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党运动不应忽略的两个盲点 张伟国 自王有才等浙江民运人士利用克林顿访华之际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事件发生 以来，到最近联合国人权专员马丽鲁宾逊夫人访华，连续发生山东、武汉、东北、 京、沪等地的民运人士向当局提出要求组党的申请……，在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竟然这么多民运人士在不同的地区里提出相似的组党申请，可以说中国大陆的一 场“组党运动”已然萌芽，并在不久就被提上议事日程。一时间，海外舆论和民运 人士乐观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持续不断的压力和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作用下， 开始了开放党禁的政治体制改革。 到底怎么认识这场将要登场的“组党运动”？ 有人将其解释为江泽民的权力巩固之後，为了争取自己的历史地位而采取的 一种政治改革动作，或者说是中国社会持续二十年的开放改革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的一个必然结果；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见解未免过於一厢情愿，从中国共产党坚持 一党专政的本质来看，目前尚不存在足以逼使中共采取开放党禁压力。 比较接近实际的解释，从积极的层面看，也许是国内外的压力发生了影响、 中共为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政治权力国际公约正在进行的探索性准备，或者是中共内 部主张政治改革的民主力量开始发生作用，或者是中共正式开始学习采用法律手段 来对付民运人士；从消极的角度去观察，中共内部由於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之前的“ 疏忽”，或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当局此举或许就是“引蛇出洞”阳谋的现代版，这 只是等待下一步中共认为合适的时机一网打尽作铺垫。 几年前上海民运人士李国涛等申请组织人权协会被抓并被判处劳教，刘念春 等参与组织劳动同盟的民运人士纷纷被捕，象刘念春甚至劳教期满仍继续遭受关押 ，前不久还有组织独立工会或保障下岗工人权益组织的人士不断遭受迫害的报道， 相比之下，王有才被逮後没有入罪反而暂时获释、除了跨地区串联的长春民运人士 唐元隽遭到拘禁，北京任畹町、上海姚振宪、山东的谢万军和其他多名被拘传的民 运人士相继被拘传，旋即又获释，简直成了一出闹剧。 与此同时，提出组党申请的民运人士，甚至从有些地方当局的官员那里得知 一些结社的具体条件，如要报备章程、成员人数、经费、负责人简历等，眼下中国 大陆提出组党的申请越来越多，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中国 社会的这种变化已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中共是出於何种动机，也不管是自觉的 还是不自觉的，对於中国大陆出现的这种变化，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令投身组党 运动的有志者可以有所作为的。 没有新闻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结社自由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警惕，中国国内的新闻媒体对民运人士连续不断地提出 组党申请，到目前为此还是没有任何报道，实际上是对处於萌芽中的组党运动采取 传统的新闻封锁手段。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後抓了在上 海从事电脑网络工作的林海、《中央日报》应邀赴新疆采访的台湾记者李福钟、美 国ABC 在北京的特约记者刘青燕，以及北京《中国经济时报》编辑施滨海，最近又 驱逐了日本《读卖新闻》特派记者中津幸久……，这一连串的迫害新闻工作者的事 件，不但与被有些人误解的中共可能“容忍”组党申请的表演极不协调，凸显了中 共一贯侵犯人权、钳制舆论的本质，令“江泽民的权力巩固之後，为了争取自己的 历史地位而采取政治改革动作”，或者说“是中共为加入国际公约进行准备”等等 之类的托辞无法自圆其说。 组党运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要看是否有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社会基础，而要 做到这一点，从历史上的和国内外的组党运动经验教训来看－－都离不开新闻自由 ，也就是说没有新闻自由，绝不可能有真正的结社自由和组党运动，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讲，在没有新闻自由的现实情况下，中共有一天如果“真”的批准中国民主党 成立，那也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现有的“民主党派”，对於执政的中共来说，充其 量只是多了一个花瓶而已。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陈子明、王军涛与香港文汇报副总编程翔、驻北京办 事处主任刘锐绍和笔者与当时学生对话团的负责人项小吉、童屹及中国政法大学的 宪法学者陈小平一起在北京饭店有过一次讨论，记得当时谈到，如果学生与政府对 话时，政府在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两个学生提出的要求中只能满足其中一项时，学 生该如何取舍？开始同学们坚持结社自由优先－－确认学生独立组织的合法性，後 来经过互相的交流切磋，才形成了初步的共识：没有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就争取不 到，即使中共可能从权宜之计考虑暂时允诺学生组织有某种合法地位，但等到共产 党认为时机合适的时候，那种组织要被取缔也是易如反掌的。 当然，争取新闻自由和推动结社自由是并行不悖的，并不是说一定要等到新 闻自由实现之後才来展开组党运动，尽管它们两者之间也有相辅相成之处，但人们 在酝酿或推进组党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能忽略对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丝毫的 松懈，任何投身组党运动的人和观察中国大陆政局的人，都不能忽略这一点。 王有才等公开宣布筹组中国民主党，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对中共的一党 专政空前的公开挑战，而且把矛头直指中共极权独裁的要害，从已经获得的反响看 ，其轰动效应是不容置疑的的，不但国内民运纷起响应，海外各界也分头行动，不 但在舆论上进行声援，并且也有组织和个人在经济或其他方面展开了援助行动，… …一时间，近年来处於低谷状态的中国民主运动，出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小高潮。 然而，民主政治的发展不能仅仅满足於追求这种轰动效应，更加需要一种实 质意义上的突破或推进。冲破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固然需要超凡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但是，如果事前没有扎实的准备、周详的计划，就一哄而起，难免有失之“盲动 ”之虞；反之，如果对此反应不够敏锐，当断不断，也可能错失千载难逢的良机。 不过目前令人担忧的现状是以前者为主。 推进结社自由：高处着眼，从低处着手 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是非常严峻的，中共执政将近半个世纪，虽然在开放改 革以後社会活动空间有所增加，其一党专政的严密程度也是众所周知的，对於任何 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追求，除了勇往直前的献身精神和勇气外，在整个运作过程中 也迫切需要注意策略技巧的运用。 王有才等宣布组建民主党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他们的海内外同志和朋友也 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在把握时机方面是否恰到好处？有人认为王有才的 举动违反了部分民运人士“广交友，缓结社”的共识，对目前中国大陆社会的形势 是否已经到了组建反对党的阶段，人们显然存在着不同的判断。现在既然组党的旗 帜已经打出来了，而且在客观上也为拓展中国大陆的政治空间创造了条件（如山东 、武汉的民政部门所透露的中共关於结社的四项条件），眼下的当务之急除了继续 支持声援筹建民主党的各种行动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对已有的空间条件要善於“用 足用活”。 海内外民运人士和组织，与其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组建民主党的活动中来， 何不乘着现有的时机，在更加广泛的范围里推动各种类型的结社活动，如把下岗工 人联合起来成立保障工人权益的组织；在进入城市工作的盲流人口中建立何种维护 其自身利益的组织；在各类企业中成立独立工会；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成立免受 官方控制的各类组织；在农村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甚至在现有的准官方的社团组 织中培育其独立意识和唤醒其团体利益，以及积极发展跨地区跨行（专）业组织之 间的横向联系与合作，以寻求对现有体制的新的突破点，等等。从事这样的一些活 动，相对而言比组建反对党的难度要低一些，同时也更加贴近社会基层贴近人民群 众，当这些组织发达到相当程度以後，也为建立各种反对党建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 社会基础。 换句话来讲，结社自由运动的范围非常广阔，组建反对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虽然它是结社自由的一个核心标志，但争取的过程也往往倍加艰辛，不可能一步 到位。面对中国大陆社会的现实政治环境，有识之士和各个民运组织需要在战略上 “从高处着眼”－－确定建立反对党建设民主政治的明确目标；在战术上“从低处 着手”－－要先难後易，循序渐进，从一党专政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广泛发展组建 反对党的社会基础，实际上也就是为民主党的建立成功创造广阔的“根据地”。 中国大陆社会在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长期毒化之下，屡次群众运动留下的後遗 症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一哄而起”，中共半个世纪执政在这方面的缺失是非常明显 的，这方面的教训是所有从事结社自由的活动人士需要借鉴和警惕的，尤其是在目 前阶段要切忌一哄而起的组建反对党！如果海内外民主运动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在 组建民主党的活动中，摆出一个与中共决一雌雄的架式，至少在策略上是有欠成熟 的，这不但有可能使组建反对党运动脱离社会、脱离人民，客观上也把所有反对力 量给集中暴露出来了，如同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极大的增加了为中 共一网打尽的风险。 现代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多元社会的政治，“结社自由”，除了组建反对 党，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做也需要做，王有才等国内民运人士组建民主党的行 动，拓展了现实政治的光谱，客观上为其他各种类型的结社活动争取到新的社会政 治空间，如果说，组建民主党之类的反对党对於中共的一党专政是具有突破性的试 探，那么更加广泛的结社自由运动就是对民主政治具有建设性的积累。此时如果能 够善用这些条件和各种资源，从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扎扎实实地推进各种各 样的结社活动，就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组建反对党的行动将在中国大陆获得实 质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