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杨尚昆书 论“一国两制” 金尧如 杨尚昆先生台鉴： 向如识荆之缘，至以为憾。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作，自抗日救亡始。胜 利後派往台北参与建立中共台湾工委，任常委兼职宣传部长。一九四八年遣调到中 共南方局香港工委新闻战线工作，直至“八九”爱国民运遭暴力镇压乃向党告退。 现已耆年七十有五，避居美国，笔耕糊生。然耿耿此心，爱国爱港，无时或释。这 是你所理解的。 是以闻杨老访港，亲来视察香港於九七回归之後“一国两制”是否真正落实 ，“五十年不变”是否信而有征。回京後可给第三代领导人以指点和策励。这是一 件大事，实为港人所期盼者。我亦借此机会略抒鄙见，以表野叟献曝之忱。 “九七”香港回归前後，中共高层常颂赞今日“洗雪百年民族耻辱”。窃以 为鸦片战後道光皇帝割让香港给英国，是为满清封建王朝统治者之耻，并非我民族 国家之耻。香港经英国殖民者经营一百五十年，从一个渔业小岛发展成现代金融贸 易的国际大城市，屹立於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之林。而我们国家同在一百五十年内， 从满清的封建社会到国民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到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 有哪一个城市从北京、天津到上海、广州，其在经济繁荣和民主自由两个方面居香 港之上？国家整体更不待言。这才是我们民族国家的百年耻辱。 当然，这并非英国人比中国人聪明，或者香港人比上海人聪明。这是一个不 同社会制度产生不同社会进步的问题。正如马克思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所写“论大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两篇雄文中的结论：大不列颠的殖民主义者怀着侵略和掠夺 的目的到印度，但却不自觉地把自由贸易和蒸汽机带进了印度。这就在印度把农业 和手工业的村社制度摧毁了。这就完成了一次最大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又说：英国 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 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所谓“西方的社会”就是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从一百五十 年前起到去年止，英国在香港不也完成了为马克思所说的同样使命吗？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对香港的生存和发展之重要性，实际上周恩来总理五十年 代早已发现。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我们香港工委的宣传和统战两条战线上的负责干 部到北京中央外办开会。陈毅副总理兼外交办主任特别指示廖承志副主任首先传达 周总理四月廿八日在上海关於香港问题的谈话。当时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 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上海工商界人士提出疑问：在香港的私营工商业要不要改造， 何时实行改造。 周总理在座谈会上讲道：“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 也不应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 们是有利的。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 础，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现已收入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 党执政四十年》和《周恩来年谱》等书）。 由此可见，周总理早就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对香港的重大作用，由此可见，“ 一国两制”的发明权不属於邓小平。我於八十年代後期有关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评 论中已经指出。但今天中共中央高层是不记得或不知道周总理五七年的这个谈话， 还是一再强调是邓小平创造性的伟大构想。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的政治造作，违反马 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髓。我希望杨老回京之後向第三代 领导人指正。 我之所以如此重视周总理这席话，因为他第一，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发表 於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的结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欧洲已经是无 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第二他也否定了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 义最高阶段》一书中的结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腐朽垂死的阶段。第三，他实质上 承认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很强的生命力，香港还有很大很长远的发展前途。实行“一 国两制”是中国的必需。第四，他也否定了社会主义必定取代资本主义的论断。因 此社会主义绝不能，也绝不应搬到香港去。如果搬到香港去，周总理说：那一定要 失败。中国的实践证明，马列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必须实行改革开放，那就是 走资本主义之路。香港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基地。 因此，我以为今天如果中共中央确实遵照周总理的思想，真正落实“一国两 制”，让香港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办事，使香港经济进一步繁荣，使香港的自由 和民主进一步发展，使香港继续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先进的和发达的大城市，那 才是真正洗雪百年耻辱。反之，如果香港在回归之後，无论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都 不断倒退，都不如在英国经营管理之时，那才是我们“民族国家的耻辱”。 我在这里不能不指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同言论自由、新闻监督和 民主法制是绝不可分割的。香港回归半年，後三者已明显地在逐步削弱和倒退。这 是香港资本主义经济能否发展的一大隐患，也即：“一国两制”是否能真正落实并 继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杨老是今日中共第一代元老中硕果仅存之一人，谨希望杨老在港能度听民意 ，度听不同意见。回京之後，有以指点并策励中央第三代领导层正确贯彻实施“一 国两制”，以利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利为解决台湾问题而率先垂范。则善莫 大焉！ 此颂 时绥！ 一九九八年元月六日於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