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组织“自然之友”与环保 张伟国 改革开放後，尤其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保持迅猛的势头，以两位 数的增长速度创造了经济奇迹。与此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环境质量日益恶化 ，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一九九三年，在北京西郊的一片绿地上，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举 行着民间的“绿色恳谈会”。他们筹建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的环境保护组织 “自然之友”，旨在从民间的、人文的和大众参与的角度，将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绿 色文化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自然之友”旨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绿色文化 “自然之友”作为中国非政府、非盈利的自然环境教育组织，一九九四年三月以 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注册，资金的来源完全靠会员的会费和公共的支持。该 组织任务是，在中国宣传环境保护和在自然资源保护的前提下经济的和谐发展，让 大家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且提供一个让一般的民众表达对中国日益恶劣环 境的关注的渠道；目标是，进行非正式的环境教育，比如让学生通过实践、组织假 期的野营活动；给老师举行讲座、研讨会和进行培训；为公众出版刊物，并且组织 活动；组织成员为任何一个同意自然之友使命、并且自愿帮助自然之友活动的人， 在申请之後都能成为其成员，外国人也可以加入成为非正式会员，目前已经有四百 多为来自各界的成员，会员多以知识分子为主，并且还在迅速的稳步增加。由於， 众所周知的原因，“自然之友”否认自己在北京其他地方有自己的分会，它在各地 的会员，有的在当地注册成立了名称不同但宗旨一样的团体，虽然，在法律性质上 不是一个组织，却在实际上可以互相合作。 担任“自然之友”的会长的梁从诫先生，目前还是中国大陆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近代中国的大学问家、清末戊戌变法(又称“康粱变法”)的领导人物之一粱 启超的孙子，中国近代大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儿子，毕业於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他，在 中国政治风云多变的岁月里，他象其他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受了风雨磨难，曾 先後发配到云南、江西等地；文革结束後他被安排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 後来担任英文翻译，并到美国的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访问研究。此後，他在改革开放 文化热的潮流中，参与了民间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工作。 在梁先生等热心环保的人士努力之下，“自然之友”从一九九三年的“大地日” 以来就对环境问题举行了“绿色论坛”活动，上百名环保活动人士和教师参加了， 对目前环境情况和环保教育中一些问题的讨论。一九九六年主持了第四次“绿色论 坛”，邀请了生来自由基金会的麦肯纳，介绍亚当逊夫妇的情况和保护野生动物的 情况；此外，“自然之友”还举办环保夏林营:一九九五年六月在东北组织了环境和 孩子们的--六十名小学生和十名老师二十名记者参加，这次活动由媒体广泛报导； 一九九六年七月在云南的原始森林，为大学生帮助组织了第二次年度夏林营，通过 这些活动使参加者更加了解和欣赏自然；“自然之友”还设有“成员日”——定期 为成员举行讲座、展览、讨论，和参加实践活动。“自然之友”出版有自己的通讯 月刊，对一般公众，宣传环境教育；今年还将为环境保护人士小学生和教师，出版 《绿色手册》等环保工具参考书；等等。 由於他们的辛勤努力、扎实工作，“自然之友”的成就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 和表彰：1995年获得亚洲环境奖(由日本一家报纸和韩国日报联合颁发，“自然之友 ”是第一批得到此奖的组织之一)；成为印度SASEANE环境教育委员会筹划指导委员 会的成员；成员东亚大气行动网成员；还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基 金会和对此问题感兴趣的机构建立了联系。 抨击崇尚食用动物生殖器壮阳的传统 今年三月，梁从诫先生应柏克莱加州大学新闻学院的邀请，发表了一场关於中国 民间环境保护活动的演讲。粱先生这次出国，是应国际动物保护基金会的邀请，与 另外两位同胞一起赴加拿大参观考察对那里的海豹(Harp Seal)的保护。 讲起这次行程，他感慨不已：中国人相信“吃什么补什么”，而且东方人给人的 印象，民间似乎对“壮阳”之类的秘方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近年来，吃“虎鞭(老 虎雄性生殖器)”壮阳的传统，因为老虎被列入国家保护动物禁止猎杀而式微，但不 知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又刮起了一股吃海豹鞭的风气。加拿大是海豹的主要产地 ，海豹被大量猎杀的趋势近年来因为市场的需求增加而越演越烈，自然引起了环境 保护和动物保护人士的忧虑，有人将海豹被猎杀时惨不忍睹的画面拍成纪录片，在 电视台放映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因此才有国际环保组织出面邀请梁先生等— —海豹鞭销售市场国家地区环保组织代表的协助，以展开对海豹的有效保护。 但在考查中，梁先生发现，海豹是一种生活在靠近极地冰雪中的哺乳类动物，形 象非常憨厚可爱，通常在冰雪覆盖的海水中游二十多分种就会到爬到冰雪上面休息 (呼吸)，对走近的人或其他动物并不设防，那些猎杀者通常是走近它以後，用斧背 击其头部致昏，便剁去其生殖器，方法十分简便，即成本很低；因为海豹没有被列 入受保护动物之列，所以加拿大当地并没有禁止猎杀海豹的任何规定，一根海豹鞭 的出产价是二、三美元，但是在日本市场上可以买到五十美元，北京有一个中药店 以每个干海豹鞭五千七百人民币的价格出售，这中间有巨大利润可图，的确是猎杀 海豹势头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但是加拿大的捕捞业和管理当局才是应该承担责任 的始作佣者，为了应付环保人士批评，据国际动物保护基金会介绍，加拿大政府以 每磅三十分(加币)的价格收购被砍去了生殖器的海豹肉，但这种肉并没有多大的食 用价值，主要是被重新扔回海里，这种规定在客观上有助长猎杀海豹的嫌疑。 据他介绍，北京东城区的六个药店，其中三个只卖中药，另外三个中西药都卖， 据了解去同仁堂买海豹鞭的人，大多是日本游客，其他五家药店虽然也有海豹鞭出 售，但连普通的营业员也不知海豹鞭是什么东西，所以梁先生认为，中国人对海豹 鞭的兴趣并不象外界讲的那么浓厚。 现在加拿大和国际环保界的舆论，把猎杀海豹的责任归咎於中国和东方消费市场 的国家和地区，显然有失公道，似乎也本末倒置。保护海豹源头，应该在於加拿大 这样的产地，首先是捕捞者和管理当局，都需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如果仅仅要求销 售市场拿出办法来保护海豹，实在是舍近求远、事倍功半的做法。 不过梁先生也指出，虽然中国人生活水准近年有很大的提高，但五十美元(哪怕是 减半为二十五美元)价格一根海豹鞭，绝不是中国大陆一般的普通人所能消费得起的 ，估计海豹鞭的主要销售市场在日本、香港、台湾和韩国这样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 国家和地区。尽管如此，中国崇尚食用雄性动物生殖器以壮阳的传统，还是有值得 检讨的必要，“中国已经有十二亿人口了，还要‘壮阳’到什么时候?难倒要‘壮阳 ’到二十亿才算满意?”而且，这次同行的一位香港中医告诉粱先生，从中医的理论 来讲，所谓“壮阳”的最好办法，就是节制性行为以保存丰沛的精气，此乃“壮阳 ”之固本之道。 改变捕养野生鸟的习惯，“还鸟儿於蓝天” 在柏克莱演讲时，梁先生通过介绍“自然之友”近年来的一系列活动，描绘出中 国民间的环境保护运动如初生的萌芽。 他介绍，“自然之友”有一个观鸟小组，近年来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已经在社会 上引起积极的回应：比如在北京电视台的支持之下，由自然之友的副会长、著名社 会学家杨东平负责策划，在“实话实说”的专栏节目里，组织了一档关於保护鸟类 ——如何看“笼养鸟”的正反意见辩论节目，赞成“笼养鸟”的人认为，这不仅是 一种文化活动，其精心喂养行为的本身，就是对鸟的爱护的一种体现；而相对立的 意见则认为，这种“笼养”的方式，本身就要造成二十倍数量以上鸟的死亡(卖一只 活的野生鸟，在捕捉过程中就有二十只鸟为之付出死亡的代价)，如人们在张网捕捉 时，被选出来“笼养”的是极少数，大多数都只有“死路一条”，从北京市场上“ 笼养鸟”的交易数量来看，每年约四、五万只，如果是这个数字是正确的话，那就 有将近一百万只鸟为此而死；当然，那些已经惯於笼养的鸟，如果突然放飞回自然 界可能无法继续存活而早夭，但要看到鸟类这种对自然的适应能力的降低，有可能 在我们子孙後代就没有“鸟”可以养、可以欣赏了，他们呼吁“还鸟儿於蓝天”， 并不是要人们把笼养的鸟都放飞，而是从保护野生鸟类资源的角度，劝告人们逐步 改变捕养野生鸟的习惯。 观鸟小组在高武老师的主持下，已经举行过多次鸟类知识讲座和野外观鸟活动。 高武与靳旭将大量的资料，翻拍成八十八张彩色鸟类图谱照片，包括中国现有鸟类 五百余种，其中北京地区的三百五十多种，以帮助爱好者“按图识鸟”。今年二月 初，高老师又向大家野外林间挂鸟巢对於鸟类繁殖的意义和鸟巢的制作方式。二月 下旬，观鸟小组和一批热心爱鸟的人士共同到北京十三陵水库附近的树林，在高老 师的现场指导下悬挂大家自己制作的鸟巢，有的鸟巢还写有“小鸟产科医院产房” 的字样，大家齐心协力为春季鸟类繁殖期的到来做好准备。 据梁先生介绍，北京市民对於筑鸟巢等“还鸟儿於蓝天”活动反应十分踊跃，有 的不但自己参加，而且还介绍自己的家属亲友或带领自己的子女一同参加，“自然 之友”对这种活动正以滚雪球的态势在发展，感到十分欣慰。不过，他对於中国目 前鸟类生存环境遭到的深度破坏，感到极其忧虑。虽然，有关部门一直宣称，中国 的绿化面积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其实每年砍伐的都是原始林，种植的面积在理论 上似乎有所增加，然而不但从幼苗长大成树需要漫长的时间——往往在前一、二十 年里，鸟儿根本无法在这样的人工林上筑巢，而且这种人工林因为树种单一，非但 无法还原生物链的供需自然平衡，甚至根本无法抵抗病虫害的侵袭。最近北京与内 蒙交界的西北林带，因为一种叫“天牛”病虫的侵袭，几乎导致了毁灭性的破坏。 “大学生绿色营”：挽救古老森林和保护金丝猴 一九九五年底，云南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计划砍伐施坝林区近一百平方公里 的原始森林，而那里生活着一群约200只中国特有的珍希动物——滇金丝猴，目前， 全世界滇金丝猴仅存1000只左右，分布在中国的滇西北横断山区。对施坝林区的砍 伐直接影响到这200只金丝猴的生存。 当野生动物摄影师和环境活动人士奚志农来到北京向“自然之友”讲述了金丝猴的 困境以後，“自然之友”立刻对他表示了支持，并且采取步骤，自然之友欢迎这位 来自云南的第一位会员，然後写信给中国政府要求禁止砍伐云南森林，这个森林住 着二百多个濒临灭绝的金丝猴的栖息地，这是在中国得到最广泛报导的一个环境问 题，虽然中央政府以前要求过这个地区砍伐树木的活动，但砍伐一直没有停止。 为了保护滇金丝猴与原始森林，自然之友的老资格成员和董事会成员唐锡阳、马 霞夫妇捐资发起，举办自然之友“大学生绿色营”，以学习和普及环保知识，宣传 环保思想，培养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环境意识的跨世纪人才为目的，以关注环境问 题、研究中国环境热点，在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向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建 议和对策为宗旨。 从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五日，绿色营赴滇西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 的环保宣传和社会调查活动。参加这次绿色营活动的以来自北京、哈尔滨和昆明三 个城市十一所高校的二十二名大学生为主体，还有新闻记者、作家、动物学家和民 间环保人士共三十五人。绿色营主要针对德钦县进行了有关生态、经济、文化、教 育、宗教、生物及旅游资源、自然保护区管理等多学科综合性考察，并与地方政府 和地方林业部门探讨了有关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营员们从 单纯的热爱野生动物，热爱自然，到深入思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从为200只滇金私猴祈祷，到为五万八千德钦人民着想，开始对中国贫困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战略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探索。 绿色营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在北京图书馆成功的举办了“滇金丝猴召唤——'96大学 生绿色营远征白马雪山”摄影展，随後又在首都各大学进行了巡回展和报告会；反 映绿色营生活的电视专题片《大自然的召唤》，已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在卫星 电视凤凰台播出；同时还撰写完成了一份关於德钦县社会经济和自然保护状况的调 查报告。 参加96'大学生绿色营昆明市的营员吴彦非、龙勇诚、张娅和其他朋友的多方努力 ，并得到昆明“西南商业大厦”和香港“乐施会”驻昆明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今年 春节期间，“大学生绿色营远征白马雪山”摄影展在云南的省会城市正式展出了， 唐锡阳教授和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亲自前往参加展览会开幕式的剪彩。在十天的展 出中，约有两万五千人次观展，并在当地市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回响，那几天真可谓 是“满城争说金丝猴”。在寒假结束以後，这个影展还在云南大学等昆明的几所大 专院校巡回展出。 大学生绿色营得到了国务委员宋健、云南省政府和有关林业部门、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园”和许多关心中国环保事业的有识之士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和美国新闻周刊、台湾联合报等海外媒体，对 这一活动也作了广泛的报导，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滇金丝猴的保护工作和制 止对施坝林区原始森林大规模商业性砍伐起到了推动性作用。 中央政府後来拿出一千多万元的财政补贴，帮助德钦县政府解决地方财政的困难 。自然之友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对大学生绿色营给予了支持，并捐献了有关设备。组 织绿色营的主要成员，也都是自然之友的主要成员，在绿色营结束後，许多年轻的 成员也申请加入自然之友，为自然之友增添了新鲜血液。就是在柏克莱新闻学院， 梁先生演讲结束时，当场有来自北京的访问学者，表示回国以後也将带领自己的家 人一起加入“自然之友”的行列。根据初步拟定的计划，'97大学生绿色营，计划由 包括两名香港大学生在内的十五名大学生和五名记者组成，重点是关注中国藏东南 地区的生物多样化保护，赴西藏林芝考察雅鲁藏布大拐弯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自 然环境状况，以及藏南地区由於过度放牧而导致荒漠化日益严重的问题； '98大学 生绿色营，重点关注中国东北地区的湿地保护，计划对黑龙江三江平原地区进行湿 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考察，呼吁停止或减少对东北地区湿地的大规模农 垦和草甸地区的过度放牧，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及野生水鸟的栖息地。 '99大学生绿 色营，重点是关注中国西北沙漠化问题，计划在新疆塔克拉马干沙漠周边地区进行 综合性生态考察，呼吁保护绿洲生态系统和沙漠生态系统，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古代 文明覆灭的原因。 拯救长江：治水的根本出路在於山水共治 今年元月十五日，自然之友八十多名会员和有关人士，举行了一场关於如何建立 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的经济补偿机制的研讨会。 在这个会上沈孝辉提出，要“树立现代治水观，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历史上“有 河患，无江患”，但如今水患重点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中华民族治水四 千年，非但水患未除，而且愈演愈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认识上存在着两个误区 ：一是在治水方面，重工程设施，轻生物设施；重治末，轻治本；重治水，轻治山 。二是在治山方面，重营造人工林，轻保护天然林，一手种，一手砍，种的是生态 效益较差的人工林，砍得却是生态效益最好的原始林。这不仅造成长江上游森林面 积锐减，而且造成森林质量下降，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态功能日益衰竭。随着 生物防洪体系的崩溃，洪涝灾害日趋频繁。人们在中下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营造工 程防洪体系，堤坝越筑越高，水患却越来越严重。长江正在步黄河的後尘。 他认为，维护江河的生物防洪体系，不论是保护天然林，还是营造人工林，都需 要大量的投入。特别是，江河上游的生态脆弱地区，大半都是我国西部的贫困少数 民族居住地，贫困地区财政补贴、扶扶贫开发、森林工业转产、自然保护区和林场 的建设等等都需要资金，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可以将森林生态效益的 收益者分解为若干方面： 蓄水、保土、防淤、延长水利工程寿命，受益者为水力部门； 提供稳定、优质的 水源，减免旱涝灾害，受益者为农牧业部门； 提供洁净淡水、收益者是城镇居民 和工矿企业； 提供优美清新的景观、空气和水流、适宜的气候，受益者为旅游部门 ； 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保持陆地生态平衡，受益者是全社会； 然而，这些受益都不具有商品属性，他们不可能以商品交换的形式获得回报，故 只能由政府以税收的形式在全流域分级、分类收取，再分配给森林生态营造、保护 部门。为此，政府还应该建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统筹管理。有专家提出警告：中华民 族“成也长江，败也长江”，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前景令人振奋，而其生态环境的 急骤恶化也令人震惊，长江若变成第二条黄河，它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将不知比黄 河要大多少倍。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在这次讨论会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份 比较成熟的“建立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机制”建议报告，并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 上征集了其他委员的签名之後，成为一份正式的提案。 提案指出：我国治水历史四千多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治水经验的民族， 然而由於人口、经济和自然的多种原因，近年来抗灾、救灾的能力虽有所加强，水 患却有增无减，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几乎年年有洪水灾害，年平均受灾面积近七亿 亩，直接经济损失成倍增加，一九九六年竞高达二千二百亿元。研究表明，与历史 周期相比，近年致灾的自然因素并无明显的增加，但灾情和损失却远大於过去，成 灾的主要原因在人不在自然，即人类的社会活动，其中直接与水患相关的，首先是 砍伐森林和破坏原始植被。检讨现有的防范措施，无异於一手抗灾，一手造灾；一 手修堤坝，一手毁堤坝；一手栽树，另一手砍树......生态防洪体系渐趋崩溃，致 使水患愈演愈烈。 为此该提案强调，现代治水观应该是将全流域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通盘考虑，本末 结合，山水共治，特别注重生态防洪措施，着眼於江河中上游，通过保护和恢复林 草植被，将降水拦蓄於青山翠谷之中，减轻水力工程所承受的自然和社会压力。针 对中国大江大河上游多在西部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建议：一、由国务院就治水问 题组织系列座谈、论证会，研究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治水战略；二、恢复原“全国 水土保持与水资源领导小组”或建立类似的中共机构来统筹领导、实施其战略；三 、按照“谁破坏，谁赔偿；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逐步建立江河生态保护经济 补偿机制。 从保护首都环境着手，呼吁“首钢”逐步迁出北京 在“自然之友”看来，著名的首都钢铁公司(简称“首钢”)不仅是耗能、耗水大 户，也是一个北京的污染大户，北京空气污染至少一半以上来自首钢，北京环境状 况的好坏，直接与首钢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杨东平表示，“要首都，还是首钢？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宣传，也不是一个人造的和虚拟的问题，而是首都非常现实 的、迫待解决的环境问题。 今年年初，“自然之友”聚会就将首钢迁离北京的问题，展开的热烈的讨论。首 钢所在地的原石景山区环保局长高德青、国家环保局牟广丰，在自然之友会员、原 北京宣武区环保局长郭洪泰的邀请下，也参加了讨论。曾在电子部工作过的荆中对 首钢搬迁提出了一系列的考虑： 1、不是首钢全部，而是将炼铁、炼钢、炼焦、烧结和热轧等几个所谓的“上游企 业”迁走，如此牵动面小，涉及工人人数少，约占首钢在京十余万工人的不到一半 ，涉及的资产也只是首钢四百亿资产的一半左右；2、迁往地点设想为北京市正在投 资兴建的唐山京唐港一带，离北京市不到二百公里；3、首钢矿石靠海运进口，在京 唐港建厂，不但大大节约原料运费和产品运销费用，而且也接近能源基地，这对首 钢今後发展会有长远效益；在迁建中，可充分利用最新工艺，不仅有助於减少污染 ，而且将大幅度提高企业效益；4、唐山地区环境容量大，经济发展前景看好，唐山 市对首钢迁去有积极性；5、在搬迁未作定论之前，首钢不得再扩大规模，首先不能 再上拟议中的2160轧钢项目；6、首钢搬迁完全符合《北京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在讨论会的基础上，并吸收了其他“自然之友”会员的意见，他们进一步完善了 上述建议，成为今年春全国政协会议上梁从诫提出的另一份提案。提案首先肯定， 建国以来首钢为北京建设曾作出的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北京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但是，首钢每年排污水五千万吨，占全市污水排放量的7—8％；并且还是北京市空 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首钢处在北京正西上风口，并逐年沿东西轴线向东扩展， 其所在的石景山区和毗邻的海淀、丰台，近年已成为人口密集区，首钢的污染对北 京西部地区及附近郊区居民的健康和正常生活已造成直接危害。一个千万吨级的巨 型钢铁企业建在首都近郊并向市区逼近，世所仅见。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和国际性大都市，其城市性质和首钢的存在与发展根本上难以协调。 一九八六年 ，当首钢产量只有一百五十万吨时，一批专家就已经提出“首钢迁，还是首都迁?” 的警告，目前，首钢的生产能力已超过1000万吨。尽管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规定了 首都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城市功能，明确了“北京市不要再发展重工业 ，特别是不能再发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占地多、运输量大、污染扰民的工业” 的原则，首钢仍然在扩大建设，并准备在居民稠密区投资90亿元再建一个2160轧钢 厂，这势必进一步加重对首都的污染，并将占用预留治污设施用地，从而使首钢的 污染治理难上加难。如果我们不想让北京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不想让北 京因水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而丧失首都的地位，那么，我们也许别无选择，只能 以“壮士断腕”的悲壮痛下决心，让首钢服从首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是 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为此该提案建议：(一)立即停止首钢2160轧钢厂建设工程，以免造成新的损失； (二)尽快研究并落实首钢部分企业的搬迁问题。提案还附上了具体的搬迁意见，并 指出，“据了解，目前首钢经营状况欠佳，如果能够抓住国营大中型企业机制转换 时机，使长期以来首钢与首都的矛盾得到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对於双方都将是一件 功德无量的好事!深望本提案能得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重视和考虑。” 据梁先生介绍，今年的政协提案：目前未收到回复，一般需要三四个月时间，因 为他提的两个提案，均是涉及比较大的问题，可能政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出反 映。不过，他强调说，不论政府对这两份提案的反映如何，他们都标志着民间环保 组织社会功能的一个发展，无形中给我们“自然之友”每一位会员增加了一种新的 、更大的责任。 杨东平谈中国现代生态环境遭受三次严重破坏 据中国国家环保局公布的环境状况公报，中国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形势日趋严 峻。烟尘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出现酸雨的城市增多，大江大河流经城市的河段污 染严重。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在发展，城市公共绿地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全 国的沙漠和沙漠化的土地面积，已超过现有耕地密集的总和。 杨东平指出，由於五十年代初人口政策的失误，致使人口迅速膨胀，由1949年的 5.4亿人，增至1992年底的11.5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3％，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国 总人口的80％以上，约占世界农村人口的1/4。中国人口的数量已接近甚至超过社会 经济负荷能力和合理的资源承载能力。人口众多和人口素质底下，赞成对环境生态 的巨大压力。中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耕地2亩，草地4.1亩，水资源2600立方 米，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伴随着总人口的不断增长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耕地持续减少，水滋养日益危机，资源需求与消费增长的矛盾十分尖锐，成为经济 建设的现实制约。 由於历史上滋养开发强度过大，生态问题长期积累，到本世纪四十年代，生态环境 的质量已下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森林覆盖率在1949年已下降到10%左右。1949年 以後，由於对环境问题缺乏相应的认识，以及在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的重大决 策失误，造成1958年“大跃进”时期和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次对生态 环境的大破坏。八十年代以来，在新的历史境遇和社会条件中，中国的生态环境遭 到第三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在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 过程中，由於法制不健全、政策失误、政府管理 职能薄弱等各种原因，伴随权力下 放，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发展乡镇企业和地方工业，许多地方农村的环境保护处 於放任自流的状态，农村污染严重。 片面追求产值和发展速度，地方经济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对有限资源的 滥采乱挖、掠夺性经营和破坏性开发，加剧了资源危机。一些急於脱贫致富的农民 ，在发展乡镇工业时不顾环境後果和代价，城市和国外厂商向农村转移高污染的工 业项目，致使乡镇工业发达的农村，同时成为污染严重的地区。一些地区甚至热中 於引进国外工业垃圾，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 狂潮，迅速瓦解着人与自然之间已经十分薄弱的道德和情感纽带。牟取暴利的私欲 ，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地疯狂猎杀包括大熊猫、东北虎、雪豹、金丝猴等在内的珍稀 和濒危野生动物。在最新公布的世界濒临灭绝的十大物种名单中，中国的大熊猫名 列榜首。 与五六十年代的前两次相比，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生态环境破坏，除了巨大的 人口压力，高速度、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工业化模式等传统因素外，增加了 经济体制变动、道德和文化危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刺激等新的动因，具有更大 的危险性和严重性。 一九九三年五月五日，一场特大沙尘暴席卷了中国西北四省（区）的72个县（市 ）、方圆11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中，突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狂 风卷起的沙石形成高达300～400米的“沙尘暴壁”，自西向东扑来，瞬间最大风速 34米/秒，最大风力12级，能见度骤降为零。这场沙暴造成死亡85人，其中小学生5 7人，失踪31人，伤264人；560万亩农田和24.5万亩果林受灾；牧畜死亡和丢失12万 头，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人民币。 探索中国的生存之路走向现代化的“绿色通道” 从1972年中国派代表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第一 次环境保护会议起，环境保护工作被提到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1979年，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4年，国务院建立环境保护委员会；1989 年，正式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环境 资源委员会。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先後制定了12部环保法律、20多部环保条例 规定、250项环境标准，在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部分地区的环 境污染有所控制。 然而，环境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环境污染的速度，中国环境生态始终在“局部 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之中。同时，人类的经验和智慧已为後现代化国家提供了 超越“先污染、後治理”这种代价巨大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可能。这既意味着摈弃 以经济增长速度为单一目标的“速度型”发展模式，转向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 的效益型发展模式；也意味着调整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建立在中国严峻的资源约束 条件下，经济适度增长、人民适度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杨东平谈到，所谓绿色意识、绿色思想、绿色哲学、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绿色 生活等等，大致都包括以上价值。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则产生了绿色政党、绿色 组织、绿色消费、绿色产品、绿色标志、绿色建筑等一系列绿色词汇和绿色概念。 由七十年代的环保运动发展为八十年代的绿色运动，体现了这种新的文明的进化和 深化——这也是一种“绿化”：从浅绿到深绿。 从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绿色文化终於也感染了中国。其时，中国大地全民 政治的红色正被全民经商的浪潮染成黄色。眼下，中国的绿色事业一件起步并正在 逐渐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商人认识到“绿色”的巨大号召力和商业价值，环 保产业成为具有良好前景的新兴产业。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在 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文化批判之外，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实际制约，探索中国的生 存之路走向现代化的“绿色通道”。一九九七三年六月五日，围绕第二十个世界环 境日，一批青年搞活工作者组成的“中国青年环境论坛”举行首届学术年会，在北 京发表了《中国青年绿色宣言》。这个会议通过的另外两个文件是《二十一世纪中 国青年环境行动》、《市场经济下环境管理的政策建议》。“自然之友”也是这一 年三月注册成立的。 中国的环境事业必须有更广泛的社会成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民 间环境组织（NGO）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