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开创性力作 ——喜读郭罗基新著《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感言 （北京离休老干部）逯茵 要改变中国现状 就得批判共产党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下午，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听了邓小平代表党 中央所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其中，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形成极大反 差的两条：一条是他反复强调的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他定为“反革命”性 质的上海一个民主组织提出的“坚持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为什么这两条 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呢？因为，我对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反感，关於这一 点，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得异常明确：“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 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而我对“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这个口号格外赞赏 ，因为，只有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极左路线，才能从 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多灾多难的命运。 对一个共产党来说，这种想法十分可怕。因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三 个光环仍旧罩在党的身上。虽然党犯的一次又一次大得可怕的错误，给这三个光环 泼了一层又一层污泥浊水，使光环黯然无光，以至面目全非，但党从来没有说过自 己什么时候已经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了，谁敢提出哪怕一点异议呢？更谈不到 对党进行什么批判了。不止此也，党还在继续为这三个光环涂脂抹粉！ 一九七九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提交了一份书面工作报告，郭罗基的书中引用了报告中叙述的“文革”期间判 处的反革命案件冤假错案的比例较大之後，写道：“不经过法院而由共产党党委定 案的‘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 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恐怕百分之百是冤、假、错 案。多少人含冤终身，离开了人间”。接着又引了江华报告中的两句话：“我们今 天复查纠正冤、假、错案，正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说明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的优越。”作者对中国共产党这种犯了错误仿佛与己无关，一旦纠正了错误，就立 即归功於自己的恶劣作风做了批判：“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怎样制造 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未置一词；而蒙冤的无辜者的鲜血又成了炫耀‘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的油彩。” 可见，对共产党，只能继续歌颂它的“伟大、光荣、正确”，对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也只能继续歌颂它的优越性，怎能允许批判？谁要批判共产党，岂能不当 反革命？所以，我这种想法，即使对家里人的亲人和友中的知己，也从未作一丝一 毫的透露。而以後的实践证明，我的想法完全正确。 一九七九年初，遵循实现了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精神，根据党中 央决定，由胡耀邦主持的规格空前高、规模空前大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在党内生活了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还有几 位百年之後会尊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他们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没有辜负人民 的期望，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在迷信横行、禁区林立的学术理论领域进行了势如 破竹的拨乱返正斗争。与会者集中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了 以《五一六通知》为纲领性文件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批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左倾路线。使这次会形成了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成绩辉煌、意义非凡的会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 “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如果 按照这个标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先进分子不是“多一点”，而是绝大多数， 占了绝对优势。可是党内这些“先进分子”，对促进党在理论占线的大转折做出突 出贡献的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命运如何呢？ 由於反映会议实况的简报，不断发给党内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很快就受到 那些头脑保守、思想僵化的党内高层人士的恶毒污蔑和放肆攻击，使得与会者受到 极大的政治压力，仿佛这次会议犯了弥天大罪似的。 这充分说明，党的上层那股积重难返的左的势力同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理论务 虚会，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这也就触及邓小平那根在政治上异常保守的神经 ，对成绩如此突出的务虚会做了非常低调的评价，却大讲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实质上还是要坚持过去那套在政治上左的东西。而且大批“反革命”，大批在 广大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值得党严重注意的情绪和要求。尤其难以容忍的是，好像邓 小平批判的所谓“反动的”、“反革命的”现象与理论务虚会有什么关系似的。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果然，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之後，当时新任刚成立的 社会科学院院长，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报告的起草人胡乔木谈起这次会 议时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们同那些自由化人物，“从此分道杨镳了”。原来 如此：他们和“凡是派”走到一条道上去了！这就难怪，为什么以後在党的领导人 的讲话中也好，在党的内部或公开的文件中也好，绝口不再提理论工作务虚会了。 显然，在邓小平看来，理论务虚会对党的重大错误的批判，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 则”的，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以及毛泽东 制定和坚持的那条左倾路线，倒好象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似的。因此，怎能再提 自由化人物得势、“凡是派”受压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呢？他们是企图把这次会议从 党的历史上彻底抹掉，也期望人们永远把这次会议忘掉。 从此，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共产党继续实行封建政治，坚持个人独裁，广大 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继续处於被压制、受奴役的地位。接着就批判白桦的《苦 恋》，批判周杨的异化论，批判什么精神污染，批判形形色色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 化。深得党心、民心，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张宽松并有效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 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也相继被迫下台。最後，由於反对“自由化”不力而 去职的胡耀邦的逝世引发规模空前的学潮。在学潮中，广大学生以及支持学生的人 民群众是那样欢欣鼓舞，而党中央的领导却如此惊慌失措，说明党已极大地脱离了 群众，党已完全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了。邓小平眼看党的封建专制和自己的独裁 统治受到了挑战和威胁，感到批判的武器已经失灵，於是干脆改用武器的批判，酿 成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血案。 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用革命词句伪装起来 的“坚持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贯宣扬自己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一旦需要，就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的生命来为维护自己的专 横统治服务了。这就是说，不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不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维护封建专制、个人独裁的理论揭破，不改变共产党 在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就不能把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从精神桎梏中解放 出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应当受到批判，还因为她的领袖人物，比如毛泽东和邓小 平，不管他们犯了多大错误，从来不做像样自我批评。“三年困难”是“人祸”所 致，毛泽东是祸首，可他的自我批准只有四个字：“我有责任”。一九五七年，作 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是领导反右派运动的毛泽东的主要副手，他的自我批评同样 是四个字：“我有责任”。他们犯的错误是如此骇人听闻（三年困难中，饿死的人 至少有两千万以上；反右派运动中，把五十五万共过患难的朋友，辛苦工作的干部 ，忠心耿耿的党员，突然打成人民的敌人，使他们蒙冤受难二十余年），而他们的 自我批评都这样轻描淡写。“自古君主不认错”，说明他们维护“君王”的尊严是 何等的负责任，而对党、对国、对人民的切身利益又是何等的不负责任！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提出党应该具有三大作风 ，之一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而这一作风，在全国解放之後，用毛泽东的口气 说，那就是被“全部、干净、彻底地”丢得不知去向了。执政以後的中国共产党一 下子变得骄横不可一世，只能它批评别人，容不得任何人批评它；只能它监督别人 ，不允许任何人监督它。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他的领袖毛泽东，成了中国历史上最 具权威、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独裁者。这一点尽人皆知，高层人物体会尤深。中国 十大元帅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就对他的义女戴晴 说过：“只要有这人（毛）在，一切反抗都是自取灭亡。” 马克思说过，“历史大约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女神。”的确，历史 往往会捉弄人。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引用了一句古话 “人莫予毒”，批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且以轻蔑的口气说，“那不过是封建主 的老戏法”。可是，曾几何时，也不过十来年，批评蒋介石“独裁”的毛泽东，自 己也“独裁”起来，而且文网之密、言网之紧，尤远过之；毛泽东曾经认为，“人 莫予毒”，“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结果，他自己又成了更加“人莫予毒”的 更大的“封建主”了。 中国共产党恐怕是世界上以及历史上最大的组织全国性批判运动的政党了， 对它认为错误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思想、言论，持续几十年地进行了“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式的批判，而且，被批判者总是立即就被“批倒”、“批臭”，有的 甚至被“批死”。因为，这种批判，虽然不能“以理服人”，却绝对可以“以势压 人”。那么，这么多的批判运动，有哪些次，不，有哪一次是批对了的呢？这好象 “闻所未闻”。仅此一一端，中国人民“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数之众肯定是“旷 古绝今”。“物极必反”，千百万吃共产党批判之苦的人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能不起而批判共产党的这种暴政吗？ 本书作者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所谓“怕处有鬼”， 共产党就特别害怕这“启蒙”二字，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把人民“蒙蔽”的太久了 ，人民一旦常情，不受“蒙蔽”，共产党的统治就面临垮台的危险。这启蒙的一个 重要方法，就是批判中国共产党，扯掉那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变色，尔後完全 变了质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光环，剥去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呀，“没 有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发展中国”呀，“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呀，以 及对於中国的人权状况“人民是满意的”呀，等等的伪装。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这是本世纪初孙中山的预 言。二战之前，特别是二战之後，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成了世界潮流，以後代之而 起的是这些国家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世界潮流。专制和独裁的苏联及东欧的 社会主义国家已被这股潮流席卷而去。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都放弃了独裁和专制， 开放了党禁和报禁，沿着民主化的道路在前进，中国共产党如果仍然要“逆”这股 潮流，维持自己的专制与独裁，前途决不会美妙的。 中国共产党是个庞然大物，不仅有多年积累的坚持专制和独裁的经验，而且 还有不少“拥护”它的统治的“顺民”，要改变这种现状谈何容易。但是对它时行 批判也就是对人民进行“启蒙”的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最近，我在海外反复读了由郭罗基撰写、香港民主大学出版的批判中国共产 党的精采著作《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海外出版的类似的文章和书籍，我也读过一 些，但像读到如此全面、如此具体、如此深刻、如此生动而又如此具有说服力的批 判中国共产党的著作，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所以我的文章的标题才是《彻底批 判中国共产党的开创性力作》。古人云：“纸墨之寿，永於千金，”在彻底批判中 国共产党这方面，郭罗基这本著作不但功不可没，而且将功垂青史。 中国共产党是扼杀人民个性的刽子手 一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各种鲜明的个性，是这个国家独立强大的精神基础，也 是这个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源泉。英国哲学家穆勒说过：“什么时 候一个民族会停滞不前呢？当人民中的个性陷於消灭的时候。”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中国“人民中的个性”正面临“陷於消灭”的威胁。这是因为“人民中的个性” 的存在和发展，也威胁着共产党独 统治的缘故。 当代科学巨大爱因斯坦谈到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作用时写道：“因为，由於 他（指知识分子——引者注）受过特殊的训练，他对舆论的形成能够发挥特别强大 的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力图把我们引向独裁政治的人们，特别热衷於恫 吓知识分子，并封住他们的嘴。”这是对世界上一种政治历史现象的准确的概括。 回顾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就是主要恫吓、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吗？ 不也收到“封住他们的嘴”的奇效了吗？不也在知识分子中“接着”了大批至少在 表面上顺从和支持独裁的奴隶了吗？不也“培养”了众多的“东风大向东风，西风 大向西风”的“风派”人物吗？不过，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总的说，听到的是“ 东风狂啸，”难得感到“西风吹拂”，因此，“风派”人物，实质上也就是支持独 裁统治的“两面派”人物。郭罗基这本著作就刻划这类典型，一个是Ｓ教授，一个 是Ｌ副教授。 Ｓ教授与郭罗基在北大和南大“长期共事，相知颇深”，而这位Ｓ教授是“ 运动一来，他就深刻检讨，而且还要揭发我；运动过了，照样发怪论，又是好朋友 。如是者再三。”在发生‘六四’血案以後，Ｓ教授更成了批评郭罗基的积极分子 ，因而更受信任，“经常应召进京，参与各种批判文章的写作。” Ｌ副教授则又不同。郭罗基从北大“发配”到南大以後，Ｌ副教授是党小组 长，郭受到了保护。书中写道：“一九八六年，我被选为‘优秀党员’就是他提名 的。在一次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新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为我仗义执言，要求取消 对我的不公正待遇。韩培新还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党员重新登记期间，一 次，Ｌ副教授同郭罗基，还有另一个党员聊天，他说：“现在支部里只有我们三个 人能谈谈心了”，还动情地说：“这个党员当得有什么意思？我和老婆半夜醒来一 起商量，不当党员了。後来一想，家里有老人孩子，不行。”关於郭罗基的登记问 题，他肯定地说：“支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保证”。可後来“保证”了没 有呢？书中写道：“过去，他因支持我而为领导不喜欢。他估计，中国的现状还能 维持二十年，二十年一过，自己的一生也完了，所以决定‘转弯子’。第一天的会 议上，他在发言中说：‘你既然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自己提出来不要做党员 了’。”以後，领导就“喜欢”他了，於是，“好处”接踵而至：提了教授，当了 哲学系副主任，拿了“特殊津贴”。在大陆，只要“顺”了独裁统治，既可得名， 又能获利。知识分子能抵得住这种诱惑的，自然就不多了。 Ｓ教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讲的话也好，Ｌ副教授在党员登记中“转弯子”以 後讲的话也好，都是假话。也许有人说，如果不敢讲真话，起码不要讲假话，可以 不讲话嘛！不，作者的亲身体验是，在中国“没有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讲话的自 由。”人们在既不敢讲真话，又不能不讲话的形势下，只能讲假话了。从来如此， “文革”尤甚。因此，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办公室里说假说，走在路上说笑话， 回到家里说真话。” 在“六四平暴”的“枪声血影”的“恫吓”中，中国大地上又卷起了一股说 假话的浪潮，也就是扼杀和扭曲人性的浪潮。书中对这种现象的批判言简意赅，恰 中要害：“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善於开展表态运动来获得人民的支持 。表态运动往往是说谎运动”；“‘六四’以後，对‘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一片拥 护声，也是大规模的说谎运动。人们用谎言来迎合政府，保护自己”；“中国知识 分子中的许多人加入了说谎运动，玷污了知识，辱没了人格。曾经激昂慷慨地谴责 政府不民主的人，枪声一响，又对不民主的政府表示拥护了。人民的沉默、容忍， 以至‘拥护’，是不民主的政府存在的条件”；“因为政府太坏，逼得人民不敢讲 真话；正因为人民不敢讲真话，政府就可以坏下去。” 建国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知 识分子出於保护自己的目的，不敢讲真话，只能讲假话，是同党对他们的思想改造 分不开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因反对戒严下台的李慎之，作过一篇悼念 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文章，题为《先辈仪型在》，其中写道：“用叶浅予先生悟 道有得之後所作的概括就是：所谓思想改造的目标，就是要改到人人能自觉说假话 ，结果当然是人心大坏。”叶先生这话，已不是“谈言微中”，应是“谈言狠中” 了。 思想改造的最普遍最经常的形式，就是学习中共中央的文件，学习党的领导 人的著作和讲话，学习中央党报、党刊的重要评论和文章，然後座谈心得体会。这 就使广大知识分子逐步摸清了党的精神，也逐步学会了按照党的精神发表意见的本 领，不管这意见是他同意还是反对，因此，这种本领也就是说假话的本领。 这种思想改造，对於许多有良知、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强制的，是痛 苦的。原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党委千家驹，在他写的《七十年的经历》 一书中举了一个例证：“农工民主党中央有个干部张云川，被划为右派，後得癌症 离世。临终之前，有位朋友去看他，他说‘癌症也有两重性，有坏的一面，也有好 的一面。癌症可以致命，这当然是坏事，但生了癌症，可以不参加民主党派学习， 这又是好事了。’”足见，思想改造对他强制和使他痛苦的程度了。古人说：“所 恶有甚於死者”，思想改造对於知识分子来说，有以近之。 这种被改造的痛苦，连当代两位文学大师：巴金和茅盾，也难幸免。 “文革”中，巴金被赶进牛棚，像他在《随想录》中所写的：“任何人都可 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当时，他和老伴萧珊早晨起来说的一句话就是“日 子难过啊！”其实“日子难过”，不正是几十年来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 从批《武训传》开始，批胡适、批俞平伯、批胡风、批马寅初、批杨宪珍、批孙治 方、批翦伯赞、批丁（玲）陈（企霞）、批白专道路、批“三名三高”、批“大、 洋、古”，不管是受冤枉挨批的，还是说假话批人的，只要这人良知未泯，“日子 ”能不“难过”？ 茅盾则又是一种痛苦的情形，文学博士沈卫威写的《艰辛的人生——茅盾传 》中说：“许多人因不敢对外说话而对内——在日记中向自己说。而茅盾的日记中 ，同样封闭了自我。……六十七本日记，基本上都是‘起居记’式的，流水帐式的 ……很少有自我对话，当然，没有思想外露，不正是体现着一种不敢外露思想的心 态吗？没有自我对话的下面，不正是有‘潜对话’，说明他不敢说话。这首先是不 具备‘外在的自由’所造成的，以致也失去了‘内心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成功”，是同它伪装自己成功相一致的当然， 这种伪装成功得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特别 是消灭国民党反对统治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人民中、也在知识分 子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另一个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在给予 民主党派人士和著名的知识分子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及物质待遇的同时，发动一次又 一次政治运动，以慑服那些敢於向党提出这样、那样意见的人。开始，他们还没有 发现伪装，当以後发现时，又不敢揭露这种伪装了。像爱因斯坦指出的，在共产党 的“恫吓”中，“封住”了自己的“嘴”。但在党内，也有人指出这过这种伪装现 象。五十年代，由於批评俞平伯，得到毛泽东的表扬而与李希凡同时出了名的兰翎 ，八十年代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批评说，现在，社会上风行打假，这当然是必要 的，但是，人们忽略了一种危害更大的假货，这就是有人不断宣传的假马克思主义 。据说，他的发言，获得一片掌声。邓小平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这类东西， 共产党及其喉舌成年累月向人灌输的也是这类货色。比如，明明是要求民主的群众 ，偏偏说是“反革命暴徒”；明明是政治犯、言论犯、思想犯，偏偏要说成企图颠 覆政府的刑事犯；明明是封建主义专制，偏偏说是社会主义民主；明明是对人民作 威作福的老爷，偏偏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明明是一块橡皮图章，偏偏 说是最高权力机关；把郭罗基调到南京明明是对待不同意见者的惩罚，偏偏要说成 是“正常调动”、“工作需要”，还有，明明是既符合实际、又反映民意的正确观 点，偏偏被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等。 因此，在中国是下面说假说，上面也说假话。下面说假话，是为了迎合上面 的假话，保护自己的安全；上面哲学下面的假话，是因为获得下面的支持，有利於 维护自己的统治。孟子曾提醒梁惠王：“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可这“上下作假 ”，国又会怎么样呢？能不让人担心？ 具大勇气、富大智慧、兼大手笔的郭罗基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有坚持讲真话，决不讲假知，宁可自己掉头， 不向暴力低头的不屈不挠的可钦可敬的人物，像辽宁的张志新、北京的遇罗克、上 海的王申酉、吉林的史云峰等等。不过，他们或者是小干部，或者是大学生罢了。 在很有名气、甚有地位的大知识分子中，也有顶住横逆，决不低头的人物， 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著名哲学家梁漱溟。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阐述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是 对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本来应受重奖，却遭到中国共产党错误的荒唐 的批判。他正气凛然，毫不示弱地表示：“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 刀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曾有一位中共领导人劝马老不要坚持下去，检 讨一下便过关了。马老的回答是：“我决不检讨，决不承认错误。我要为北大学生 树立一个好榜样，我要为真理而斗，决不屈服於暴力”。这是何等高的气节，何等 大的气魄！就这样，马老一直坚持到给他平反的那一天。主张和支持批判他的中央 领导人一个个死去了，他活到百岁高龄，这不是“不富贵，亦寿考”应是“大气魄 ，亦寿考”了。 “文革”期间，批林批孔高潮中，梁漱溟表示“林可以批，孔我不能批”。 於是，全国政协开了好几次座谈会，对他进行批判，他的反映是：“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也。” 在中国共产党的暴政面前，两位老人为了坚持真理，表现的这种矢志不移、 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人民的骄傲。 尤其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还有一位名人，就是本书作者郭罗基。 郭罗基是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的无锡少年地下党员，上过国民学城防司讼部 的黑名单。一九五五年，进北京大学读历史系，後留校任教。“文革”中，由於反 对聂元梓，批评“军宣队”、“工宣队”而受到打击迫害。一九七七年当选为北京 市人民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破天荒地开创了敢於批评领导人，敢於投反 对票的新风气，而且惊动了当时的“英明领袖”华国锋，立即发出指示：“一定要 把他压下去！”为了把一位发表了不同意见的人间代表“压下去”，大会居然延长 了五天。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不同政见是何等害怕；也可见，所谓树立机关又是多 么虚弱，真正是橡皮图章一个。 以後，郭罗基又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先後发表了两篇影响很大 的文章，一篇是《谁之罪》，另一篇是《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就触怒了“ 今上”，於是，决定将郭罗基调出北京。 由於遭到北京理论界、新闻界、教育界，特别是北大的广大师生强烈反对， 调令始终未能执行。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郭罗基《要认真 杜绝个人崇拜》一文，上面认为此文“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由中宣部向全国 发出文件，批评了文章作者和《人民日报》。於是，报社和出版社将他的文章和著 作纷纷退稿。 一九八二年初，邓小平亲自发话：“我说了两年了，郭罗基为什么还不走？ ”又说：“叫郭罗基去南京，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 公职。”这样，郭罗基一家终於被悲壮地而又凄清地“发配”往南京了，我所以说 “凄清”，是因为，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讨论之後，郭罗基结交了那么多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的朋友，可离京之时，竟没有一个人敢去车站送行。这当然不能说明朋 友们绝情，而只能说明人个独裁的暴政在人际关系中形成的气氛是何等的恐怖和无 情。 郭罗基被调到南京大学当了哲学系的一名教员。虽然遭了这等惩罚，郭罗基 还在坚持他那倔强的个性。李白有诗云：“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这样的“ 君子”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并不稀罕，甚至可以说极其普遍。他们公开大讲假话，往 往是为了掩盖不敢暴露的真“心”。郭罗基最难能可贵的是，不担“不改心”，而 且“不改行”。他仍然坚持“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对共产党的错误坚持批评 的立场，这当然继续不能为党所容。因此，郭罗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一位最出类 拔萃的、人们难与比并的伟大的君子。一九八四年的整党中，没能通过登记，被“ 挂”了起来，就是很自然的的。到了“六四”镇压後，他更“不改心”，尤“不改 行”，使他同党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此文的题目是《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开创性力作》，郭罗基在同党的错误 的斗争中不断出现这类“开创性”。 此如，一九八三年，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在党的二 中全会上，说“郭罗基是‘三种人’的标兵”。还派人来南京，传达中央指示，要 郭罗基检讨，遭郭罗基拒绝。到一九八八年，北大给他的结论做出来了，没有一条 证明郭是“三种人”的根据，他立即提出控告，要求“对诬陷诽谤者邓立群予以制 裁”，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来的人面对以如此严正不苟的态度对待党的领导人的 错误指责，能不认为具有“开创性”？ 又如，“六四”之後，即将开始党员重新登记，有人希望郭罗基带头贴出“ 退党声明”，还说会有十几个人跟上，郭罗基不同意，说：“如果我不是党员，现 在决不参加这个党；既然我是党员，现在决不退出这个党。”因为，他认为，孙悟 空还要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才好发挥作用。已经在共产党的肚子里的孙悟空，为 什么要自动退出呢？但是，当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找他谈话，要他谈谈“对重大政 治问题的看法”时，他的回答竟如此是非分明，截铁斩钉：“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是坚持封建主义专制化，‘六四’事件的性质是镇压人民；‘党员重新登记’ 违反了党章，这就我的三点看法。”一个不愿退党的共产党员，在党员重新登记这 个当口，却旗帜鲜明地不与党中央的错误保持一致，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无畏勇气和坚定精神，能不觉得它有“开创性”？ 再如，即将将斗争引向深入，又得小心保护自己，郭罗基把自己所受种种政 治迫害诉诸法律，状告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政府。按照法律诉讼程序，依次、分 别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江苏省高级法院，以至北京最高法院递交了起诉书、上诉书 、申诉书。他告的是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大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洪、 以及南大党委书记韩星臣。这些诉状具体地、深刻地、全面地揭露、控诉、批判了 共产党及其政府残酷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的暴政。不过，它与一般的诉状绝对不同， 它是一篇讨伐缴文，但又不能把它看成反共文章，因为它又是名副其实的诉状。因 此，南京中级法院和江苏高级法院，不得不依法接待，而且态度友善。共产党统治 的中国，居然出现了共产党员状告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现象。 要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同共产党的错误路线作斗争，既要有大勇气，更要有 大智慧郭罗基就是二者兼备的大知识分子。他的大智慧的突出表现：根本原则是必 须坚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合法斗争；主要方法是依法起诉迫害他的头头脑脑 们。斗争结果，收效甚宏，使得受害他的人一筹莫展，十分狼狈，百般尴尬。 郭罗基从他的切身体验中懂得，要使人民得到法律的保护，人民就要奋起护 法。书中写道： “共产党不守法，政府不守法，法院不执法，怎么办？人民起来护法…… 列宁讲过一句大实话：‘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写了好几张纸，也还要纸。列宁又提问：‘真正承认这些权 利的保证在哪里呢？’中国正为这个问题而困惑，列宁自问自答：‘在於人民中意 识到并且善於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的力量。’中国的问题就在人民如何意识到， 如何显示力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首先是人民保证宪法的实施，然後才是宪法赋 予人民以权利；首先是人民护法，然後才是法护人民。列宁不过是讲出了法制国家 在现实生活中公认的常识。法制国家的政治家们也不是天生守法、乐意守法的，恰 恰相反，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逃法、枉法、违法，但人民不答应。尼克松在‘水 门事件’被揭露以後，陷入四面楚歌，抗议的电报如雪片飞来，批评的电话常铃声 不断，报纸谴责，国会弹劾，这个总统怎么当？只好下台。被美国人民唾弃的尼克 松成国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朋友。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谈话时说：‘水门事 件’不就是两盒录音磁带的事吗？有什么也不得？在中国，再大的事也没有什么也 不得。毛泽东的幽默是以人治的标准去奚落法治。反之，如果以法治的标准衡量人 治，中国的问题恰恰出在破坏了法制也没有什么也不得。人民护法运动就是要解决 这个问题：破坏法治在领导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得，人民要让他知道不得了”。 书中鼓励人民开展护法运动说：“人民护法运动是平静的、持久的历史运动 ，……人民将在护法运动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不是像按长官意志开展的‘普法教育 ’那样，人民只是消极地接受灌输。人民自身当然要守法，更重要的敢於手持法律 去与党和政府论理。法律只能制裁坏人，必须保护好人；决不允许纵容坏人，伤害 好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苦诉苦，有冤申冤，到法律去起诉、上诉、申诉，状 告政府，状告共产党。” 近二十万言的郭著，叙议交织，情理交融，极具吸引人、感动人、启发人、 说服人的力量。在读的过程中，我多次动容，几番落泪。全书不仅正气凛然，而且 思想灿然又加文采焕发，真是美不胜收，摘不胜摘。我劝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关心中国人民命运的人们都去读一读这本书吧，它一定对您多有启益，使您大有收 获的。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