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中的朝野关系 ——在纪念波兰园桌会议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戴 晴 一九八九年春天，北京表面上是平静的。 “党／国”与社会的对立虽然已经存在，尚不如今天这样紧张。邓小平（th e Red Emperor）之下党内两派的斗争，却已经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比较开明的前总书记——他在党内纷争中遭到除名——胡耀邦突 然去世。他的死成了打破表面平静，成为民众发泄普遍不满，希望改革快速推进的 契机。 这时候，五十五名波兰园桌会议代表刚刚达成协议正筹备第一个“通过民主 产生的非共产党政府”。中国党内的两派注意到了事态的发展；正掌权的改革派希 望局面得以控制，他们的对手，控制军队的顽固派，则暗暗希望事情闹大让他们下 台。 那年的春天，可以说，相当多的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统治依旧有一定信赖，对 共产党的改革依旧怀着一线希望。改革与开放的确给普通人带来一些可见的利益， 但是，由於对自己的合法性信心不足的共产党，改革中依旧坚持严格控制舆论和陈 词滥调灌输，失去了与民众沟通，取得民众对改革的理解的机会。 四月十五日，学生们走上街头。在後来的七个星期里，中国民主化的努力， 走完了动员——激进化——两极——流血冲突——重新压制一系列过程。十年缓慢 改革为中国民间争得的有限空间，在军车的呼啸声中丧失殆尽。而接下来的以“讨 好军方、压制自由派”为特色的“市场化改革”（market orintation reform）， 直接导致了今天的腐败与社会不公正。 那么，在这七个星期里，究竟有没有可能通过协商而将局面控制住，从而使 得中国的改革向有利於自由民主方向转化？ 答案是“有。还不止一次。” 第一阶段： 四月十五日到二十六日，最初的十天，当时赵负责处理学生事务，当局态度 是前所未有的克制。如果事情结束在这里，就民众向极权制度求得空间而言，可以 说取得一定成就。 第二阶段：赵偶然出访。 强硬派乘机按照自己方式处置：就是那个充满共产党恫吓与说教的“４－２ ６”社论。 一方面被这类改革中已经有点陌生了的语调进所激怒；另一方面，容易地得 到的“街头上的权力”及在人群中的安全感；再加上北京市民的喝彩和世界传媒的 关注，学生再度强硬起来。这就是“４－２７”（十五万学生，一百万市民，海外 留学生）大游行。这一回，从学生方面而言：是有秩序的，要求也是温和的。政府 方面：没有镇压。 四月二十九日，统战部的官员主动邀请“自由派份子”开会，肯定“学生的 爱国精神”及“党所经受了的民主考验”——改革派认为自己所主张的温和的措施 取得了成功。学生方面也取得了巨大就，因为他们要求的“自己的报纸”获得了当 局认可。这是可以成为迈向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重要的一步，可惜他们没有明 白这一点，没有将它以文字形式巩固下来。 第三阶段：赵回北京 学生要求再度升级，提出“对话”，并且“直播”。这意味着当局对学生组 织的承认。而自发的学生组织的合法化，意味着“国家／社会关系根本变化的开端 ”，是改革进展的极大的一步，再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改革派无法作到。 赵冒极大风险，在他认为可能的领域作出回应。一时他所作的两次否定强硬 派的讲话：一是对於“５－４”游行仍然坚持不镇压，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尽量 回应： １）“反腐败、反官倒”——“干部子弟不许经商，从我的儿子查起。” ２）“新闻自由”——同意新闻界提出“新闻法”出台程序；同意著名“自 由派”言论公开发表。 由於当局所采取这样的态度，学生宣布停止罢课（除了两所大学），社会秩 序基本恢复。 第四阶段：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这样的局面下学生反而使事态再 度升级，而且使用极端手段——绝食。 从十三日到十七日，激进派领袖坚持当局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以年轻的生命 作赌注，绝不退让。最後，到了五月十七日，绝食的第五天，赵——其实也是邓小 平——作出最後努力，代表政治局五常委，提出了可以作出的退让。学生不作反应 。 五月十八日，最强硬派李鹏出面阐述政府可能的让步，学生竟以更加强硬甚 至无礼的态度予以回击。更有甚者，这样的当口，著名的、享有“自由派领头人物 ”声望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知道他们是受了错误信息的推动——发表了一篇措 辞最强烈的宣言：“打倒个人独裁，结束老人统治。” 保守派有足够“无可再让”的理由，当局决定采取严厉手段——戒严。 第五阶段： 从戒严到最後的武装镇压，有将近两周时间，示威者本有多次机会撤离—— 虽然没有取得大成就，但也没有大损失，体面也尚能维持。但运动实际上已经失控 。众多的组织在这时成立，有些学生和工人组织甚至打算以“团结”为自己命名。 激进的领袖在揣度当局意向、筹划自己未来的同时，只以高度感情化的讲话，对继 续留在广场上的人火上浇油。 到六月二日，当邓朴方的代表尽最後的努力劝说“主动撤离”，他将尽量说 明他的父亲避免使用武力，竟也未能奏效。 到六月三日，坦克开进广场，温和的参与者出面与清场部队达成不要限时无 条件撤离的“城下之盟”，运动的领袖们得到帮助逃离。 这是“中国二十世纪政治史上最悲惨的一天”。 如果十年前北京的抗议运动不是突发的，而是像波兰那样有了长年的、持续 不断的低抗活动和组织，瓦文萨、米奇尼克和库龙那样的领袖人物，本可以在上面 说的任何一个关键时刻达成对中国的自由化有利的协议。但实际情况是，与东欧国 家不同，中国不曾经历过民主；也没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传统。在过去四十年内，不 但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私有制才刚刚恢复，中国从来没有过“团结工会”式的组 织；中国的工人们没有要求劳工改革的历史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中国的知识分子群 体不曾有过对共产党的离心运动；中国没有类似波兰天主教会的组织；党／国从来 不允许任何脱离它的控制的社会集团存在。 八九年春天，由於先有了“运动”而匆匆拼凑起来的“组织”，实际处於刚 刚从“党／国”控制模式下脱胎出来的无序状态（一七九）。而它的後来占据了领 导地位的领袖，只是一些视革命为节日的勇敢份子。他们对自由、民主、现代化的 理解极为有限，不仅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限制，也受到他们自身成长经历的限制。 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没有捷径可循。“六四”镇压所造成的“党／国”与被压 制的社会的对立，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危机。波兰的经验告诉中国人，民主化 只有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和解与协调实现，而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又只有坚韧的努力 、竞争、对话、谈判、威胁和反威胁的漫长过程而取得。 中国的瓦解共产党主义的圆桌会议会出现在哪一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