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留学生回国的“再中国化” (日本)夏冰 一 留学生回国，一直是个热门的话题。如今又有了一个新说法，叫做“再中国化” 。 这个颇为新鲜的命题，是来自祖国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俞新天教授，在东 京的一次纪念近代留学生出洋留学一百周年的集会上提出的。原话照录如下： “从留学生本人来看，回国意味着‘再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不是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留学生必须对与发达国家的工作和生活差距有思想 准备。例如，我社科院对於人才给予特殊倾斜政策，从职称、工资到房子，然而实 行时又是千差万别的。” 二 这“再中国化”提得真有意思。留学生回国，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回国， “再中国化”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职称、工资和房子”么？俞教授出於好意， 说是这些已经有了“特殊的倾斜政策”，留学生也该知足，或者至少谅解了。 但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是一个活生生的发展中国家，没错。但还有另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便是 这发展中国家呢，是“社会主义”的；这社会主义呢，是有着“中国特色”的；这 中国特色呢，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於是，这留学生回国的“再中国化”，碰上了两个“活生生”，麻烦就更大了。 留学生，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留学生，计较的，恐怕不仅仅是前一个“活生生”， 而是後一个“活生生”。 三 搞自然科学的，问题还不太大。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海外是相对论，在国 内也还是相对论，即使哪一个自作聪明的留学生回国後，硬跟爱翁过不去，说成是 “绝对论”，也无所谓的，因为与“立国之本”的什么原则毫不相干。况且这纯属 没几个人搞得懂的“学术”，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 但要是换成搞社会科学的，问题就来了。就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 说吧，若有哪个不识实务的留学生回国後，就是要公开地和小平同志摆摆龙门阵， 商榷商榷，修正修正，哪怕是“学术性”的，行不行呢？ 如果在海外，那没有不行的事。你找柯林顿，找桥本龙太郎去商榷什么理论不理 论，完全可能没人来理你，但绝无可能有人来管你，或送你顶“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帽子，或冒出个“中宣部”来，发个“红头文件”，此人的文章从此不得见天日 。 然而在国内，不管是不行的。因为一个脚踏入社会科学的领地，所谓学术与政治 之间，便永远也不可能筑起一道万里长城。 君不见，前几年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结果还不是引发了一场“清除 精神污染”的“文化小革命”么？你说这“人道主义”，这“异化”，是学术，还 是政治？ 四 留学生既食人间烟火，那回国後的职称、工资和房子，固然极需要，也是很喜欢 的。但这些还是小事；管住自己的嘴巴，以免“祸从口出”，这才是大事。“再中 国化”之需，需在此；之难，亦难在此。 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海外回去的知识份子，要做到“管住嘴巴”这一条，实在是 件痛苦的事。想来想去，除了职称、工资和房子，尚缺什么呢？缺的是不好意思说 出口，或不敢说出口的两个字：自由。於是换句客套话：国内尚未具备与海外同等 自由的“学术环境”。 留学生在海外，生活上也并非天天在享福。他们没有人人都拿到高级职称，住高 级洋房，乘高级轿车，吃高级料理。但无论如何，他们在精神上至少是自由的。 这“至少”在哪里呢？比如，在海外他们至少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触犯了哪一 项“基本原则”，有组织上的同志来找你“谈心”，要你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 致”。这还是客气的，不然的话，被哪位首长点了名，上了哪一份“内部通报”， 你的名字连同文章，便从此在全国的大小报刊上销声逆迹。如果你不买帐，甚至想 借海外的舆论，助你一臂之力，那么好，国家安全局该找上门来了。“再中国化” 至此，也就“化”到家了。 作首俏皮的打油诗，此所谓：职称诚可贵，房子更需要，若为自由故，二者只能 抛。 五 总之，俞教授所推广的，“再中国化”也罢，“特殊的倾斜政策”也罢，都无意 或有意地回避了伤脑筋的“自由”问题。而这正是不可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 恕我在此打开天窗说亮话，作了个煞风景的补充。 这“特殊的倾斜政策”，能不能有一天倾斜到“自由”的头上来呢？具体地说， 留学生回国，能允许他们自由地办报纸，自由地出书，自由地结社，自由地集会和 演讲吗？ 这自由，不仅是写在《人权白皮书》上给联合国看的，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动真格 的。比如，留学生乃至所有的人们，他们说——不是在家里关起门来说，而是能堂 而皇之地在电视台上说——社会主义制度好也可以，不好也无妨，如同日本的左中 右各人各派，评论天皇制度一样；他们说江泽民主席行也可以，不行也无妨，如同 美国人轻轻松松地给柯林顿总统打分一样。 六 中国人当中，有人愿意“中国化”，那就尽管“中国化”；有人不愿意，那就让 他们爱什么“化”，就什么“化”吧。这才叫作一个国家的“多元化”。这有什么 不好呢？ 同样，这世界上，还从没听说过，美国人非得“美国化”，日本人非得“日本化 ”，哪国人非得哪国化不可的道理的。除非这个国家，不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国家。 中国人要是有了选择要不要“中国化”，或者辩论如何改造“中国化”的自由， 那可真是了不得的一大进步。届时也无所谓什么政策的倾斜不倾斜，更没有非要“ 中国化”和“再中国化”，才能当中国人的事了。 可惜这已经不是俞教授们所能决定的问题了。但中国所应有的，正是这么样的一 个自由的社会和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