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柱 ——一个丹麦艺术家的人权理念 （丹麦）陈默 一九九七年六·四之夜，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五万五千香港市民举行的六 四烛光悼念集会现场，矗立着一座七米高，由许多被痛苦地扭曲的人体组成的暗色 铜雕——西方艺术家称之为“耻辱柱”，香港同胞冠以“国殇之柱”。 耻辱柱的作者，就是丹麦艺术家，晏斯·伽尔施羽特·克里斯多夫森。 他生於一九五四年，现与其妻和三个孩子住在丹麦中部的奥登塞。其雕塑作 品曾在丹麦、格陵兰、德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展出。最近几年，他更多地 致力於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发生）作为其艺术表达方式。 雕塑的抗议之声 今年三月三十日下午，魏京生在丹麦短暂访问中，於大赦国际丹麦分部，专 门会晤了这位有着良知和人权理念的艺术家。会谈结束後，笔者亲访了他。 克里斯多夫林身材修长，头发卷曲，一身长矶布装扮，不修边幅。如果说安 徒生的童话是沤歌“善和美”的话，那么这位安徒生的同乡的雕塑，则是谴责“恶 ”。提起其雕塑和创意，他侃侃而谈： 通常纪念碑是为了使人回忆“英雄事迹”而立的，但我们创作的雕塑则是为 了巩固人们对某一个耻辱事件的记忆，一个永远也不应当再重演的耻辱事件。一个 “耻辱柱”将被竖立在那有严重侵犯人权的地方。耻辱柱成为一种“诺贝尔侵犯人 权奖”。 雕塑的象征取决於当局的反应：到底是他们将之毁去，将之藏於一边，还是 让它竖立在那里。 奥克拉荷马的首次展出 第一个耻辱柱於一九九六年秋天，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城（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被竖立起来，在那里野蛮的极端右翼分子把一幢政府大楼炸毁，而耻辱柱的目的 是使人们保持对於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及其牺牲者的记忆——在历史中起到一个警 钟的作用。 他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出於以下考虑： 在美国的极端右翼分子以仇恨的言辞滋养了一种极端行为铺路的政治文化。 通过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环境里，而不是第三世界，竖立起第一座耻辱柱，我们抵制 关於我们是如同一个来自富有的那部分的责难者，在虚伪地试图给第三世界上道德 课的说法。 现实中的戏剧 克里斯多夫森的艺术创作不是传统艺术观中的突破或者颠覆界限，在某种程 度上，它们是“保存的”，因为它们被用於保存我们的社会的伦理基础，它们提出 了那基本性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何处去？比如说种族主义在欧洲的盛行，或者我们 能够容忍每年全球有一千三百万儿童死於饥饿和药品匮乏。 他的ＨＡＰＰＥＮＩＧＮ运行得象巨大的戏剧演出。其行为艺术不是在戏院 的舞台上，而是在现实世界的公开舞台上。他的雕塑构成了舞台背景，它们突然在 街头的闹市里出现，并且使得展出开始进行，政治家、媒介和公众被牵入如同演员 。 他创作这些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是独立於政治的、宗教的和经济的兴趣， 不管是穆斯林迫害塞尔维亚人还是反过来都使他厌恶。尽管这个世界千差万别，但 对於侵犯人权的批评标准则是一致的，不管谁是侵犯者，谁是受害者。 人权的意义不仅仅是享受人权，获得人权的人无权推卸为没有人权的人争取 人权的责任。 欧洲最大的艺术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正是基於这个准则，克里斯多夫森在一九九三年所开展的主题为“我的内在 的禽兽”的描述——在欧洲二十个城市里，一个穿着人类衣服的猪雕像，作为正在 发展的种族主义的象征，在各国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该雕像被竖立在荷尔宁、奥 登塞、哥本哈根、奥尔胡斯、斯德哥尔摩、奥斯陆、柏林、波恩、慕尼黑、苏黎世 、日内瓦、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里昂、马赛、巴黎、和马塞罗纳等城市。 联合国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被进行於哥本哈根。在联合国九五年哥本哈根高 峰会议期间，在城市各处，七百五十个（总共十五吨）三岁到九岁小孩一样大小的 玩偶，被系在长凳、栏杆、灯柱、树梢等等之上，宛如童尸布满繁华闹市，让人触 目惊心，极具震撼力。它们象征着每天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万五千个儿童死於饥饿和 药品匮乏。另外还发出一千三百万价值证明，每一个价值证明对应於每一个在一九 九五年死於饥饿和疾病的儿童。 迥异的耻辱柱命运 其实没有完全不同的人权，只有完全不同的政权。 在奥克拉荷马竖立耻辱柱，丹麦艺术家把他们创造的“诺贝尔侵犯人权奖” 之首颁给与自己处於相同文化环境的美国人。我们没有听见美国政府发言人指控丹 麦人带头“反美”，也没有美国人去毁掉这个铜雕并谴责丹麦“干涉美国内政”。 在欧洲各国竖立的人衣猪头像，也没有听见任何有关这个雕像“严重伤害了 某某国人民的感情”的论调，相反，在艺术家和媒介的不断呼吁和推动下，欧盟一 致通过把一九九六年定为“反种族歧视年”。 但是丹麦艺术家至今未能如愿地把这样的耻辱柱送到北京和西藏。跨越九七 後的“国殇之柱”，至今仍被肢解堆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旮旯里，一任风尘蒙 面。那些被肢解、痛苦、扭曲的人体恰如六四冤魂痛苦的呼号——中国政府实际也 在这现实的戏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允许竖起耻辱柱的国家，耻辱就慢慢消失；不准竖立耻辱柱的国家，耻辱就 在那里扎根。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 於哥本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