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邓小平的改革——给杨建利先生的一封信 王希哲 建利兄： 昨日参加了你和高新在燕京图书馆关于邓小平的讲座，听了你们的讲演后， 我也谈了点看法，今天再给你写几句。 高新先生对中共党内上层人物的背景及其动向很有研究，谈得很精采，对朱 容基、胡锦涛等人的评估，也很有见地，我十分佩服，但他似乎过分地拔高了邓小 平，把他说成是不但中国而且国际共运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没有他就不会另 有人去“改革开放”。他轻描谈写地认为“六四”不过是个偶然的事件，对邓小平 整个“伟大时代”是不可并置的。 我讲了两句话，其实是表达了我的不同看 法。在我看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从它的巅峰轰然下跌，国际共产党人为了挽救社会主义的败亡，不得不从事各种 改革的尝试的总链条中的环罢了。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 什么共产党人怀疑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没落，衰亡，没有前途；社会主义制 度可以创造出更先进的生产力，这个信念是共产党人在全世界到处革命，制造阶级 战争的理论动力。斯大林创立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依他的理论，一国或数个 卫星国合成的一个封闭的社会主义市场是可以平行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并在竞争 中，最终显示出比资本主义的优胜的，这真是一种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在五十 年代苏联领先美国发射人造卫星之后，达到了极点，这就是毛泽东断言的“东风压 倒西风”。那时，不会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即斯大林式的经济制度 ）还需要搞什么改革。问题只是出在政治制度上。那时，发生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 专制主义的清算，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波兰、匈牙利的工人阶级起来反对“ 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切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斯大林式的政治制度形式是否也需要 “改革”一下（这里撇开别的因素不谈。这些因素我已在一九八零年的《毛泽东与 文化大革命》中谈得很清楚了）。因此，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一种 毛泽东式的“改革开放”。这种毛泽东式“改革开放”的特点是，经济上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工业鞍钢宪法，农业大寨式生产分配，“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外自力 更生，不引进一分一厘资本却输出革命；政治上开放大字报，大辩论，开放冲击各 级官僚机构，开放办报、出版、串联、结社的自由——虽然这一切都要以维护他的 最高权威为前提。他的这个片面的“改革开放”终于失败了。因为这种不可能改善 相反却要去更加僵化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开放”，最终只能导致社会矛盾极 端尖锐化。于是四·五运动爆发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镇压事件，为毛泽东 的政治生命划上了句号。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那个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的本质的标志；是毛泽东为挽救社会主义制度所作出的认识和努力的最后失败的识 别符号。 邓小平呢？他看到了毛泽东失败的教训。他要从另一方面去试一试挽救社会 主义制度败亡的办法。他不能不这样做，没有他别人也会或大或小、或早或迟这样 做。因为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生命力仍然远远旺盛于社会主义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人已经登月了。于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了。他一百八 十度反毛泽东之道而行之。这个邓小平式改革开放的特征是：政治上“稳定压倒一 切”，取缔大字报、取缔自由刊物和结社，取缔一切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游行、 罢工自由；经济上却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并鼓吹市场化，最后的界 限是不能危及共产党的根本统治。邓的这个片面的“改革开放”同样也失败了。因 为市场化引起的中国社会新的阶级关系变化状况已无法容忍共产党官僚垄断阶级的 特权腐败统治。这种片面改革也只能是积累社会矛盾并使之迅速尖锐化。于是，铺 天盖地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发生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杀，也同样为邓 小平的政治生命划上了句号（虽然他的自然寿命比毛泽东长得多）。“六·四”同 样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同样是那个伟大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本质的标 志，是邓小平为挽救社会主义制度所作出的认识和努力的最后失败的识别符号。一 个毛泽东，一个邓小平，两方面的办法都试过了，剩下来的可以给江泽民等后继的 共产党领袖认识的机会就只能是：要么全面倒退，要么全面改革，没有别的出路了 。这个历史的挑战，正在考验着江泽民集团。 其实，江泽民集团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既不得不全面改革，又不至背负社会 主义制度败亡在自己手里的责任的话，他可以重新评价中共七大，提出重新回到中 共七大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路线上来。这不仅可以使他在政治上立即主动 ，而且也将是大利于国家和平统一的。因所谓“新民主主义”最接近三民主义。毛 泽东就无数次地把“新民主主义”解释为三民主义。若出现奇迹，江泽民能够顺应 历史大趋势全面改革，那么他可以成为一个超越毛、邓的伟大人物。但无论怎样， 这个历史任务总要有人承担的。 既然邓小平的改革不过是共产党对他们制度的认识和反省并企图挽救的总链 条中的一环，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以及中国的一般老百姓甚至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 又特别地高呢？这是因为邓小平片面经济改革不但确实可能逐渐动摇共产党的制度 ，而且它能为国际资本带来市场和利润，能相对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与这些现 实的利益相比，六·四的血迹自然是微不足道，容易遗忘的了。但这正是中国人民 的可怜之处：奴隶主放松了一点对奴隶的控制，允许他们跪在地上（而且只准跪在 地上）去自行寻找一碗饭吃，奴隶们把这碗饭找到了，吃了，感到有点饱了，比过 去跪在地上还吃不饱的状况好一点了，便对奴隶主感恩戴德，磕头不已，而负有揭 示历史趋势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趋炎附势，顺波逐流，便更是可悲、可叹了！ 毛泽东的哲学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大家都甘于作奴隶， 乐于作奴隶，中国改变之难，就难在这里。 当然，“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现在中国国内很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凡是 派”，进步的“凡是派”，即抬高邓小平，打着邓小平的旗帜，抓住邓小平那些有 利继续改革的言论，去动员人民，打击保守派、顽固派，说他们背离了邓小平，这 在策略上来说，当然是非常高明的。这自当别论，我们不但不应反对，还应全力支 持它。 芹见草草，聊备建利兄一哂。□ 希哲 九七年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