 办事情有交有待，《人民之声》继续按月出版。 四、支持魏京生的自我辩护 七九年十月，北京《四五论坛》的刘青成功地在魏京生的审判会上，录下了魏的 辩护词，并刊登在《四五论坛》上。我们收到后，立即在《人民之声》上全文转载 。对魏京生坚持民主理念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我们极为钦佩，对刘青在目前非常阴 霾的政治气氛中仍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且办事机智周全，亦十分赞叹。魏京生已 被中共定为现行反革命，判以重刑。我们的《人民之声》仍刊登他的辩护词，这表 明了我们的政治取向。自然，这一取向也必将成为中共省、市高层看待我们的依据 。 七九年下半年，陆续有一些香港的大学生青年、社会新闻工作者与我们联系交流 。最先一位是张永强，港大物理系学生。嗣后有刘山青、刘英杰、王超文、林昭寰 等许多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内地找不到的政治书籍或资料，并带走一些民刊 (包括《人民之声》及我们收集到的外省民刊)。或许，通过他们，外部世界方知晓 一点国内民刊的情况。 五、坚持发行最后一期 七九年十二月，我们的刊物已油印装订成册，发售广告业已贴出。此时，我接到 李彤的电话：“杨尚昆同志要我们通知你们，省委已决定，要你们立即停刊，不准 再发行。若已有印好的也要立即销毁。至于你们印刷中所花的费用，可以报一个数 目上来，经济上可以补偿你们的损失……如果你们不服从省委的决定，继续出版发 售，其后果就要由你们自己负了。”话讲得很干脆，不拖泥带水，不转弯抹角。看 来是得到上头明确的硬指令了。 当时参加《人民之声》编辑部活动的除我外，还有邓文伟、朱永、黄宇生、周建 中、范一平。但具体担负刻印发行工作的是前三个。于是我找来邓、朱两人，向他 们讲述了这个新情况，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共省市当局是要下手了。 在这种情形下，硬要出，也是出不了的，就象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的集会那样 。我又向他们讲起杨尚昆在四月三号晚上对我讲的那两句话，大家都不胜感叹愤慨 。末了，我说：“刊物是只得停了。但这一期已印好就一定要发售，赠阅都行，总 之要与读者见面。什么补偿经济损失，做生意吗？难道我们的《人民之声》就只值 那百十块钱？笑话！不过在广告规定发售的地方是不能发售的了。当局一定会派秘 密警察在那里守候，届时我们一出现就没收刊物及抓人。我看我们另找地方分头发 售吧。”大家商议后，决定分两个地点进行，一是在工业大道，由邓、朱负责；一 是在中山大学，由我负责。就这样，有发售，有赠阅，八百多本《人民之声》总第 十三期终于去到了读者的手中。 然后，我又写了一份《告市民书》，讲明《人民之声》停刊的原委，刻印后在市 内四处张贴。最后，我将积存下来的工本费收入七十多元分成三等分，三个人分别 保管，并讲明，若今后有可能复刊的话，当取回再用。 此时正是七九年岁末。我以沉甸甸的心情迎来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 六、王希哲倡导办《学友通信》 虽不再为出版刊物而忙碌，但我们仍然经常碰面聚谈。外地的刊物寄来了，我们 都及时传阅、讨论。香港的朋友也常来，有时还跟我们一起举行关于中国民主事业 的讨论会。我们仍然行进在民运的行列中，只是此时我们的心情与一年前已截然不 同了。 如果说七八年底至七九年春，我们是以兴奋的心情怀着协助共产党搞改革的热望 投身这场社会波澜，那么七九年下半年我们在领略了中共的猜忌、戒备以致敌意后 仍然奋力行进，则是执着于国家民主进步的责任感。而时至八零年，我们依然坚持 初衷，不肯激流勇退，则除了对社会公理的追求外，还有一份为民主而殉道的悲怆 。 八零年，从数量上来看，全国的民刊是更多了。除原有较早创刊的外，陆续在重 庆、南京、郑州、青岛、杭州、安阳、天津、长沙、韶关等许多大、中城市都出现 了民刊。然而从社会影响力看，却远远比不上七九年上半年了。刊物的增加，既反 映了中国民间争取民主的潜力，民刊的冲击波得以从几个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向 各地扩展，又说明了中共对七九民运的全面镇压尚处于举棋未定的阶段。民运影响 的降低则是由中共当局的“常规”镇压所至。许多地方的刊物都不能公开发售，只 能在小范围内传阅。有些地方的民运同志坚持公开发售(如武汉的秦永敏、朱建斌) 则被警察殴打、没收刊物。警察甚至还非法闯入民宅，抢走纸张和印刷工具。由何 求于七九年七、八月间创办的《人民之路》，此时也处于这种困境(何原于七九年三 月参与《人民之声》编辑部工作)。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王希哲提议办一个内部通讯式的刊物，名称不妨就叫《学 友通信》，由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轮流主办。主要登载各地民运同志的政 治评论文章，王说，目前在当局的压制下，公开的民刊活动已难以进行，用这个办 法，既可以维系各地的民运朋友，又可有益于大家思想上的交流、提高，我对此很 感适宜。《学友通讯》就在王的倡导下创办了。 我在《学友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并非全是浩劫”的文章。我感觉到， 当时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文革时还是十三岁以下的儿童，没有亲身经历文革，自然 对许多情况并不了解，而成年人大多健忘或对毛发动文革十分反感。中共当局正是 利用了这些以售其奸，炮制出一个“十年浩劫”论，把文革中的一切都全盘否定。 于是乎，六六年秋冬以反政治迫害为基音的“批资反路线”；六七年元旦前后发自 许多工人内心的争取正当经济权益的呼声；六七年四、五月间要求平反的正义行动 ；六七年秋冬以后开始在某些造反派组织中产生传播开来的、堪称中国当代民主运 动前驱的“极左思潮”都成了“浩劫”。我深感我有责任击破中共当局这个蛊惑人 心的谎言，然而事实表明，要实现这一点是多么的困难。至今“十年浩劫”论仍有 市场。但我并不气馁。只要有机会，我仍会大声向人们说：“十年并非全是浩劫。 ” 大概在《学友通信》创办的前后，何求与其他省市的一些民运同志商议成立了“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并创办协会刊物《责任》。有朋友建议我参加“协会”。我 觉得《人民之声》业已停刊，如果参加，岂不是担虚名？此外，我对“协会”的成 立始终有点疑义。从全国来看，民运已转入地下、半地下，社会影响力已相当微弱 ，成立全国性组织并不能促使民运高涨，徒然招致中共当局更深的猜忌。文化革命 中的一些情况使我们深知中共对全国性的组织是最为警觉、敌视的。相比之下，还 是以办《学友通信》更务实一些。 八零年间，各地民运朋友北上南下，广泛联络。武汉朱建斌，长沙张京生，韶关 钟秋等都曾来广州与我们相聚。我们一起谈了当前的形势；探讨中国的民主进程， 交换各方面的看法，大家相聚甚欢。朱、张还设法协调我与何求的关系。 中共秘密警察探知了这些情况。几天后，以违反户籍管理制度为由在何求家中把 朱、张抓走，并押回原地。 七、商议成立“营救刘青委员会” 八零年八月，北京传来消息，刘青被判三年徒刑。罪名是领导组织星星美展游行 和替现行反革命份子魏京生辩护。而实际情况是，七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四五论 坛》公开发售时，两名成员被警察无理抓走，刘青闻讯后前去据理力争，要求放人 。警察放人后把刘青扣留，一扣不放，拖延八个月后，竟判了刑。获悉这个情况后 ，我们都十分愤慨。那天，我们几个朋友合聚在王希哲家中商议此事。大家一致认 为不应缄默，就算不能收到救刘青出狱的实际效用，也要以正义的呼声让中共当局 知道民运的参加者们并不在暴力威吓下屈服。大家商议成立“营救刘青委员会”， 成员为各地民刊，以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抗议信、呼吁书，确定由王希哲拟稿，我担 负刻印散发。同时立即与各地民刊取得联系，征求联署。有些一时联络不上，但估 计会同意的，也署上其刊物名称，以壮阵容，并继续设法取得其体谅和追认。《人 民之声》没加入“全国民刊协会”是不想担虚名。但此时不是担虚名，而是担风险 ，故我在刻印时把《人民之声》首先署上。 抗议信除邮寄各地民刊、官方报社、政府机关、人大以外，我还在广州市区四处 张贴。约一星期后，市公安局对我进行传唤，说我违反治安处罚条例中的一条：随 意在街上张贴印刷品，可处以罚金至送劳教。几经争辩后，警察们留下一句话：以 后再有违反此条款，就严加惩罚。 八、《人民之声》特刊：“文化革命简析” 萧瑟的秋风一阵紧一阵地从北方吹来，有时还洒下几滴冷雨，让人们确实感到秋 天的凉意。许多小道消息也一个接一个地从北方传来：最高当局已在策划全面镇压 了。朋友们的心头都不免蒙上一层阴影。此时我的心情极类似七六年岁末。我想， 一旦全面镇压展开，一丝一毫的舆论空间都将被扼杀。我手头上有两篇文稿，一篇 题为《论中共政权的封建法西斯性质》，约四、五万字，一篇题为《文化革命简析 》，约十万字。《人民之声》出刊十三期，我都不敢把这两篇登出。此时我感到若 再不出，这两篇文章将永远沉睡了。《论中共政权的封建法西斯性质》立论异常尖 锐，一旦刊出，必被判以重刑，如在七十年代以前，则必被枪决。而《文化革命简 析》基调是写历史，如果再把文中某些提法、词句改动一下(如把官僚阶级改成官僚 化严重)，是可以使中共气得瞪着绿眼睛又不太容易咬得下。于是我把收藏多年的文 稿翻出来，修改、补充、刻印、装订。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里干得天昏地暗，头晕 目眩，还有朋友们的帮助。八零年十二月，近一百本的《人民之声》特刊总算出来 了，邮寄给各地民刊同志及中共官方机构、报刊，也送了几本给香港来访的朋友。 至此，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中共官方对“文化革命”有他们的一番说词，御用 文人们为文帮腔润色；一知半解者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现在终究可叫他们看看来 自社会底层的人对文革基本轮廓的描述。尽管这个声音极之微弱，但它终于破土而 出了。 九、不打算逃亡 八一年春节随着呼啸的寒风来到人间，我们并不感到节日的轻松愉快。中共要下 手抓人已不再是传闻了，只是我们尚不知它确切的时间，及黑名单的具体组成。 一天，范一平带着他家乡的一个朋友来到我家。这个朋友很同情民运，也了解到 民运中某些出头鸟的危险处境。他劝我们在中共动手前潜逃。并表示，愿意在这方 面帮助我们。我笑了。在中共户籍保甲制、粮食配给制两条锁链的捆绑下，我们能 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一行又去到王希哲家，王希哲听后也同样笑了。我们都感 谢他的好意。 多年以后，我只要想起这件事，都感到我们这些人太迂腐了。我们虽然是工人， 属于社会下层，但毕竟未在社会最底层。其实，中共的那两条锁链虽然犀利，但未 必能百分之百地堵塞一切社会孔道。许多流动商贩，流动体力劳动者以至盲流不也 就那样穿州过省吗？只要中共未象捉拿“二王”那样在全国公开贴布告通缉，潜逃 还是有可能的。然而，我们的书生气使我们对此根本不愿涉及。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中共政权镇压民运的严酷性估计不足。 我推测广州可能被抓的人有三个：我、王希哲、何求。八零年以来，何求与广州警 方屡有冲突。他与外地许多民刊的联系很密切，又筹建了“民刊协会”这个全国性 的组织。故此危险因素极高。我由于是首先发难者，又在八零年十二月出了期《人 民之声》特刊，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七九年四月五日的集会没有举行，七九年十 二月刊物已停，而且我一向只在广州本地活动，与外省联系很少。这些对危险因素 都会有一定的抵消作用。至于王希哲，他具体活动不多，理应没有太大危险。但他 在全国的名气、影响力大，当局会不会把他看成“国家级”的民运领袖人物？那就 很难说了。 既有危险因素，就应作好准备。我在家里坚壁清野，又于一天晚上去到何求家。 为防备被窃听，我没有讲话，只是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大意是：官方镇压在即。一 旦有事，我们应勇于承担，尽量保护其他同志。何求阅毕也没出声，点头表示赞同 。我便用火柴将此纸条烧毁，迅即离去。 在这杀机四伏的时刻，有位香港朋友刘山青竟还来穗找我们。在佩服他的勇气之 余，真为他捏了一把汗。四月某日，刘山青又来穗。那天恰巧厂里派我出外勤，很 晚才回家，没跟他见上面。后来听说他在出境欲返香港时被逮捕了。 十、抗议中共镇压民运 终于，“条顿剑”行动了，全国大逮捕同时展开。何求在北京被捕，押回广州。 王希哲在家中被抓走。我得知这些消息后，立即与同志们取得联系。被捕者已入阴 森牢房，幸存者难道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秘密会议在黄宇生的家中举行，参加者有黄宇生、刘国凯、邓文伟、朱永、范一 平、周建中、王一飞。同志们的神情都十分肃穆。在当时那凶险的政治气氛中，还 来参与这样的会议确要有一定的勇气。而黄宇生把自己家作为会址，更体现他民主 信念的坚定。王一飞不是《人民之声》的成员，他是在七九年夏参加何求《人民之 路》编辑部工作的。说来王一飞跟我是老相识。十几年前，当他还是个十七八岁的 青少年时，我就见过他。当时他是广州铁路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而我弟弟刘国 旋是广州中学生造反派联合组织的头头，他们之间关系很密切。六八年，王一飞与 我二弟刘国铸等几十个中学生因武斗问题一起被省革委会送去办“学习班”，一办 好几年才释放。在“学习班”艰难的环境中，他们互相帮助，相处甚好。七九年， 他发现广州市有民刊《人民之声》，本欲马上加入，但发现主办者是刘国凯，就迟 疑了。后来，在一次聚谈中，他对我说：“嘿，我说这是怎么搞的？好象我的生活 中处处都有刘氏兄弟的影子，好象我离开了刘氏兄弟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真邪门 ！于是我就没有加入你的《人民之声》。后来我发现何求另办了《人民之路》，我 就加入进去了。”说得我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会议气氛凝重，但发言并不冷落。大家都认为，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在其所进 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者总是逆来顺受，噤若寒蝉，从无抗争的声音。这次 ，我们这些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一定要打破这个陋规，向中共表达我们的愤慨和抗 议。至于用什么形态表达呢？集会、请愿都不可能，大家的意见很快统一为发抗议 书，即类似上次营救刘青那样。抗议书怎么传递出去呢？有人提出张贴，有人提议 邮寄。范一平则说，为了扩大影响力，最好是散发。我问他怎么散发？他说他已想 过了，有两个方法。一是到市区某个高楼，如广州宾馆的顶层撒下来。二是在开动 的公共汽车的天窗上抛出，他还站起来，掂着脚尖，伸出手，做了个从汽车往外仍 东西的姿势。“这样，汽车一开动，风一吹，传单就会飘得满街都是”，他很有把 握地说。我怔怔地凝望着范一平的脸庞。他神情严肃、认真，并无半点造作。我心 中暗忖：提出如此激进的方案，要么是极勇敢的民运战士，要么是……如果是在一 年前，我一定会立即否定这个动议，因为太冒险了，必然会使更多的同志被捕。毕 竟这一年多的磨炼使我稍稍学到了一点点“领导艺术”。我微微一笑，对大家说， 范一平的意见大家看怎么样？或许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呢？短暂的沉静后，有 人说，这样危险性太大，随即有人附议。王一飞说：“现在人大正在开会，还是寄 人大的好。我们都还是公民，寄信给人大总该是合法的。当然，共产党要抓人，尽 可编造出所谓理由，但我们这样做法，周旋余地毕竟比较大一些。”大家都表示赞 同。王一飞接着提出，抗议信由他撰写，刻印由《人民之声》的同志协助，为保护 更多的同志，抗议信由他签署。 大伙沉默了，显然都为王一飞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所感动。而我的感触尤深。因为 只有我知道他在“学习班”中失去了几年自由，继而下农村，前几年好不容易回城 做工。他的女友艰辛地等他多年，近期已准备结婚成家。现在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 ，把一切危险都担在自己身上，其政治品格之高洁，真令人钦佩万分。直到今天， 我仍然认为，若要在广州七九民运中评议勇敢者，那王一飞应是第一人。 刻印场所也必须考虑周全。从前一向在我家里进行，现在我肯定已被监视。为使 此项工作不致夭折，我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朱永说，他可提供一个较妥善的地方 进行刻印。至于具体参与刻印工作，我说，我已有尾巴，今天在这里开了会，宇生 也会长尾巴，亦不适宜去朱永提供的那个新地方。其他同志愿意去的，都可以去。 具体安排由一飞决定。邓文伟、范一平都说愿去。危难之中见真情，在这凶险的 时刻，《人民之声》的同志们都能挺身而出，使我内心极为感动。 散会后，我嘱大家分头离去。 果然，即使用这种十分温和的、亦符合中共所订法律规范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抗 争，都不能见容于中共。王一飞被捕了，并一直关押着，久久不审判，直至一年半 以后才判了个监外管制三年。由于王一直在狱中关押，狱中一天算监外两天，故宣 判后，立即释放。王一飞出狱后跟我谈起，公安局的人对他讲：“原来根本没打算 捉你，是你自找的。发什么抗议信！如果我们不把你抓起来，不知你还要搞什么名 堂呢？” 十一、面对传讯 不久，我们这些人全都受到传讯盘问。我、朱永、范一平由公安人员直接进行传 讯，邓文伟、黄宇生则由本单位的保卫干部出面，他们被盘查的内容除参与《人民 之声》的那些活动外，还围绕那封抗议信的刻印和邮寄。秘密警察在他们那里都捞 不到什么。范一平一问三不知，气得警察最后只好说：“要不要把你带到那几个邮 筒去看看？你在××街的邮筒塞进一些，又在××街口的邮筒塞进一些。” 我被传讯五整天，前三天是要我交代自己办“非法刊物”的错误言行，和有哪些 参加者，以及与香港的联系。我力辩自己没有什么错误言行，办刊物是宪法赋予的 民主权利。亦曾前往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申请。《人民之声》公开出版了十四期，你 们手中也会有，若你们认为哪些观点是错误的，不妨指出来讨论一下。至于参加者 ，我自嘲是秃头司令。是常有人来聊聊或帮助搞点刻印，但人来人往，昏头昏脑地 都记不得他们的姓名，香港是有学生来找过我，蜻蜓点水坐一坐就走了。本来就是 陌生人，人走茶凉，哪里还会去记他们的尊姓大名？ 后两天是要我揭发何求、王希哲的反动言行。我说：“嘿，跟何求共事时间很短 ，以后就毫无联系，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至于王希哲，我干脆对秘密警察们说 ：“我认为你们又搞错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他的心愿是要协助共产党搞改 革。他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很温和的，跟我很相似。如果他是反革命，那我也是，你 们不妨把我也抓起来。”“你们共产党办事总是忽左忽右，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抓 了王希哲，以后还得放他，给他平反的。” 五天里，我跟秘密警察既有正面抗争，也有玩“捉迷藏”，还有沉默以对。有时 冷场良久。警察催我再三，我耸耸肩膀，就只有这些。警察们恼火万分，怒声说： “你简直顽固透了，连张永强、刘山青、刘英杰，这些经常与你联系的香港人你都 不肯交代。还有你们《人民之声》的邓文伟、范一平、朱永、黄宇生……”秘密警 察在一无所获的怒气中，忍不住自己把这些都一一抖了出来。 由于跟秘密警察顶得厉害，我估计自己有可能被抓。在当时大逮捕的风潮中，象 王希哲这样具体活动并不多的稳健派都被捕，而我这个广州七九民运的肇事者却不 被抓，简直有些不合逻辑。他妈的，不如让他们也抓了才好。我每天都随身带上衣 物、巾皂等日用品。然而我终成漏网之鱼。事后，我分析这一定是中共省委已议定 了捕人名单，我不在其列。故秘密警察再恼怒也不能自行捕人。而王希哲一定是中 共高层把他视为了“国家级”的民运领袖人物。我推测，在被捕前，王希哲对自己 的危险处境亦没有足够的估计，因后来我得知他家里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不尽 周全。 此外，我们都没有预测到中共这次镇压的严酷性。我们以刘青被判三年劳教作参 照物，而妄顾了魏京生的十五年重刑。事实说明，民众的善良与中共的凶暴是何等 的大相径庭。王、何都被判了重刑(王十四年，何十年)，中共的算盘是，十多年的 大牢，你们这些捣乱份子即使不瘐死狱中，也只能拖着衰竭的身子到社会上，再也 无力对他们的政权构成威胁。 十二、坚持初衷 大镇压告一段落后，无休止的迫害则以其他的形式体现出来，民运的参加者们都 在本单位受到歧视、打击。我和邓文伟已是工人，没有多少手脚可做。朱永则被工 作单位(司法局)扫地出门。东奔西走了好久，才在亲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份电车修理 厂的工做。黄宇生以工代干在省物资局工作已久，工作能力强，业务上很有成绩。 科室领导向上级申请将他转为正式干部，不但被上级驳回，还交待要对他限制使用 。范一平原任航运局外科医师，由于屡受领导刁难，愤而辞职，好长时间，工作都 无着落。他想申请去澳洲留学，公安局又拒发护照。 虽然大家处境都很艰难，但人人无怨无悔。我们仍常常见面聚谈。这一方面系内 心的真实感情使然，一方面也是向中共表示，我们并非乌合之众。当初我们出于对 社会正义的追求走在一起，今天在你们的压力下，我们也绝不作乌兽散。有次聚谈 ，见到范一平，我笑着对他说：“那天晚上开会，你这家伙提出散发抗议书的方案 那么激进，当时我还真有点怀疑你是中共克格勃派进来的钉子呢！”言毕，大伙儿 都开怀地笑起来。 王希哲被判如此重刑，愤慨与难过交织在我们心头。每逢佳节，我常去探望他的 亲属，有时与家人一起去，范一平等也常去。这一方面可让王的亲属感到过去民运 的朋友们并没有烟消云散，大家都在挂念关心着王希哲，也许可权作在那阴沉压抑 的社会环境中一点微小的安慰。另一方面则是告诉中共当局，此时民运的参加者大 不同于昔日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你们迫害的人们。过去，一旦某人被中共定为政治罪 犯，其亲属朋友一律忙不迭地与之划清界线甚至揭发批判。而今我们怀着鲜明的民 主理念去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微力。你们的专制暴力可以一时压制我们的声音 ，但却无可使我们内心屈服。我们就是“人还在，心不死。” 十三、重回课堂 八一年秋，成人高等教育兴起。又传来邓小平的一句话：“他们(指民运参加者) 不过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的人。” 我对朋友说：“我们的文化理论水平的确有限，都只是高中毕业，邓小平鄙视我 们，大概以此为据。但事实上，不是我们不好学，是社会一度剥夺了我们受高等教 育的权利。现在成人高等教育开展，我们应尽可能重回课堂，既丰富提高自己，也 是在新的形势下向中共当局抗争的表现。朋友们大多与我看法相同。 于是黄宇生考入中央电视大学汉语语言文学专业，邓文伟考入中山大学夜大三年 制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朱永考取广州业余大学三年制新闻专业，我则同时及先后考 入了电大中文专业，广州业余科技学院四年制机械制造专业，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五年制函授本科。在求学中，我们都面临重重困难，由于都是黑名单上的人，单位 领导处处刁难我们，不给报销学费，白天上课要扣工资、扣奖金，甚至连报考证明 都不肯开。但我们都咬着牙，坚持过来了。几年后，朋友们都以优良的学习成绩取 得大专毕业文凭。我则一直不停地读了九年，取得三份大学本、专科毕业文凭。有 次我对朋友们笑道：“如有可能把我们这一大叠大学文凭给邓小平过目，看看他有 何见教？” 星移斗转，十几个春秋过去了。但七九民运仍然在我们脑海中留有清晰的记忆。 我总觉得，如果说在自己为谋生而辛苦劳作的生平中做过一点有意义的事，那就是 参加了中国大陆的七九民运。今天，我虽在离中国有万里之遥的大洋彼岸，做着繁 重的体力劳动，但我仍然关心着中国的脉搏，仍然惦记着当年七九民运中的朋友们 。我相信，我们在七九民运中结下的友谊会伴随我们渡过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