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用汉语有感 林培瑞 要是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听过本人过去对时事的一些广播评论，可能会得 到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我对中国政府的一切一概反对，只要是共产党说的，林培 瑞就一定反对。其实并不然。我喜欢就事论事。极权政府的主张里面要是发现有道 理的东西，那我愿意接受。支持的那条道理，不是霸道政权本身。 举个例子。前不久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发表了一个声明，许多外国人听了有反 感，我就没有，我赞成。外交部说每天给国际新闻记者的简况介绍，从此就不用中 英两种语言，光用汉语。西方记者一听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英文是国际语言， 我们向来听的、写的都是英文，怎么可能只说汉语呢？外交部的人解释说，美国政 府在华盛顿发言，只用英文，并不考虑用别种语言。尊重地主国是自然的事情，在 华盛顿是自然的，在北京也是自然的。 这个说法有道理。人类的语言本来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你应该学我的， 我不必学你的”的原则。欧洲人还好，常常会两三种话。但是美国人不行，经常只 会英文，去别的国家，顶多把人家的几个常用词模仿一下，只学着玩儿的，把它当 成自己旅游的乐趣之一，但对基本的语言障碍来说，总觉得这是人家的问题，人家 有责任用英文跟我讲通。这个态度习惯了以後，潜移默化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 前提。 前几年我听到一个有意思的统计。八十年代初，在全中国学英文热的时候， 据统计中国有五千万中学生念英文。有的是在学校念，有的是在家里听广播念，也 不一定都能学得很好，但是这个总数加起来就太可观了。这个数字别说比在美国念 汉语的学生多，居然比在美国念英文的学生也还多。全美国的中学生的总数才两千 万，里面学汉语的只有区区五千上下。这样算下来，中美学生对方语言的比例是一 万比一，实在是惊人的状况。 这种现象当然有它的历史原因。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到中国沿海地区，有轮船 、大炮、步枪等许多现代工业化的产品。中国人自然也要这些东西，因此一步一步 地研究现代工程学，采纳科学教育，乃至学会西方语言。西方的工业化突飞猛进， 英文就成为很多中国人觉得非学不可的对象。很显然，学英文的浪潮之所以能发生 是因为中外科技知识一时不平衡发展，并不是因为英文和中文本身的任何特点。现 在我们到了二十世纪末，东方和西方的科技不平衡已经开始消失了，再过几年，势 易时移，英文一时的“优先”地位也会跟着消失。美国人学中文和中国人学英文的 不平衡比率也会变得更合理一点。这是自然的、健康的发展，中国和美国都应该欢 迎。 将来更多的美国人是不是真的能把中文学会，这当然主要得看美国人自己的 努力。能不能克服自己的文化自我中心态度？能否抽时间学一种与英文真正不同的 语言？大部分美国人还没有足够地认识到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 其次，外国人能否学会汉语也是跟中国人的态度有关。中国人似乎常常觉得 汉语能力是基因遗传的：汉族自然能学，非汉人无论怎么样也学不太会。美国华裔 ，只要住在美国两代以後，母语就变成英文了。要是这么一位华裔到中国去，中国 人马上把他当做同胞看待，认为他当然应该会说汉语，甚至发现他不会就骂：“你 炎黄子孙连话都不会说，不觉得羞耻吗？”但如果是美国白人或者黑人，家庭背景 跟那位华裔一样是说英文的，到了中国被接待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中国人对他语言 能力的要求不严格，标准很低。白人勉强能说一句发音很糟糕的语，甚么“woe sh ee may gwoe wren ,woe hen gao shing wren she knee”（我是美国人，很高兴认 识你）中国人常常客气，称赞他说，“普通话说得很好！”中国人到美国来作汉语 老师，最大的毛病是改学生错误改得不够，似乎觉得“哎，反正是外国人，也就那 样，好不到哪儿去，改也没用，不改也就是一个典型外国人说中国话呢。” 这种想法是不科学的。舌头发音、手写字、耳朵听都是环境熏陶的结果，不 是基因决定的。华裔美国人说英文没有中国口音，听起来跟白人完全一样。韩＼是 有一个在中国生长的有金头发蓝眼睛的白人；七十年代初，她刚到美国来，北京话 说得跟北京人一样漂亮，英文反而有很重的“汉人”口音。 我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在美国长大，上大学才开始学汉语的音，老师赵如兰 是中国有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如兰老师有独特的科学态度；她不看你 的脸是白的、是黑的、是黄的，就训练你的舌头能发标准的北京音。我第一次在中 国住已经是三十五岁了，去的是广州，街上的人当然说广州话。有一次我用我的北 京话问路，那位广东朋友对我一愣，说“Ngaw mm sic tieng Yeng-man”（我不会 听英文）。我说的是中国话，他看的是我的白脸。 我希望更多的中国朋友能够像赵如兰老师那样，用科学态度认真地帮助外国 人学会中国话。这样一来，不但新闻记者能用中文听简况介绍，而且只有这样中美 两国的老百姓才能在二十一世纪里达到名副其实的互相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