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如何判断中共的变化轨迹 林长盛 “六四”以後，人们对中共政权的发展动向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各种各样的议 论和判断层出不穷，不少人甚至作出了中共政权会在两三年内垮台的推测。但是五 年过去了，中共政权不仅没有象一些人所预测的那样垮台，相反还从民主运动的强 烈震撼中稳定了下来。最近两三年，经济更是搞得有声有色，犹如八、九十老妪突 然变回三、四十岁再过第二春，令人惊讶不已。这种事实自然不能不引起了各界人 士的密切注意和热烈讨论。许多人问：中共政权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轨迹可寻？如果 有，它的轨迹又是什么？ 政策分析与理论研究 这个问题是如此巨大和复杂，要一下子对之作出全面的探索和满意的回答是极其 困难的。从近年来各种对中共政权发展方向的判断与估计来看，基本上可分为两大 类。一种是政策分析性的估计或判断，一种是理论性的研究。最为常见的是对中共 政权发展变化的估计与判断，类似政策性的分析。这种分析的特点是把各种主要的 可能发展变化都一一罗列出来，犹如饭店的菜单一样，由人们自己去参考选择。 一九九零年，西方汉学家德密斯(Jurgen Domes)提出，中共政权未来的发展有四 种可能的走向。第一种可能的走向是中共保守派今後继续控制局势，停止过去十年 的改革，坚持镇压人民的自由民主要求，最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被人民推翻； 第二种可能的走向是改革派复出重掌权力，进行大幅度的改革，社会多元化得到进 一步发展，最後走向民主和平演变的道路；第三种可能的走向是改革派复出控制决 策权，继续进行改革，但保守派以政变反扑，而人民则会以革命予以反击，最後中 共统治被推翻；第四种可能的走向是中共政权内各派在邓小平等老人死後展开激烈 权力斗争，并由此造成民主运动再度大规模的兴起，最後结束中共专制统治。现在 流亡在外的原中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先生则判断，中国大陆今 後将会进入一个多事之秋的时代，中共政权有可能出现军事独裁或军事割据，强地 方弱中央的上下对抗，或是不死不活的持续社会动荡三种局面。台湾《中央日报》 也发表社论，对中共政权的演变提出四种可能的道路，即大多数东欧国家式的和平 演变、罗马尼亚式的流血革命、中国传统式的武装割据、温和而渐进式的政治改革 。 这类对中共政权未来动向的政策性分析很多，实在无法一一列举。整体看来，这 些分析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们都把分析的基点放在中共党内改革派 与保守派，党政军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之上。这种着重点说 明了一个事实，即现今中国大陆内由下而上的民间变革力量还比较弱小，中共政权 内部力量的组合仍是决定中国社会变化的主导因素。第二个特点是对分析者来讲， 由於面面俱到而可避免判断上的失误；对读者来讲，各种的可能性排列在面前，能 给人以很大的启发。第三个特点则是这种政策性的分析都有着严重的不足之处，那 就是猜测成分太大，大部分的结论缺乏历史、理论与现实的依据。基於这些特点， 本人仅把这些分析作为对中共政权变化动力和演变方向研究的参考，而不把它们作 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理论研究的两大派 现在对中共政权未来发展方向具有理论性分析的基本上有两大派，一派可称为“ 新权威主义道路”或“新保守主义”，一派为“戈尔巴乔夫主义道路”。“新权威 主义道路”的思路主要来自於台湾和南韩现代化的经验，提倡这种思路的人认为， 面对着重重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自由的新权威主义将是 中共政权最可能走、也对中国现代化最有利的道路。当年，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 新权威主义”思潮时，邓小平表示他本人就是这个主张。而“新保守主义”则兴起 於“六四”之後，主要论点是以权威政治维持社会稳定，推行经济现代化。除更加 保守外，它与“新权威主义”并无本质的区别。对於“新权威主义道路”在中国大 陆实施的可能性，丁学良先生和彭文逸先生都作过很有深度的研究和分析。 丁学良主要是从中共政权精英份子的行为取向得出这种可能性的。根据他的分析 ，现在中共政权主要是由军事、政治和知识三种精英份子构成。这些精英份子相信 强力的心态非常明显，普遍认为强力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手段；他们对东亚和拉 美国家专制政治加自由经济发展模式的曲解，又近一步加重了他们对强力的迷信； 因此，对於未来中国的发展，这些精英份子对用法西斯主义或变形的法西斯主义， 来解决社会危机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特别大。彭文逸则认为，中共政权今後 走向“新权威主义道路”的基本动力来自其统治合法性的丧失。依据彭的观点，“ 八九民主运动”的最大历史贡献是学生以他们的生命换取了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丧失 ，合法性的丧失不仅使人民不再相信中共的绝对权威，连中共的许多党员也不再相 信党的正确性了，结果中共政权虽然在政治上更趋於保守，更加依赖於暴力维持统 治，但另一方面它也需要用物质来收买人心，把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控制逐渐放 宽，让人民把注意力转到政治以外的活动上去，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它要 走类似“台湾模式”的道路。 持“戈尔巴乔夫主义道路”的一派则认为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人帮过世後，中共 政权内部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领袖人物，这种人物将会对中共体制采取象戈尔巴 乔夫对苏共体制那样深刻而全面的变革。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中外人士 均把朱熔基看成中国未来的“戈尔巴乔夫”。自然，这些人只是在主观上进 行猜测，并没有什么理论与实际的根据。不过，在理论上对中共体制会出现“戈尔 巴乔夫式人物”进行分析的人士确实不少，这里仅提出很有代表性的辛莱和吴国光 两位先生的观点。 辛莱的观点认为，共产党一向以变革为生，它先去变革世界，然後变革自己，既 然要变革，就无从定型，因此共产党不仅不可能定型於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而且 共产党内始终有一批要求变革的人。根据辛莱的看法，共产党体制内有三大矛盾是 造成共产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原因。在这三大矛盾中，其一是共产党的 美好理想与共产党极权体制的矛盾；其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共产党极权体制 的冲突；其三是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不断变化，後一代领袖要靠修正前一代领袖的 错误，才能竖起新的权威。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辛莱的分析完全是在解释“戈尔 巴乔夫现象”在苏联产生的原因，并没有对中共政权的未来作判断。 比较起来，对“戈尔巴乔夫现象”产生的必然性，吴国光的看法要更坚定些。按 照吴国光的分析，“戈尔巴乔夫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共产主义制度内在矛 盾的必然产物，因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制既然把整个社会全部都统管进去，各种 社会力量自然要进入共产党内部，去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於是所谓“无产阶级 先锋队”的共产党就成了各种不同派别与不同利益的争斗场所，结果共产党本身也 就被多元化了，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吴国光还认为，过去 十年改革导致了人才向共产党内的集中流动，这就为“戈尔巴乔夫现象”在中国的 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在邓小平等一代人过世之後，在中国出现“戈尔巴乔 夫现象”几乎是一定的。 寻找类似的坐标进行研究 对中共政权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理论性的预测，现在除了“新权威主义道路”和“ 戈尔巴乔夫主义道路”外，至今还没有其它有说服力的理论出现。比较起来，“新 权威主义道路”主要是从中共政权所面临的环境或统治精英的行为取向进行研究的 ，而“戈尔巴乔夫主义道路”则基本上是从中共政权的内在动力和统治精英的结构 来分析问题的。一般看来，人们更多希望中共政权走“戈尔巴乔夫主义道路”，但 认为走“新权威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从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新权威主义 ”的看法上，除了某些死抱着马列主义教条的顽固保守派外，不论是对“八九民运 ”采取妥协态度的赵紫阳温和派，还是坚持镇压立场的邓小平强硬派，似乎都认同 “新权威主义道路”。一些年轻的中共官僚甚至用“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来为“六 四”屠杀进行辩护。而从当前中共政权的政策和行为来看，“新权威主义道路”也 似乎更符合实际的情况。 尽管“新权威主义道路”和“戈尔巴乔夫主义道路”在对中共政权今後发展方向 的分析上，要比那些政策性的分析更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但是仍不免如瞎子摸象 ，无法给人一个确切的印象。因此与其东摸西猜，不如找一个非常类似的坐标进行 研究，也许有助於对中共政权未来的演变有更清楚的分析和认识。 世界上哪个政权与中共政权最为相似呢？大概除了苏共政权外，在世界上不会有 第二个与中共政权更为相似的政权了。我以为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