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 (澳洲) 方 圆 五、“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和周恩来遇刺事 打开国际通道 “全红总”的独立独行，不仅表现在不受中共高层操控。力图冲破中共的高 压力和封锁，打开国际通道，也体现了“全红总”的独立意志。闭关锁国，剥夺人 民的知情，是中共建政十七年，特别是在文革初期的特征。对外交往在民间是绝对 不允许的“大逆不道”的“里通外国”行为。但“全红总”首开了中共建政十七年 的民间对外交往的独一无二的先例，那就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在西苑饭店召开的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又称“国际记者招待会”）。 “全红总”五人小组的金展云，前面已经提过，他并不是临时合同工，而是 中央广播电台对外部波兰语高级翻译。他进入“全红总”的领导核心後分管对外联 络亦即外交工作。在当时的群众组织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当时的群众组织多在炮 轰某一地区、某一系统、某一单位的“走资派”，批“资反路线”。但与众不同的 是“全红总”早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改组後就把打开国际通道提上了议 事日程。当我和王振海商量提名金展云进入领导核心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中国 的自由工人运动和独立工人组织需要国际上的声援，支持。金展云分管外联工作後 ，的确非常出色。他通过李敦白的关系，向许多外国左派驻京代表，外国专家，外 国记者和外交官们介绍了“全红总”。 《三家联合通告》签署後的次日——一九六七年元月三日，金展云在“五人 小组”碰头会上告诉大家，为了让国际上了解“全红总”，应该召开一个记者招待 会。“五人小组”一致同意了金展云的提议，并责成他和李敦白去筹备这一个会议 。金展云和李敦白的办事效率很高，才一两天时间就筹备就绪，并把通知发给被邀 请与会的外国朋友们，决定元月八日召开此会。关於会议名称，原订为“国际记者 招待会”，但考虑到这个名称太敏感，改为“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会期确定 後，金展云在总部会议上作了简报，大家也备了与会的资料。总部会议结束後，我 把“全红总”的这一决定告诉了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邵一海听後很吃惊，他告 诉我：“对外交往是需要中央批准的，你们要特别小心，最好少和外国人打交道。 这些外国朋友中混有别有用心的人。”邵一海说他立即报告中央文革，要我们等待 中央文革同意再开会。我对他说，请帖都发出云了，希望他催促中央文革早些批准 。这是六七年元月四日的事。直到会议召开前的元月八日中午，邵一海都没有肯定 和否定的回答。元月八日中午吃饭时，我告诉邵一海，中央文革到现在没有否定的 指示，会议应该如期召开，我希望邵一海能出席这个会议。邵一海听後脸色相当难 看，情不自禁地念着：“胆大妄为，胆大妄为……”放下半碗没吃完的饭起身就走 ，也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这是我看见邵一海第一次生这样大的气。邵一海走後， 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王振海和我身上。不言而喻，大家想知道在邵一海生气和中央 文革未作答复的情况下，这个会还开不开。王振海用肘拐了我一下，我在他明亮的 眼睛中看到坚定的闪光，这时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对他，也是对大家眨了眨眼 ，“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一下不约而同大声鼓起掌来。看来，近八十名“全红 总”的总部委员虽来自五湖四海，出身、背景不尽相同，但大家都在心底里有一个 在当时不能说出来的信念——管他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 元月八日晚八时，“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在西苑饭店大会议厅召开。有 一百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参加。“全红总 ”全体总部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李敦白担任司仪和英文翻译，由我主持。王振 海代表“全红总”作了重要讲话，其他的总部委员张宝成（辽宁代表）、余洪珠（ 贵州代表）等也介绍了本地区的临时合同工的悲惨遭遇。“全红总”几位代表发言 结束後，外国朋友纷纷提问，由我和王振海回答。会议进行到近十二点才结束。会 议结束後大家合影纪念。这张合影照，在我被逮捕後成为中共诬指我“里通外国” 的证据。其实官方除了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出席会议外，新华社、《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记者近二十人到会摄影采访。而中央电视台、中 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全程摄像录影。会议结束後，所有的中共官方记者都来请示邵 一海，关於会议的新闻发不发？只见邵一海黑着脸说了四个字：“一律不发！”後 就匆匆走出了会场登车而去。 邵一海之所以这样生气，一是我们“胆大妄为”，“擅自”召开国际记者招 待会。二是会上我们用大量事实揭穿了中共自诩“没有失业人口”的谎言，让全世 界第一次了解了铁幕後所谓“当家作主”的大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对於面子胜过 肚子的“假大空”中共党文化来说，是极大的“犯上作乱”。这才是真正的“反了 ”。中共高层也开始尝到了对运动失控的味道。这大概也是以後中共决心取缔“全 红总”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恩来插手“全红总” 会後，周恩来在一次与我通电话时批评我：“你们就是不听话，不听打招呼 。在外国人面前哭哭涕涕象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你们这样做置中央於何地！ ”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以後，中央文革较少和“全红总”直接电话联系 了。邵一海虽然经常来，但多是默默地观察，很少发号施令了。他知道，他讲的话 ，我们不一定听。直到元月十六日晚“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时 ，邵一海都象幽灵一样在我们身边。奇怪的是，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即将出席“全 红总”万人大会的前几分钟，也就是周恩来的座驾已离开了中海南，快要到达北京 工人体育馆前的几分钟，邵一海突然失去了踪影。在邵一海失去踪影的同时，我听 到一个更惊人的消息——周恩来在快接近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路上遇刺。 “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这个万人大会，就是江青曾指示在人民 大会堂开的那个“中型会议”的扩大。“全红总”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进驻全国总工 会後，如前面提到过的，有一伙首都三司的学生不请自来，毛遂自荐地协助我们筹 备会议。这伙人曾筹备过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近十万人“向资反路线 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应该有筹备大型会议的经验，所以同意他们住进全国总工会 为我们筹备大会。这个会原来准备在元月三日召开，但不知他们搞什么鬼，一拖再 拖，拖到元月十六日才开成。我们当时忙於签署《三家联合通告》，召开“五大洲 革命左派座谈会”和各省分团的成立，也没有太多精力过问他们的筹备工作。“全 红总”分管此项工作的毛胜年和唐静，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其中。所以可以说这个 大会完全是这伙人一手包办的。 这伙人的头头有两名，一名是“地质东方红”的史学忠，一名是“清华井岗 山”的宗祥荣。直到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元月十五日上午，史学忠突然把我拉出 我的办公室，说有重要事情向我汇报，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会见了已 在其中等候我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赵秘书。赵秘书客气地寒喧了一番後告诉我， 周恩来明天（元月十六日）将出席我们的大会，问我希望周恩来讲些什么？我当时 听後又喜又惊。喜的是我从小尊敬的偶像——周总理现终於要公开表态支持我们了 ，这将大大减少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阻力。 《三家联合通告》签署前，江青曾暗示我们去炮打周恩来。当时我对江青印 象不好，认为她太跋扈，太轻狂，加上老毛在我们心目中一直是专制暴君老魔头， 结果谁也没有听江青的话。这次召开的大会，因为是江青提议的，出於一种良好的 ，但是极幼稚的想法——不希望周在这个会上尴尬，我们没有主动邀请周出席。现 在周不说自来，姿态很高，我们怎么不高兴和惊奇呢？ 我对赵秘书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能出席我们的大会，已经是对我们的极 大支持了。我们希望在周总理不为难的情况下，为广大的临时合同工说几句关心他 们疾苦的话，使他们看到改革临时工制度的希望。赵秘书略为沉吟，告诉我，他立 即用电话向周总理请示。说罢，他拔通了周的电话，把我们的想法向周报告。他说 後，不知周在电话中给他说了什么，他把电话递给我。周在电话中颇为诚恳地对我 说，我们的要求他可以办到，他一定会表示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的大方向是对的 ，党中央是支持的。他说，他有一个要求，希望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就是大会 要提两个主要口号：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另一个“抓革命，促生产 。”他最後说，要“全红总”通过这个大会做好来京临时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们 立即离京返乡，减轻中央的压力，便於整顿北京的社会秩序。他最後问我能不能办 到？我回答他：能。他说他会和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一道来，要我们对刘宁一客 气一些。 周和我通完话赵就离开了史学忠的办公室。 神秘的“周恩来遇剌事件” 元月十六日晚七时许，我和赵秘书，邵一海、王振海、杨政等提前到达北京 工人体育馆。体育馆外有数千解放军担任警卫。体育馆内早已拥满各地来京的工人 ，座位无法坐下，许多人站在和坐在通道上。主席台周围布置了三层警卫：第一层 （最外层是数千名解放军和军事院校学生。第二层是“全红总”总部卫队（前进战 斗队）队员。第三层（最内层）是中央警卫团和公安人员。 我和杨政与赵秘书在休息室等接待周恩来。邵一海、史学忠等人也在场。王 振海在台上主持大会。大约七点半钟，赵秘书和中南海通了话，告诉我们，周恩来 和刘宁一分乘两辆小车离开了中南海，将在八点差十分左右到达工人体育馆。八点 差一刻左右，刘宁一的座车先到。赵秘书问刘宁一，周总理的座车是否在後面？刘 说在後面，一两分钟就到。赵秘书带着和杨政，还有近百名公安便衣警卫队在入口 处等候周的来临。 寒风中，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赵秘书焦急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表。时 间已到八点，周的座车仍然未来。八点十分仍然不见周的座驾踪影。赵等不住了， 焦急地去休息室打电话。不一会，赵自言自语地从休息室出来，他边走边看手表边 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问他究竟怎么啦？他说，中南海说总理已经 来了，怎么这样久还未到？大概到了八时二十分，周仍未来，赵秘书已如热锅上的 蚂蚁，满头大汗。这时，一位警卫人员从休息室走来，叫赵秘书和“全红总”的负 责人接电话。赵进入休息室听电话，脸色大变。他放下电话，悄声对我说：“总理 途中遇剌。几十个骑摩托车的人向周总理的车子开枪，幸好红旗牌的防弹装甲很厚 ，马力又大，总理已经安全脱险回到中南海。你必须绝对保密，只能对群众说总理 有特别紧急的事要处理，不能参加大会了。你快去请刘宁一书记（刘当时也是中共 中央书记处书记。）来，我和他们马上回去。” 我听後很吃惊，很沉重。只得去前台把刘宁一请下台来，让刘和赵迅速离开 工人体育馆。当天会议结束後，我只将此消息告诉了王振海和杨政二人。 事後杨政问我，当时是不是周恩来编造遇刺假像，用以栽赃“全红总”又可 籍口不出席大会？但据我看当时的情况不太可能。困为周当天若能出席大会，一定 化解临时合同工对他的不满。以周的圆滑和精明，他决不会放弃这个化敌为友的的 良机。二是刘宁一当时没有必要说谎况且没有任何说谎的迹象。三是赵和我一直在 一起，他的焦急决不是装出来的。再说临时合同工问题一直是周的一块心病，当天 即可轻快除掉，并把毛利用来炮打他的力量为他所用，他何乐而不为？ 当时事有蹊跷之点是：一、 江青一伙本是这次会议的提议者，会前一口应承 要来，当天为什么不来了？二、邵一海作为中央文革联络员，当天为什么中途失踪 ？而他失踪的时间正巧和周遇刺的时间如此接近？三、从这一天後，邵一海就和我 们失去了联络，中央文革也不愿接听我们的电话，难道其中没有原因吗？四、江青 的座驾在长安街上也曾被“联动”的一群狂人骑自行车追逐碰撞，为什么周的遇剌 如此相似！只不过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 以上这些疑点均在目前无法澄清。究竟是有人想挑拔周恩来和“全红总”的 关系并籍此嫁娲於“全红总”？抑或是周恩来玩了“全红总”一手为今後镇压“全 红总”制造理由？还是周的政敌剌杀周选上那天的时辰，周之遇剌与大会无关纯属 巧合？ 由於没有充分的证据，以上的推测只有等中共的有关此一事件的档案解秘曝光之日 才知分晓了。 六、王振海被劫持和“一·二三”事件 周江联手施压 在王振海被劫持前，形势对“全红总”非常不利。六七年元月九日，毛泽东 下令向全国广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根据周恩来指示操纵一些群众拟就的《告 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第一次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元月十一日 ，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於制止腐蚀 群众组织的通知”。正如文革史家刘国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然而形势突变了，毛的中央从惊愕中醒悟过来，立即决定采取断然行动遏止 这汹涌的浪潮。毫无疑问，群众的这一自发行动与毛的一贯思想和现实意图都大相 迳放庭，毛的一贯思想是高积累、低消费、多援外，岂容群众的行动干扰背离这一 目标！一股强大的飓风骤然拔地而起，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人民群众的欢欣和希望 。毛，这个自诩为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最推崇群众运动的人，曾讥笑别人“叶 公好龙”的人，此时却对真正的群众运动十分嫌恶，并刻不容缓地进行了压制…… 为了使压制来得冠冕堂皇，他除了把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诬为“反革命经济主义” 外，还无中生有地硬说这场发自群众内心的运动是走资派阴谋挑动的，是“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化革命简析》一百三十一页） 元月十七日，即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的次日，江青在接见 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和解放军文艺团体和国务院各部造反派的会议上，和她恨 之入骨、欲去之而後快的周恩来又一唱一和，向中共一党专政的疯狂党卫军——所 谓“红卫兵小将”们和国务院的投机官僚们发出了动员令。动员这些打手实行“革 命的大联合”，“…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一百万（周恩来言）外 地来京工人骗回去，压回去，打回去。江青指出，“到中央来干什么？把矛盾上交 ，你们说对不对呀？（众：不对）而且，住在这里不走，消耗国家很多的财力，物 力，要什么都得给什么。”“…我觉得简直是养老的了，这个要好好给他说服，不 行就给他施加一定的压力…”（《红卫兵》首都一司主办，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第十 九号） 对“全红总”的“说服”开始於元月十七日。在江青发表这个讲话後几小时 ，首都三司驻“全红总”联络的史学忠、宗祥荣找到王振海和我，直接了当地告诉 我们：中央希望“全红总”做“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模 范”，自动撤销组织，通告全国，被王振海和我拒绝。我们告诉这些“小将”，要 撤你们带头撤。这个“模范”你们去当吧。当时宗祥荣气急败坏跳起来吼道：“难 道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要知道革命小将的脾气不是很好！”我当时笑着对他 说：“脾气不好应该多做自我批评，你们想和工人阶级主力军较量较量吗？” 史学忠和宗祥荣软硬兼施地游说碰壁後，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要求迅速自动 撤销组织，不要让中央文革太被动。 元月十八日，李晋喧在总部会议上提出，现在形势恶劣，有人扬言要来砸“ 全红总”，我们应该早作准备，以防不测。如何作准备呢？李晋喧说，应把总部的 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保管起来。她自告奋勇地说，她家住中央广 播局宿舍，是中央下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和冲击的禁区，有解放军把守，她愿保管总 部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当时，大家都认为她的提议很好，一致通过把公章印信 和文书档案移交她家。 元月十九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周恩来不允 许有全国性组织。他说，地方组织可以夺地方上的权，你们全国性的组织是不是要 夺中央的权？中央拟在最近就要下达撤销全国性组织的文件，希望你们自己主动撤 销，带头遵守中央的指示。接到这个电话，我在总部会议上向大家传达，并提请大 家讨论是否主动撤销组织。讨论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奴从中共的高压和接受中共的 欺骗拢络。 威胁与利诱 元月二十日，北京主要街道出现“砸碎反动组织‘全红总’！”的大型标语 。当天下午王振海来找我陪他去国家科委。当时国家科委已被“造反派”夺权。夺 权後的当权派——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本（女）要找王振海“谈一些重要问题。” 我和王振海是傍晚时分会见张本的。这是一个骄横跋扈、工於心计的女人。 一见面，她就说她是奉周恩来的指示找王振海谈谈的。她指着我对王振海说，“请 你把你的警卫人员（她误以为我这毛头小子是王的保镖）叫到外面去。”王振海看 见她误会了，也是为了维护我的自尊，连忙解释：“对不起对不起，忘了介绍，这 是我们‘全红总’的年轻理论家周牧。如果我们的谈话涉及‘全红总’，必须有他 在场，必须有他在场。只有我们两人定的事才能决定。” 张本看她误会了也有几分不好意思。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想不到大 名鼎鼎的周牧这样年轻！欢迎你欢迎你！希望大家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坐 在一起。” 接着，张本开门见山地说：“周牧在场也好。周总理要我转告你们，‘全红 总’应该主动撤销。因为你们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你们迎来了工矿企业文化革 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目前正在被走资派利用，走资派正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反革 命经济主义，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她说到这里停下，也做出周恩来经常 出现在新闻片中的那个样子——斜靠在沙发上，一支手撑着下巴一侧，一支手的手 指敲打着沙发扶手，双眼瞪着我们说：“你们知道毛主席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夺权 。中央原来叫你们进驻全总，就是叫你们去夺全总的权。但你们进驻全总後集中精 力去搞什么‘三家联合通告’，完全没有领悟中央指示的精神。现在夺也不行了。 一下子冒出这样多全国性组织，你们夺了全总的权，别的组织夺什么权？夺中央的 权？夺国务院的权？想杀头吗？”她说到这里，双目透出凶光。她接着说：“所以 ，中央决定取缔一切全国性组织。至於你们，你们有功劳。江青首长支持过你们， 你们的确有一定的号召力，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理要我告诉你们，最好有个善始 善终。我想，你们是考虑组织撤销後自己怎么办吧？我看不用担心。振海可以回到 情报所。如果你认为情报所格局太小，我可以把你提到科委来，作为我的副手，你 认为怎么样？她说到这里，双目紧盯着王振海，等待着王振海的反应。 王振海听後问张本：“我可以到科委，那么周牧他们怎么办？总部一大摊人 怎么办？怎么对群众交待？”张本翻一翻眼白，慢声慢气地说：“有什么不好办：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嘛。回到本地区，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嘛。去夺本地区、 本单位的权嘛。群众，要靠你们去做工作，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工作 做好了，中央不会亏待你们的。”张本说到这里，停下来转过话头问我：“周牧的 家乡是哪里？原来做什么工作？”我告诉她，我的家乡是贵阳，文革前是一名合同 工教师。张本听後说：“振海如果愿意来帮助我，做科委班子的副手，也可以带一 些人来协助你开展工作。如果周牧愿意，也可以来嘛，科委可以搞一些理论研究嘛 。你的意见怎样？”我听後感到一阵恶心。我和王振海相视一眼，彼此的心情尽在 不言之中。张本看我和王振海均未表态，又加重语气说：“过来吧。不要担心待遇 问题。我是行政九级，振海作我的副手不会低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女人赤裸裸地以高官厚禄引诱我们了。这种场面过去在小说中看见过， 现在居然活灵活现在眼前。如果说刚才是恶心，现在已是愤怒了。张本误解了我们 造反的动机。她赤裸裸的引诱伤害了我和王振海的自尊。好样的王振海！在高官厚 禄面前不但不动心，反而拍案而起，客气地更是坚定地对这个行政九级官僚说：“ 对不起，张本同志。我们感谢你的关心和好意。请你转告周总理，我们革命造反的 目的是改革一切雇佣劳动制度，改革一切不适合於社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 筑。我们不是想当官。我对权力没有太大的兴趣。如果感兴趣，我们早就夺全总的 权了。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会给大家传达。你的好意和器重我们长记在心。对不起， 我们要告辞了。”说完，王振海和我抱起大衣凛然离张本而去。 不屈的反击 因为我们不吃“敬酒”，“罚酒”果然来了。元月二十一日，大约有二三百 名首都三司的红卫兵来砸“全红总”，因为看见近千名雄赳纠、气昂昂的“前进战 斗队”（“全红总”总部卫队，系参加原首都民兵师的地下铁道工人组成）全副武 装守卫在全总大楼周围，狂喊几句口号後屁滚尿流跑掉了。当天晚上，总部会议决 定，为了显示“全红总”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决心和争取临时合同工的权益，同 时也为了反击当时指向“全红总”的凶涛恶浪，在元月二十二日中午在天安门广场 集会和示威。 元月二十二日，“全红总”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一面巨大的“全红总” 大旗飘扬在金水桥前。当天的交通警察和广场守卫部队相当配合，不仅为我们维护 交通秩序——截断了长安街的交通，而且把天安门广场的广播系统借给我们使用。 王振海主持了大会并作了长篇讲话。当天我们的主要口号有： “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饭，要生产。” “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 “‘全红总’是革命群众组织！” “青松不老，红总不倒！” 集会後，近三十万人的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到复兴门外大街的全国总工会 大楼。在全国总工会前，高昂悲怆的“国际歌”声响彻云霄。当天寒流滚滚，天气 阴沉。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总部。 当晚近十二时，郝维奇惊惊慌慌跑来找我和王振海。当时我正和王振海商量 一个大计——准备在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进驻全国总工会後的一个月，“全红总 ”撤出全总大楼，搬到广州、上海或长沙，把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斗争坚持下去 。郝维奇送来一份打印的传单。这份传单以“首都三司”的名义印发，内容是陈伯 达的“六点指示”。这“六点”的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１）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央文革没有接见任何临时合同工代表。所谓江青支持“全红总”的讲话是伪造的 ，中央文革正式辟谣。（２）临时合同工制度中的不合理部份，留待运动後期改革 。（３）“全红总”是非法组织。（４）“三家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应予取消 。（５）所有来京的外地工人，必须迅速回到本地区本部门参加那里的夺权斗争。 （６）各地的“全红总”分团必须立即解散。 我们看到这份“六点”都非常气愤。我立即打电话给陈伯达，问他是否作过 这“六点指示”？在电话中他一口否认，并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有人在挑拨 中央和广大临时合同工的关系。要我和王振海立即带着这份传单到中央文革。当时 已是元月二十三日凌晨。 绑架王振海 我和王振海商量一下，决定通知李晋喧和我们一起去中央文革。因为李晋喧 是分管和中央文革联络的“五人小组”成员，也是江青给我们推荐的。我马上和李 晋喧通了电话。她当时已经入睡。她说她马上起床，要我们去她家接她。我和王振 海为了防备不测，叫杨政通知了几个“前进队战斗队”的队员，分乘两辆小车—— 我和王振海、杨政三人坐前面一辆“别尔卡”黑色轿车，其他几名“前进战斗队” 的队员乘坐一辆“嘎斯”吉普。我们在前，他们在後驶向李晋喧家。 就在通往李晋级喧家（广播局宿舍）的一条小街上，莫名其妙後面那辆吉普 失去了踪影，一辆大客车横在前面路上。我叫司机鸣号要前面的大客车让路，谁知 这辆大客车不但不让路，反而从车上冲下来二三十名戴着白口罩、身着绿军装的人 。我看情况不妙，立即叫司机掉头。但司机还未掉头，另一辆大客车已横拦在後面 路上，同样冲出几十名白口罩、身着绿军装的彪形大汉。这一前一後几十人迅速包 围了我们的小车，问：“王政海在吗？”王政海并未惊慌，沉着回答：“我就是王 振海，你们要干什么？”那堆人中的头目说：“请和我们走一趟！”边说边强行拉 开我们的汔车门，一拥而上，两三个人挟一人把我们强行挟到前面的大客车上，关 上门就开走。这时，依靠路灯，看见其中有些人戴的袖套上有“国家科委革命造反 兵团”字样。车子很快来到公安部门口停下，几个人大概进去交涉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出来，看样子公安部不肯收留。车子又驶向北京市公安局。大约交涉了半小时左 右，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公安人员随他们去交涉的人上了车，把王振海、杨政和我 带进北京市公安局。在进入大厅後，那几个押着王振海、臂带红袖章的人把王振海 押进一间房子，而这个公安人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约有五十来岁，看样子是一位 级别不低的官员。他客气地招呼杨政和我坐下，首先给我们道歉，说让我们受惊了 。他说，国家科委系统的造反派已查明王振海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将他揪送到 公安局审查。公安局不予收留，因为这是他们本系统内的事。现在他们把王振海带 走，去向不明。希望我们回去後不要告诉“全红总”的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群众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和杨政要负一切责任。他劝告我们快回家乡去“抓革命 ，促生产”，不要再管北京的事了。否则，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等。说了近两小时 ，他把我们送出北京市公安局大门。此时，已是二十三日清晨七点钟。 我和杨政出了门，立即找了一个公共电话亭将夜间的事向中央文革和国务院 总理办公室报告。他们都是一个腔调地告诉我们：中央将迅速去查明情况。在情况 不明前，千万不要把王振海被劫持的事告诉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群众。我和杨政 还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找到他们的负责人。他们的负责人和戚本禹通 话後，说戚本禹听後很生气，中央文革将立即派专人清查，叫我们先回去休息。 临危不乱的总部会议 等我和杨政回到“全红总”时，已近中午时分。只见全总大楼内内外外都贴 满了大标语，内容是：“王振海反对党中央已被逮捕法办！”“坚决砸烂反动组织 全红总！” 这时，“全红总”北京分团数千名团员和总部卫队“前进战斗队”近千名值 班队员挤满了全总一楼大厅，人人神情焦虑气愤。一看见我和杨政进了大门，不约 而同呼叫起来。大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王振海呢？” 我告诉了大家王振海已被来历不明的坏人绑架。接着，我和杨政把昨晚我们 被劫持经过简要地告诉大家。一时，人群激愤，不少人大喊：“去科委把王振海救 回来！”我希望大家先冷静。现在王振海是否在科委还是大问题。我要大家先等一 等，我去打个电话问问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同志再说。 我上楼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後，看见除李晋喧、金展云而外的总部委员正在毛 胜年、金云庆主持下开紧急会议。郝维奇正在隔壁的通间焦急地拔电话。大家一见 我和杨政回来，轰的一下围上来问长问短。我和杨政把昨晚被劫持的情况又简要地 给大家讲了一遍，请大家继续开会。我到隔壁找郝维奇，问他可否打听到王振海的 下落。他说昨晚我们失踪後，总部已下紧急动员令。今天上午有王振海被捕的消息 传来，但他不知道有科委造反派插手其中。我请他立即返回情报所，动员一切力量 到科委找寻王振海。郝维奇急急忙忙走後，我打了一个电话问张本。张本在电话中 一口否认科委造反派插手此事。她说昨天那些戴科委造反兵团臂章的人是冒充的， 是有意混淆视线。我请她马上打电话去公安部说明报案。打完电话後，我参加了总 部紧急会议。会议作了如下决议： 一、 以杨政、郝维奇为首成立王振海事件调查小组，负责营救王振海的工作 。 二、通知北京分团，每隔八小时派一个纵队来总部轮流值班，协助总部卫队 保卫总部。 三、一旦有人来砸总部，力争做到骂不回口，打不还手，做好说明解释的工 作。 四、责成李晋喧立即去中央文革向江青报告，希望中央文革向公安部查清王 振海的去向。 五、由我拟出《告全国人民书》，以备出现紧急状况时散发。 六、通知金展云和李敦白联系，随时准备在全总会议厅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 。 红卫兵围困总部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点左右，总部卫队从楼下打来电话，说有十车左右的打着 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号的红卫兵包围了全总大楼。我立即通知大家紧急集 合应变。八点左右，连同前些时间来的那十车人，全国总工会大楼外大约集结了近 万名打着各种旗号的红卫兵。他们手持棍棒，也有少数人拿着汽枪、猎枪、小口径 步枪，在全总大楼周围组成一个大包围圈。因为大楼内有几千名北京分团的团员和 一千名左右的全副武装的总部卫队，他们只敢狂呼口号，出言挑衅，还不敢冲进大 楼。这时，听到总部被围，北京分团部分团员从各方赶来，把这近万名红卫兵反包 围。 晚十点左右，外面响起轰轰的汔车声。我在窗边一看，只见几十辆卡车运着 更多的红卫兵赶到全总大楼下，把反包围红卫兵的北京分团的群众再反包围。此时 ，我正式通知北京分团各纵队各派三分之一的群众火速增援。到了近十二点钟，各 纵队增援群众赶到，又把第三批红卫兵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外面人声沸腾，如一 锅烧开的开水，我叫余洪珠广播了“不许主动出击，但也决不退让一步”的命令， 并用广播带领“全红总”群众高唱“国际歌”，“我们工人有力量”，“工人阶级 硬骨头”，“下定决心”等歌曲。到了深夜一点多钟， 双方开始扔石头砖块，大 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多次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希望他们出面劝 导学生撤走，否则，一旦发生严重後果，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到了三点左右，红卫 兵开始用汔枪、猎枪、小口径步枪（也有可能有手枪）向全总大楼射击，“全红总 ”群众受伤人数已近百人。杨政、毛胜年和北京分团各纵队负责人一再要求我下令 还击。但身为基督徙的我，从小对暴力极为反感，更不愿意看到流血，一直劝他们 忍耐。我告诉他们，对方是一群上当 受骗的狂热青年，人数又比我们少，他们嘴 上叫得凶，实际上是弱者，我们何必和小孩子做一般见识。这时，毛胜年提出，如 果有军方或其它武装力量介入怎么办？我告诉他，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愿与全总 大楼共存亡。这样，大家一忍再忍，到了快天亮时，“全红总”的群众已无法忍下 去，齐声大喊：“前进战斗队快开枪！”“前进战斗队快开枪！” 我看局势发展如此，再也难以控制。我向总理办公室打了最後一个电话，告 诉他们如不在一小时内叫红卫兵撤走，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局面。打完电话，我一怒 之下，连电话带电线一起扔了，和杨政等下楼去做最後的说服工作。 说来也怪，我这一扔电话，不到半小时，几辆黑色小车从广播局方向开来， 居然把这些疯狂的红卫兵叫走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得以制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