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历史，与第二手材料

利物


  今年七、八月间，《北京之春》发表了一系列关於“六四”反思的文章和谈话。
在这样讨论中，封从德(封)和胡平(胡)对“历史假设”和“第二手材料”等问题发
表了不同看法(《北京之春》总二十六、二十七期)。在这篇短文里，我对上述两个
问题再简要地讨论一下，以把问题讨论得更清楚一些。

(一)关於“历史假设”

  封写道：“对历史能否做假设来展开讨论，史学界多取否定或怀疑态度。例如，
当代知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六四”采访时，便断然否定了对历
史的假定的方法，特别是对“六四”的其它历史可能性的假定”(《北京之春》总第
二十六期，第三十七页)。从科学方法论上来看，“历史不能假设”是完全错误的。

  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一般或曰抽象的理论。从这种一般理论，人们可以推出对
某一具体事件的解释和预测(预测可以是关於在时间上还未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是对
已经发生的但理论家在预测时所不知道的事件)。同时，检验一个理论的最终标准是
：预测与实际一致。
  “历史不能假设”其实是说，某一历史事件A已经发生了，且历史不会完全重复(
不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历史事件)。所以，我们不能假设A会成为B。结论：假设历史
毫无意义。持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人在A事件中的作用。毕竟，我们所感兴趣的所有
事件都是人所创造的或参与的。虽然我们对A本身不能假设，但我们对A的参与者—
—人，却是能够假设的和假定的。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建立了一些对人的假定，并
从这些假定中发展出一些很好的理论。比如，在微观经济学和社会学里，我们假定
人是理智的：使自己的利益最大或使成本最小。从这个假定和一些初始条件，我们
能够解释很多社会现象(当然包括历史事件)，也能做出一些较好的预测。爱因斯坦
对科学方法做过非常精辟的描述：“理论家的方法是，把一个基本原则作为假定，
从这个假定中推出结论。”
  在讨论“六四”时，那些“假设历史”的人其实是在对事件中人的行为进行假设
。例如，如果学生做X，政府很可能做Y。这可以算作科学的假设，能够被证伪(虽然
可能不太容易。至於如果学生做X，政府是否应该做Y，是一个normative问题，不是
一个科学问题。)从这一点来看，“历史”是可以假设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只有参与
者仅有一种选择时，我们才说历史不能假设。六四中政府和学生显然有多於一的选
择。这样的理论(对人的行为的认识和了解)才有价值，因为它是关於人的一般行为
的，而不是仅仅关於某一个具体事件的。只有这样的理论具有指导未来的功能。余
英时否定“假设历史”方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社会科学中，历史学是最不科学
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不了解科学方法。这是为什么历史学至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
理论的原因之一。

(二)理论与数据(或材料)

  封指出：“胡平的理论，除了以历史假定作空谈与设想以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
问题：惯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懒於求证，急於批评”(《北京之春》总二十六期，第
三十七页)。这个批评起码是不当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这
就要求每个想做事的人细心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分配时间，等等。胡平那时是在做
理论工作，他的目的不是收集数据(或材料)。他的理智选择是：怎样用最少的数据
发展出一个最一般的理论。如果胡平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收集数据上，其理论
工作必受影响以至无法完成。显然任何一位热衷理论创作的人都不会做上面的选择
。封的批评之所以不当还有第二个原因，现在假设胡收集了所有有关的数据并根据
这些数据发展出一个理论(我在假设历史)。这个理论一定是最没用的，因为它太具
体，太不一般或抽象——它充其量只能“解释”一种现象。
  一个好的理论家能用少量的数据发展出天才的想法或理论；一个一般的数据收集
者无论收集了多少数据，也未必能产生出个像样的想法。这就是天才与庸才的区别
。人们都观察到苹果从树上落下来而不向上飞(人人都有这个数据)，但只有牛顿第
一个发展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解释了苹果落地，也解释了其它众多的现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数据在理论工作中没有。一般来说，数据多用於检验理论。如
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胡是在用数据检验其理论或假设。正像胡所说，只要没有数据
证明其假设是错的(证伪)就足够了。严格地说，只要你能找出一组数据证伪了胡的
假设，胡就有必要修改其理论或假设。十分清楚，证伪也用不着所有的或很多的“
第二手材料”(其实第几手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