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多元化是走向国家体制多元化的捷径 ──从赵紫阳继续遭软禁所引发的思考 (匈牙利) 高 寒 （一） 毫无疑问，中国民主运动所追求的基本战略目标是人权、民主、自由、法制 、多元，是要从根本上结束现在中国的一党专制制度。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共党内 的多元化、民主化，并不能替代整个国家制度的多元化、民主化。但是，同样毫无 疑问的是，中国今天的国家体制危机，是导源於中共党内的一元化体制的；中国今 天国家体制中的一党独裁、人治泛滥，不过是中共党内一言堂、家长制的外化而已 。因此，促进中共党内的多元化、民主化，不仅一般地与促进中国的多元化、民主 化同步，而且更特殊地构成了中国走向国家体制多元化、民主化的捷径。 譬如说，中共当权者江泽民—李鹏集团至今仍软禁着赵紫阳，并恣意向党的 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党代会封杀他对处理“六、四”流血的不同意见。这不仅在中共 的党纪、国法上无据可寻，而且还直接践踏了中共自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後所通过的《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鉴於文革的教训，该《准则》明确 规定：“党内不准用超越党的纪律或违反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要绝对禁止采 用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手段解决党内问题。”实际上，赵紫阳的处境， 已经越来越引起党内、包括其高层的同情；江—李集团的拙劣手法，也越来越引起 党内外的公愤。须知，无论是七六年还是八九年自发的天安门运动，就都是直接诱 发自那潜藏於人们心目中的类似不平，就都是那经年积聚的公愤之能量的总爆发。 为什么邓小平这位当年受到万民同情之不公处理的受害者，转瞬间又把那不 公的处理强加於胡耀邦、赵紫阳的头上呢？为什么这位当年大反“一言堂”、“家 长制”的党内民主之倡导者，不久又俨然成为中共第二代大家长、太上皇了呢？可 别忘了，毛泽东当年也是从要求给他以发言权、从反王明、博古的“一言堂”、“ 家长制”而逐步争得党内同情的。在之前，还有王明、博古们反掉陈独秀的“家长 制”而自己又构建新一轮“家长制”的故事。整个中共党史，在一定意义上，简直 就可说是一轮又一轮且越演越烈之“一言堂”、“家长制”的更替史。中共几十年 的党内斗争实践在在雄辩地证明了：党内民主问题，绝非仅是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 作风、个人品格问题，其核心还在於党内是否有健全的民主机制。而倘若离开了是 否在体制上容许党内多元化声音合法存在这一要害而去侈谈所谓党内的民主机制问 题，那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毛泽东、邓小平都曾一度是中共党内倍遭压制的异 端；他们也都曾为争取“异端的权利”而奋斗过。尽管他们当时也确曾一再论及党 内民主，但是，由於这个所谓“党内民主”均未能导向党内合法反对派体制，以至 於它不仅阻止不了中共一步一步地从形成一言堂、家长制而走向变相皇权体制的党 内环境，而且还因其民主理论与党内实际反差太大而尤显其异常虚伪。邓小平本人 也终於以他“垂帘听政”至死方休的可悲角色，印证了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体 制不好，好人也要变坏。” （二） 再譬如，正当台港澳新、西方各国、乃至一些异议、民运传媒正热辣辣地竞 炒“江泽民的强人地位业已确立”的当儿，中共十五大期间却蓦地传出中共内部要 求党内民主和反对个人集权的强劲呼声。这个呼声是否系中共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目前尚有待观察，但可别忘了，当年邓小平就正是以“ 健全党内民主制”、“少宣传个人”为旗帜，逼那位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且曾几 何时有着全国各省党政军通电效忠拥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一步一步地交出权位 的。 中共若还不想退出历史舞台，若欲将自己由一个立足於农业社会的宋江、李 自成之行帮似的农民造反党改造成一个适应於工业社会的现代新型政党，首先在党 内开放多元化，恐怕不失为一个捷径。资料显示，至少在中共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 ，有鉴於缺少制约机制去阻止那导致数千万人饿死之疯狂政策的惨痛教训，中共曾 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文革中也曾盛传过毛泽东在该会上的 一条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至 於後来中共为何终於没有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门家考察去。 但这起码已可说明，开放党内多元化，允许党内不同派别（包括所谓左派、极左派 ）合法存在，并非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就更别提当年马克思、恩 格斯所领导的德国社会党内就合法地存有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并各自办有自己 的机关报彼此竞争这段史实、以及这一传统至今仍被各国社会党沿用的事实了。 诚然，开放党内多元化，让反对派合法存在，党内领袖就不可能靠权势吃饭 ，靠“钦定”吃饭，而得靠办事正确吃饭了。这么一来，党内不同思想的交锋、不 同派别的竞争，也就不得不遵循一套公开的游戏规则，党内民主才不至於是一句空 话。既然党的领袖只有靠多数拥护才能坐稳“位子”，那么党的政策若有重大失误 ，他也就只好下台承担责任了。其实，下台就一定是坏事？毛泽东当年要真有机会 被选下台，说不定是他的大幸。王希哲说，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是在延安时那一段。 实际上那些个思想难道不都是在他此前倍受打击、屡遭撤职後的深思凝聚而成？同 样，被阮铭所一再盛赞的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谁能说不就 是萌动於他在江西拖拉机厂的钳工台旁？我相信，赵紫阳“六、四”後的被迫赋闲 ，软禁，应会使他更深沉地去品味、思索这架他也曾参与建构过的一元化机器之种 种弊端的。 其实，从五十年代建政初期，中共党内就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发展 资本主义的声音，但转瞬，这个声音就被压制的销声匿迹了。邓小平七十年代末兴 起的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实际就是当年那被阻断了的中共自己的 新民主主义的继续。但是三十年後，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级早已形成，中国人已 不可能再走进同一条河流了。不过，我们并不是不可设想一下：假设当年是由主张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刘少奇来主导中共的建设；假设当年刘少奇、周恩来、 邓子恢的反冒进不致中途夭折；或者，即使其建国方略被否定，但他们还可以为之 辩护、为之宣传；假设当年彭得怀的“万言书”可以见报，对“大跃进”的不同意 见可以展开辩论；假设中共党内可以自由地表达有异於领袖的意见，……等等，等 等，那么中共、中国会是一翻什么样的面貌呢？我看，至少要是中共党内当年真的 认可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得怀等对毛泽东的制约，毛就不可能那样无法无天；而 如果中共真有一套让胡耀邦、赵紫阳、陆定一这些政治改革派直抒胸臆的多元机制 ，邓小平在“六、四”也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同理，倘若今天的中共党内有着譬如 毛泽东反对派在一旁虎视眈眈，那中共大约也不至於象眼下这样通体腐败得一发不 可收拾。 （三）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关於共产党内的多元化与国家政体多元化 的关系，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斯大林镇压党内反对派时说过的一段话倒是很有意思 的。他说，托洛茨基主义“宣布党内有组织政治派别的自由。这就是说，既然党内 有组织政治集团的自由，那么国内也就应当有组织各种政党的自由，即应当实行资 产阶级民主制。可见这是要用‘党内民主’、党内‘制度的改进’的词句做掩护来 承认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直至容许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组织各种政党 的自由。”（一九三零年六月《苏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六十多年过去了，斯大林 当年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成批成批地消灭反对派而欲阻止的多元化，如今 已经在反对派们热血浇灌的大地上成了生机勃勃的现实。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 回顾这段历史，用“螳臂挡车”这个词来比喻斯大林的愚蠢、颟顸，是一点不为过 的。 在延安，当毛泽东面对黄炎培关於共产党怎样才能避免那“百代兴亡朝覆暮 ”般的历史轮回的询问而掷地有声地道“我们只有一个法宝，那就是民主”时，他 不可谓不豪迈；而当邓小平八十年代初，在总结毛泽东一言堂教训而谈到要使民主 制度化法律化以及共产党应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时，他也不可谓不自信。但是，让历 史学家们颇感困惑的是：就这同样一个人，为何转瞬间前者便一巴掌打下几十万右 派；後者则竟敢用坦克血洗长安街呢？ 是的，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窑洞里也确实作了许多未来中国的民主 梦，历史似乎也很难说他们当年起劲地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 领袖”时不真诚。但是以为江山是共产党打出来的，因而它就自然有权利坐江山万 万年，这不又回到历代帝王、绿林草莽的心态上去了么？这不又回到黄炎培先生所 提的老问题上去了么？这哪里又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呢？这就难怪，中共才脱 下延安的土布棉袄没几年，它就几乎又“轮回”到自己当年所豪气干云地反对的“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老路上去了。而且再往深一层看，即使在延安 时代，中共的心目里其实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多元化 的概念。他们脑袋瓜里的社会主义，几乎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文明毫无干系的东西。 因此，尽管他们口中也时常提到“民主”这个词儿，但他们压根儿就不是从多元化 、多党制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民主的，压根儿就从无共产党可以下野的概念，并且还 自以为是地将他们的那一套山大王学说冠之为“马克思主义”。这就难怪乎他们在 五七年一听到本属於现代民主题中应有之意的“轮流坐庄”时，会那么心惊肉跳， 会那么暴跳如雷，会那么反应失态了。其实，任何政党、任何个人，以当然执政者 自居，将政权视为一党一派一己的囊中私物，不容他人觊觎，不管是打着什么漂亮 的旗号，不管是出於“神授”还是“马克思授”，这种制度的惯性在当代都必然要 推动其掌权者从拒绝听反对、乃至不同的声音而走向与人民大众为敌，以至於一步 一步地走到自己也曾拼命反对过的血腥镇压人民的绝路上去。更何况，中共大约至 今还未醒悟：世界上除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文明必须以资本主义文明（物质文明、 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历史前提的马克思主义以外，实际上并无第二种马克思主 义。 如果说，苏联、东欧的巨变意味着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 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经过“十月革命”这一企图省略、 跨越该必然阶段的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又螺旋式地回到其原点的话；如果说，邓小平 的经济改革不过是重新续上当年被毛泽东所阻断了的中共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即 资本主义经济的话，那么，历史在今天还要求中共在政治上也回到它自己当年的新 民主主义的起点：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独裁制。并且积半个 世纪之惨痛教训，不承认任何政党具有天然的“领导”特权，一切依公民的票决行 事。诚然，在真正的多党竞争中，中共也许将成为在野党。但是唯其如此，你们才 或许有可能洗面革心、脱胎换骨如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那样重获新生，才或许有可能 重续并深化你们当年在延安窑洞里那朦胧的素朴的民主理想。 是的，你们会说邓小平在八九年的开枪保住了中共政权，但你们却无法否认 ，就象毛泽东在五七年彻底葬送掉中共的民主理想一样，邓小平在八九年也彻底葬 送掉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表面的胜利下面掩盖着的是如此无法挽回的深重的 历史性的失败，这不正是你们那一元化体制的巨大悲哀吗？ （四） 作为体制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应当自觉地把促进中共党内民主化、多元化作 为自己推进整个中国民主化、多元化总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吸取 自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後，党内外的民主派被中共顽固派各个击破的惨痛教训，我们 一定要以八九民运中的拒绝与党内改革派结盟一事为戒。那种将中共、或中共上层 视为铁板一块，一概排斥的倾向，虽貌似激进、彻底，其实与那种将公开性、合法 性视为民运之唯一选择的倾向一样，均只是一种政治幼稚病。当然，对於党内民主 派的懦弱、动摇、乃至背叛，我们也应当有所警惕，有所批评，必要时甚至有所斗 争；但却不能以此为据不与之结盟。为了战胜强大的专制势力，我们应当最大限度 地孤立、瓦解中共顽固派。因此，对於党内民主派，民运应当采取支持、结盟、促 进、批评这样的策略。不要看江泽民眼下何等踌躇满志，其实历史一再表明，中共 的许多重大的事变往往就是在这些表面的热闹喧哗下面酝酿成熟的。当前，民运应 当紧紧地抓住赵紫阳邓後被继续软禁事件，以中共党规、党法为据，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向中共党内顽固派发起陷其於不仁不义之窘境的“健全党内民主制”攻势 ；充分利用赵紫阳被禁的哀兵效应，让江—李集团的倒行逆施在中共上上下下大失 “党心”，以促使中共党内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於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方向逆转。 可见，既然党内改革派是我们的盟友，既然赵紫阳当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 地决不向民运举起屠刀，那么，对於他们所受到的迫害，体制外民运就当然应义不 容辞地为他们热情呼吁和请愿。从这种意义上说，眼下正严阵以待地准备着“迎接 ”江泽民访美的北美民运团体、民运人士，或许应当考虑象举着魏京生、王丹、陈 子明的肖像那样，也高举着赵紫阳的肖像去抗议那位沾有六四鲜血、踩着赵紫阳而 爬上皇位的当今最大的集权专制头目。□ (完稿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