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眼睛看中国 刘宾雁 邓小平终於死了。说“终於”，是因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最晚从一九八七年一 月胡耀邦被邓罢黜、同时开始了第三次“反自由化”运动那时起，已经盼望他早死 了。邓的一生功过，盖棺而未能论定，也许还要十年、二十年时间才能做出客观、 全面的评估。但就他最後这十年而言，是非却比较明显。 现在，好话说得很多几乎是一片赞歌。这也无妨。 然而怎么看他留下的这个摊子，这个十二亿人在其中生存，各有不同的喜怒 哀乐的中国现状，却必须认真谨慎，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中国和世界的吉凶祸福的大 事。 邓小平没有给中国人留下一个了解中国情况的自由。因而境外华语广播就成 了中国人了解自己的现状和窥测未来的几乎是唯一的渠道。发生邓死这样的大事时 ，我相信这些电台的中国听从会比平时猛增几倍。 一家颇受中国人欢迎的外国电台，在邓去世的翌日即二月二十日举办了一场 讨论会。参加讨论的三个人中，有两位告知中国人的是：一、江泽民的地位已经稳 定，不会有政治变故；二、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它将继续增长，到私营企业产 值超过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五十时，就会更好（然而一九九六年一年私人企业产 值却已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城乡、贫富差距缩小？！十五年至二十年後（还要 那么久吗？），政治体制再不改革，对经济发展就会不利了。三、邓小平後的中国 ，将进入一个勃列日涅夫时代。 第三个发言人没有多少机会表示相反的意见，因为他第一句话还未说完，就 被电台主持人打断。 巨大的盲点 这次讨论传给中国听众的信息和思想是什么？它们符合中国的实际吗？这家 电台在那一个小时左右时间中所起的作用，同中共官方的需要又相差几许？ 值得注意的还有：前二位发言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我不相信他们事 先曾经商议。然而二人对中国未来的观点竟如此相似：一个说勃列日涅夫时代，那 是十八年。一个说现状不变仍可维持十五年到二十年。这就是说：今後二十年左右 时间中国大陆会太太平平，繁荣强盛，当今的政权和现行秩序不会遭到什么挑战！ 勃列日涅夫时代始於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被苏共保守派以宫廷政变手段罢 黜，改革停顿，经济成长停滞。苏联人民，除少数异议分子外接受了这个现状，生 活尚能维持，少数人还有少许改善。全苏联太太平平地渡过了十八年，直至一九八 二年勃列日涅夫去世。 一位出过多本著作的中国政治评论家和一位在美、英最高学府攻读经济学十 几年的学者，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一九六四年前和以後的十八年，苏联既未发生 中国的文革，也未经历十七年的改革，这两件大事在中国造成的至深至剧的变化， 两位知识分子不会不知。他们怎么会认定一九九七年的中国会和一九六四年的苏联 相仿呢？ 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能比较成功而戈尔巴契夫的改革却归於失败，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由於中国发生过文革而苏联却没有。对於这一命题，我想那两位发言人多 半不会反对。那么为什么又说文革之後的中国能够重复苏联一九六四年以後那一段 历史呢？ 不须等到一九九七年，一九七六年的中国人已经没有苏联人那样的耐心继续 忍受共产党原有的统治方式了。那些幻想可以在中国建立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中共领 导人及其谋士，也犯了同一种病症，看不到大陆中国人已今非昔比。一九四九年以 来中国大陆最值得称道的变化，便是中国人告别了奴性，他们敢於蔑视权威、为维 护自己利益而斗争甚至造反了。 观察中国问题时，两眼盯住中南海，或只看经济增长，或只看从邓小平路线 受益的那些人，而不看社会，不看这种经济增长给中国多数人造成的现实的和潜在 的灾害，在很多人中已成为通病。 不然，就很难解释，中国共产党失去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两大支柱，“无产阶 级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一变而为对於这个政权的头号威胁，这么大的一个历 史事实，为什么在许多评论家笔下却是那样无足轻重，以致讨论中国的现状和未来 时竟可以不予一顾呢？ 抛开知识分子对於劳动人民传统的轻视不谈，很多“精英”分子认定国企工 人在改革中一无所得而所失甚剧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因而工人阶级成为一支保 守力量和改革的阻力，也属於必然，从而可以从心中那本账目上勾消吧。 那么农民呢？这些邓小平改革的最早受益者，为什么也对改革不友好，年年 发生暴动，高达一亿三千万人放弃耕作背井离乡，成为“中国的活火山”呢？ 回避或无视这两大阶级，也就轻轻放过了另一个阶级——官僚特权集团，而 它的存在又恰是中国的万恶之源；邓小平对於这个集团的保护和纵容，是他改革生 涯中最大的错误之一。人们常以“腐败”二字无意中遮盖了它的巨大身影，冲淡我 们对於这一无所不在的庞大力量的重视。各级官员的数量，改革中有增无减，经济 犯罪从个人发展为集体，从秘密转化为公开。数以千亿计的国家资产被他们瓜分， 仅转移到国外的部分，已超过境外和外国对大陆的投资总额。这些人及其子女是改 革的主要受益者，同时又是改革的破坏者。中国的一切黑暗势力，无不在官僚集团 的庇护之下，且双方已逐渐合为一体。 早在一九八八年，著名物理学家何祚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把官僚阶级称 做“中国最大的自然灾害”。那还是他们在“官倒”的规模中小打小闹之时。经过 九零年代大规模房地产投机、股票投机、中外合资、海外投资中的卖国营私和走私 毒品与军火交易等，官僚集团的势力和资产已膨胀了多倍，然而评论家们在分析中 国形势时却很少把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认真看待。 对中国的多数人视而不见，这个盲点可真是不小啊。 从逃避到背叛 中国共产党为所有中国人了解中国社会实情设置了重重障碍，几十年不变。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对中共统治只能以默默地怠工表达其抗议，在政治上又往往被中 共假借其名义壮大其压制异己的声势，因而很难令人听到其真正的声音。毛泽东的 欺骗和邓小平的收买（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下降的同时连年增加工资、奖金和赠送 实物）也都有效地削弱了工人对於自身真实利益的认识与争取权利的斗争。 这最後一点，特别值得重视。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是在中共继续掌权的条件 下进行的。这就是一九九二年整个西方世界欢呼过的“邓小平奇迹”——一个专制 政权和政治制度不变，中国居然实现了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这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特色，就是在政治制度不变的的条件 下，由不变的政权以最有利於官僚资产阶级的方式实行经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 对於农民、知识分子和工人，它分别给予一些甜头，使他们不至造反，同时实行不 同於毛泽东时代的另一种剥夺。这才是邓小平战略的核心。 那“甜头”不仅是经济实惠，也包括一定的自由，这自由还可能扩大。到了 九十年代，一个大陆中国人可以以一切方式和用一切手段去满足一切个人欲望，但 绝不能从事政治，也不准自行组织起来，即使为了非政治性目的。 於是，在天安门运动横卧血泊之後几年，一些成了名的中国作家、演艺界人 士和学者，便陶醉在幸运中了。相声演员不能说真正的相声，因为他们连讽刺社会 的自由（有时是胆量）也没有，以致用尽浑身解数耍贫嘴仍不能逗引听众发笑，然 而对於这种使其自我的存在失去意义的事，他们并不觉痛苦，因为它不妨碍走穴、 发财和成名，何况在中国名人中北京的著名相声演员最先开起汽车，家中最早铺起 地毯呢。 幸运的作家说：九十年代是他创作生涯中最好的年代，他爱写什么就能写什 么。这是真话。作家自古以来就不一定非去写人民最需要的东西不可，又何必有什 么良心的呵责！这是小说家们比相声演员优越之处。 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满足感，会扩张为对於中国大环境的满足。这现状有什 么不好？何必非改变不可？它不是正常得很嘛！一句名言是：中国的现状是“非战 争状态下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这还有什么可以挑剔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为当局说几句公道话呢？於是出现了二十世纪来中 国特有的政治景观：被国内外看作“异议分子”的中国著名作家出来替中共政权宣 讲布道了，由於身份和语言不同，就比中宣部和人民日报更有效。 还出现了为现状辩护的理论。腐败，犯罪，道德沦落固然不好，但这是不可 避免的呀！只要你搞市场经济，就只能如此！很多中国人还信以为真，因为他们不 熟悉一九七九年以来的历史。 邓小平南巡以後，他那条路线的弊端——不惜血本、不计後果地拚命给经济 加热，和纵容官僚阶级对国家资产的疯狂掠夺，恶果已越发明显。但是自由派知识 分子依然只是打着邓的旗号反“左”，把对於现状的批评留给王山的“第三只眼睛 看中国”。 这样做也有理由：对於现状和邓小平改革路线的任何批评，都会为极左派张 目。一九九三年底上海一些评论家和教授发起了关於人文主义精神失落问题的讨论 ，一位文学界权威就反对，理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人文主义精神，有什么“失落” 可言？另一个理由是：文化专制主义这一大敌不倒，知识界内部的论争於己不利。 後来“精神文明”出来进一步限制思想、言论自由，又似乎证明那位权威有言在先 说对了。 但是倘若回过头看一看八十年代的历史，事情就不那么简单。那时候，这些 文化“精英”们可曾利用过当时享有的有限自由去同专制主义作过斗争吗？并不需 要他们亲自冲锋陷阵，冒大风险，只须以他们的小说去引导人民正视危机四伏的现 实、或省思自身的精神状态、对即将到来的大风雨有所准备就不错了。然而到一九 八五年，中国几百种文学刊物（世界独一，何等有利的条件！）上的大部分文学作 品已经同中国现实没有多少关系了。这难道也属於“不可避免”吗？一九八零年代 中国知识界的临阵脱逃，对於一九八九年运动的失败绝不是没有责任的。 自由，常可小大由之。五分的自由可以用到七分，也可以只用三分。自由既 可以用来扩大人民的自由，也可以误导人民，使他们象自己一样缩小或滥用那自由 。 一九八七年春，当胡耀邦被罢黜，一批知识分子被开除党籍，全国乌云滚滚 ，中国人一九七九年以来争得的有限自由又一次遇到威胁时，有两位著名作家、政 协委员在政协会议期间召开记者招待会，以事先排练好的台词为邓小平的错误辩解 。冯骥才和张贤亮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在油腔滑调中，冯骥才说 过：“我是打篮球出身的。打篮球要讲规则，谁犯规三次，就必须下场！”多么生 动而干脆利落！胡耀邦和那几个知识分子被整肃是昝由自取，活该！冯骥才不久就 当上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副主席。 十二年过去了。两位作家始终是身披“自由派”甚至“异议作家”的彩纱在 国内外飞来飞去。有过一点反悔和进步吗？没有。张贤亮不久前在香港接受英国记 者采访，又攻击魏京生，说他没有资格作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要知道，这些人并未受到什么政治威胁，并非为保护自已而迫不得已作违心 之论。叛卖纯粹出於自愿。 中国人只能自己救自己 一九八八年，国内报刊上曾展开过“中国是否会被开除球籍”的讨论。现在 的危机怕已经不是“开除球籍”的问题了。 现在一说邓小平的错误，就是“未搞政治改革”。岂仅如此。文革的破坏第 二次把中国人逼入绝境，文革期间中国人一度享有的言论出版与结社自由，使中国 人达到空前的政治觉醒，从而有可能成为中国改革中最巨大的一个建设性力量。邓 小平不准人民参与政治进程，再三予以打击，且不惜兵刃相见，从而使这支巨大的 建设性力量逐渐向破坏性力量转化，现已接近完成。 这就又给中国“精英”们提供一个借口：不能让中国老百姓参与政治。他们 对政治越不关心越好。一关心，一参与，必定造成动乱，即暴民政治。 这是对於因果关系的一大颠倒。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城市居民多数人每月收入几十元的情况下，定价一 元二元的文学刊物可以销行到几百万份？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大众如饥 似渴地寻找中国何以落到如此“人财两空”境地的答案，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农民 在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新闻自由受钳制，理论著作难以通过审查，於是便到报告 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中去找寻。这表明中国的普通人急欲参与中国的政治进程。 他们被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挫伤了。失望和绝望情绪到八十年代中期已相当普 遍。中国人失去了从几千年甘当顺民转化为真正的公民的机会，又眼见政治专制和 贪污腐败把改革中的中国搞得昏天暗地，而自已无力干预，这才开始变为暴民。一 九八五年上海和江西同时破获了两个秘密团体，成员都很年轻。他们储存武器，意 欲“除暴安良”。结局自然是被残酷镇压。 中国政治景观的轮廓可以简单勾划为：一个空前腐败、无能而又空前庞大（ 因而很难把所有官员都养肥）的政府，面对着中国历史上最富独立精神、最藐视权 威而敢於造反的民众。官员无法无天，也就令群众可以无法无天，何况世界上最坏 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社会主义的结合，已把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逼到（或诱惑到）铤 而走险的地步。 在经济增长和一部分人生活改善的美景掩盖下，在政治高压使一切抗议难以 表达、一切自发地改善生存环境的活动被禁止的条件下，邪恶欲望和善良意志竟然 能够在同一轨道上合流——暴力破坏和犯罪。在许多地方，这已是有目共睹的现实 。 知识界“精英”在赞颂“邓小平奇迹”（即专制与繁荣并存）时，看不到正 是这个“奇迹”使中国的种种危机较之西方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样问题带有更大 的破坏性和灾变性。中国共产党始终不能开窍於西方资产阶级早已洞悉的真理：罢 工比怠工、暗中破坏与长期盗窃造成的损失更小；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有助於真正 的稳定。但中共却宁要平静的腐烂，那只能使爆炸和燃烧推迟，後果却更加可怕。 中共政府已证明它解决不了眼前的任何危机。它每“抓”一个问题，那个问 题就必定更加严重化。反腐败、反走私，反假货、假证件、假发票和假共军、假警 察、假国安，打击黑、黄、赌以及“严打”总体，无不如此。它老是说，问题在於 “打击力度”不足，必须加强，还有比处死更大的“打击力度”吗？然而人们已经 连死都不怕了，你又将如何？原因很简单，犯罪的主体不是官员本身，就是他们的 同伙。 中国人救国救了一百年，现在忽然发现中国的敌人并不在境外，甚至不仅是 中共政权和它所代表的那个官僚阶级。中国的最大危险很可能是中国人的自我毁坏 和无所作为。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力量是中国人自己。中国人必须通过自救自助和 自立、自治来捍卫自己的生存，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 中国的少数“精英”却看不到这一切，因为他们生活在精神租界，同大多数 中国人相隔绝。他们不是已经成为就是很可能成为中国前进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