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权状况实录 中国公民 王友群 作者手记：这篇文章於10月23日寄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朱熔基、李瑞环 、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6人，同时附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这篇文章是在我就 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写成的，希望几位中央领导在万忙之中抽空看一看 ，过问一下我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就是中央领导定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 题，而是一个重大政策问题。信中特别提出两点请求：一是尽快解除对我的所谓“ 监控”；二是尽快解决我的工作问题（生计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我没有收到 任何回音。现只好将此文奉献给全世界的读者们。 1999年7月20日以来，国内外很多朋友都很关心我的处境，都很想了解我的 情况，但我一直不想写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实在是太渺 小、太微不足道了。再者，我想通过我的实际行动，让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让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让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领导们，让各级公 安部门的领导们认识到，王友群是一个能够顾全大局、胸怀宽广、大公无私、知错 即改、为国为民的真正的好人。所以，我沉默了很久。如果从1999年12月2日我获准 回家算起，我沉默了整整10个月。然而，时至今日，我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如果 再沉默下去，我很可能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如果再沉默下去，我将愧对我的 妻子和孩子，愧对我的亲戚和朋友，愧对我的祖国和人民，愧对全世界所有正直善 良的人们！我的良心将受到谴责！一滴水可以见精神。我想通过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看一看宪法和法律赋予一个合法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和基本人权是如何受 到尊重和保护的。对我所谈的问题，我尽可能地多谈事实，少作或不作评论，让大 家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分析、去评判。我相信，全世界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自 会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事实胜於雄辩，公道自在人心！ 一、我的简要情况 1963年10月3日，我出身於湖北省仙桃市的一个农民家庭，我家祖祖辈辈都 是农民。我是长子，有3个妹妹，1个弟弟。父母和3个妹妹现仍在老家种地，弟弟大 学毕业後被分配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当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我的经历很简单。从6岁 开始上小学到31岁博士毕业，前後共计上了20年学，加上在大学工作的4年，我在学 校共呆了24年，地地道道的一介书生。1991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专业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1月，成为中共预备党员。7月毕业，获法 学博士学位。8月被分配到中央纪委法规室（监察部法规司）工作。我是从1995年5 月4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5月16日，我被任命为副处级纪检员、监察员。到1999 年4月25日之前，近4年的时间没有花单位1分钱的医药费，身体状况很好。单位领导 对我是信任的，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甚至是重用我的。我先後於1995年、1996年 、1997年参加过中央纪委第五次、六次、七次全会的有关文字工作。曾参与过一系 列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重要法规的起草制定工作；就党政机关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党内监督条例、改革企业的监督问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的实施情况等重大课题进行调研并撰写有关调研报告；执笔撰写过人民日报短评、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等。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中央纪 委、监察部领导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分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纪委书记尉健行、中央纪委副书记侯宗宾、曹庆泽、徐青、夏赞忠、傅杰等领导同 志起草过讲话和文稿。1996年3月，访问中共元老薄一波时，共去了4个人，一位部 长级干部，两位局级干部，再就是我。访问结束後，由我执笔撰写了《薄一波同志 访谈录》。1997年参加了时任中央纪委常委的傅杰同志主持的“九五”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研究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党风廉政建设》的研究工作 。该研究成果获1999年度党建优秀读物奖，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优秀成果奖。由 我执笔撰写的人民日报短评《不信东风唤不回》获1995年度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好新 闻奖。由我执笔答复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提案得到提案人的高度评价，并中央纪 委机关各单位传阅。1996年底，我由党纪条规处调至政策研究处，党纪条规处处长 孙飞因为我的人品和能力，多次找领导希望我能留在党纪条规处，但领导以工作更 需要为由，坚持将我调到政策研究处。1997年底，中央纪委常委傅杰同志因为我的 人品和能力，提出调我做他的秘书，法规室领导认为我是业务骨干，坚持不放我走 ，经请示有关领导将我留在了法规室。直到1999年3月中旬，也就是4·25的前一个 月，我还参加了尉健行在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在 中央纪委工作的五年里，我一直坚持“高标准、低定位”，在学习、工作、生活等 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不贪1分钱的财，不好半分的色，不迷恋任何权势和地位， 从不拉关系，走後门。学习勤奋，工作认真，生活简朴，作风正派，有目共睹！19 99年7月20日，我因为在法轮功问题上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而被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实 行“两规”措施，在长达135天的“两规”期间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期间，我被开除 党籍，辞退回家。1999年12月2日，我获准回家。从此至今，作为公安部重点监控对 象，我一直呆在家里，主要负责买菜、做饭，照顾妻子和孩子。辞退时，监察部根 据公务员辞退的规定，分3次发给我辞退费7900多元。目前我本人已无1分钱的生活 来源，仅靠妻子一人微薄的收入和亲友接济度日。目前尚欠中央纪委2名干部的500 0元外债。 二、我的主要问题 我的主要问题是在1999年4月25日到7月20日之间，在中央正式作出铲除法 轮功的决策之前，在中央允许群众自由练习各种健身气功包括法轮功的条件下，本 着对党负责、对政府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数次向中央领导人反 映当时我所了解和认识的法轮功的有关情况，向中央领导人讲真话，讲实话。这些 问题主要有：1、4月25日去中南海反映意见；2、撰写致朱总理并江总书记的信《法 轮大法於国於民有百利而无一害》；3、撰写致江总书记的信《法轮大法是真正的宇 宙大法》；4、撰写《与江泽民同志谈话预案》。而这些正是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 我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根源。 1、4月25日去中南海的简要情况 1999年4月25日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教师门淑莲给我来电话， 说天津发生了公安人员非法抓、打法轮功学员的严重事件，她和她丈夫、孩子都准 备去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反映问题。我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我稍微想了想，还是 决定去。当时我之所以决定去，还有这么一些情况：第一，1998年6月，我曾以《功 德无量〈转法轮〉》为题致信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反映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时 隔10个月，没有任何回音。第二，1998年8月，我又致信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加上 中宣部长丁关根、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反映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时隔8个月， 没有任何回音。第三，1998年11月，我将自己写的反映有关法轮功问题的信，135位 法轮功修炼者呈朱总理并江总书记的信，以及北美10位修炼法轮功的博士写的《海 外学子的心声》3份材料亲手交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手中。当 时，我对他说，我反映的问题是涉及8000多万群众的大事，希望您能重视。尉健行 当即表示：“我一定看。”但他看过之後，将这几份材料交给了中央纪委副秘书长 彭吉龙。5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任何回音。现在又发生了天津事件，如果再不向党中 央、国务院反映，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後果。到了中南海北门传达室之後，我向中办 国办信访局的一位负责人反映了我的意见。此後，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屈万祥，中 央纪委副书记夏赞忠，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先 後来到中南海。大约中午12点多钟，我被带到中南海里面的一间办公室，由3位部长 级干部和一位局级干部对我进行批评教育，何勇主讲，其他几位轮流插话。谈话的 中心内容就是：作为一名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的干部，就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到这 个地点来反映问题，来了，就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就是向党中央、国务院示威， 就是和党中央、国务院对着干。我刚申辩说，我是因为反映有关法轮功的问题到这 里来的，此前我曾亲自给尉健行同志送过材料，没引起他的重视，等等。何勇立即 打断了我的话，说，这里先不谈法轮功的是与非，对与错，你在今天这个时间到这 个地方来，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是不讲政治，不讲大局。我代表组织要求你，作 为你承认错误、认识错误的一个具体表现，立即出去劝外面的那些人回去，劝回一 个算一个。我说，我是以个人身份，按照党章和宪法规定，到这里来反映意见的，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错。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组织上认为我错了，请组织上 处分我好了。至於外面的人，他们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如果他们违犯了党纪，按党 纪处理，如果他们违犯了国法，按国法处理。就这样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他们没 有说服我。看实在谈不出什么结果，何勇指示，先把我带回机关再说。回到中央纪 委机关後，由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法规室主任屈万祥继续对我进行批评教育。直 到晚上9点多钟我才被送回家。 2、撰写《法轮大法於国於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简要情况 “4·25”事件後，中央纪委法规室领导要求我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正确认 识，特别提到最好能写个书面的东西。不久，法规室召开全室处以上干部会议，会 上传达了江泽民同志4月25日晚就法轮功问题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这是中央领 导同志第一次就法轮功问题正式表态，而且完全是否定性的。很显然，这封信没有 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也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更没有经过中 央委员会全会讨论，只是江泽民同志个人在事情刚刚发生之际，在没有经过充分调 查研究的情况下发表的个人看法。由於江泽民同志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4·2 5”不久，这封信便在党内传达，其影响是非常大的。江总书记的这个看法与我当时 对法轮功的认识和了解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想，江总书记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 是因为他不完全了解法轮功的实际情况；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之所以认为我犯了 严重政治错误，也是因为他们不完全了解法轮功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了解了法轮 功的实际情况，或许会改变看法和做法。经过近两周的深入思考，我写成了致朱总 理并江总书记的信《法轮大法於国於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封信主要是根据我自 己修炼法轮大法4年的切身体会，根据我接触到的许多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切身体会， 根据我听到看到国际国内许多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心得体会，在1998年6月致国家新闻 出版署的信和8月致中央政治局常委信的基础上写成的。於1999年5月9日寄出。同时 寄给了另外5位中央政治局常委。5月10日，我托人将这封信送给法轮大法研究会的 负责人看一看。一周以後，研究会的负责人给我捎口信说，想把这封信印发给北京 的分站长们看一看，问我同不同意。我表示同意。不久之後，由於我不能控制的原 因，这封信被扩散到全国，最後上了因特网，被扩散到全世界。 3、撰写《法轮大法是真正的宇宙大法》的简要情况 写这封信的直接导因是我看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李其华的思想 汇报。在5月9日致朱总理并江总书记的信中，我曾引用了这位81岁高龄的老红军、 老党员、老医学专家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我觉得这个事例比较典型、也比较 有说服力。这封信呈上去不久，李其华便写了这个思想汇报，承认自己修炼法轮大 法错了。前後两个李其华，让我很不理解。前一个李其华虔诚修炼法轮大法许多年 ，自我感觉身心受益很大，怎么一转眼就承认自己错了呢？我感到有必要继续向中 央领导反映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於是，我写了致江泽民总书记的又一封信《法轮大 法是真正的宇宙大法》。於1999年6月12日寄出，同时寄给了另外6位中央政治局常 委。 4、撰写《与江泽民同志谈话预案》的简要情况 6月12日的信发出去不久，在一次打坐炼功时，我突然萌生了一种当面进谏 江泽民同志的想法。我感到，江泽民同志是中央关於法轮功问题的核心决策人，如 能当面向他反映当时我所了解和认识的法轮功的实际情况，或许对中央的最终决策 会有所帮助。1998年11月当面向尉健行同志呈交反映有关法轮功问题信件的经历， 给我以很大的鼓舞。於是，从6月底到7月20日，我先後3次致信尉健行，请求紧急求 见江泽民同志。这3封信是由中央纪委的有关领导负责呈交的，尉健行都看了，但对 我的请求未予理睬。在致信尉健行的同时，我开始着手撰写《与江泽民同志谈话预 案》。先写了一个初稿。正当我对这个初稿进行修改时，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屈万 祥派人把这个稿子封闭在电脑中了。以上便是我的主要问题。 三、长达135天的所谓“两规” 所谓“两规”，通俗的说法就是隔离审查，正式的说法就是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谈清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内对违犯党纪的党员采取的带强制性的审查方 式。这种审查方式对於主要犯了思想认识错误的党员来说，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这种“两规”措施与法律上的变相拘禁难以区分，如果运用不当就会演变成 变相拘禁，从而构成对宪法和法律赋予一个合法公民的人权和公民权的严重侵犯， 因而有违宪法和法律。我是1999年7月20日被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实行“两规”措施 的，到12月2日正式解除，整整4个半月，135天。在长达135天的时间，我完全失去 了人身自由。24小时都处在武警的严密监视下，吃饭、睡觉、大小便、洗衣、洗澡 、理发、接受审查，等等，均有武警监视。从7月20日到10月上旬，长达80多天的时 间，我24小时都被关在室内，不准到户外活动。只是在我的精神趋於崩溃身体极度 难受的情况下，在我的恳求下才批准我每天可以在武警的严密监视下在划定的地段 （约100米左右）散步半小时。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即使偶尔给家里打个 电话，也必须事先请示，得到批准後在监视之下方可通话。135天里，睡觉从未熄过 灯。135天里，只让我读一本书，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读本》。135天里， 除了谈清前面已经谈到的那些问题外，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在24小时的严密监视下转 化思想。我从进去的第10天起就开始承认错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地 表示，从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同法轮功彻底划清界线，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 实际行动感谢党组织的教育、帮助和挽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处罚，但一直得不 到积极回应，最终还是被开除党籍，被辞退回家。长时间的失去人身自由，给我的 身心造成极大伤害，给我的妻子、孩子、父母及亲友们带来无尽的痛苦。这种所谓 的“两规”早已演变成变相拘禁，甚至比这更厉害更严重。有一次，我看了一部反 映劳改犯的影片，就是劳改犯也比我的自由度要大得多啊！呆在那里面，有时真有 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可说的事情很多，限於篇幅，我只摘取其中比较典型的个案 扼要介绍一下我被“两规”期间的人权状况。 1、难忘“7·20” 7月19日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第二天将被隔离审查。第二天（7 月20日）早晨，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妻子。然後我找出一个行李包，把我换洗的衣服 、牙膏、牙刷、毛巾、剃须刀等生活用品都装进去，同时把我准备面见江泽民的各 种文字资料全部带上，匆匆别过妻子後，坐班车去了中央纪委机关。一进办公室， 领导就通知我去开会，说是有一项重要法规急需修改，由各处抽人，政策研究处抽 王友群参加，马上就走。散会後，我们一行5人坐一辆中巴前往位於北京市大兴县的 中央纪委监察部培训中心。大约下午3点钟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几名警官来到我住 的房间，向我宣布拘传的命令和对我的住所和办公室进行搜查的命令。我签好字後 ，由两名警官押回市内。在两名警察对我进行询问的同时，另有几名警察对我的住 所进行了搜查。然後我又被押往中央纪委大院，几名警察又对我的办公室进行了认 真细致的搜查。两处搜查，除了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可以看到的一些资料外，再就 是我手抄的《转法轮》以及我写给尉健行信件的原稿，等等，除此以外，什么也没 有搜查到。搜查完毕，我又被押回中央纪委监察部培训中心。我被安排在一间套房 里，我住里间，外间由监视我的武警住。当晚，中央纪委法规室的一位副局级干部 代表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正式向我宣布，对我实行“两规”措施。为调查我的问题 ，中央纪委监察部成立了一个4人工作组，最初一段时间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官也 参与工作。负责监视我的武警共7人。中央纪委监察部培训中心专门腾出6间客房供 工作人员使用。工作组配有一辆专车。从此，我便在这间套房里度过了漫漫135个长 夜。 2、被开除党籍 在我被“两规”一周後，大约是7月27日，中央纪委法规室在我的关押地召 开党支部大会。会上宣读了我的主要错误事实和给予我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对於 这个处分决定，我当时签署的意见是：服从组织决定，我只不过是按照宪法和党章 的规定，如实地向中央领导反映了我所了解和认识的法轮大法的实际情况。我相信 时间和实践将作出公正的结论。11月5日，中央纪委机关党委的一位负责人来到我的 关押地，向我正式宣布给予我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对此，我表示服从和感谢。这 个决定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关於正确对待犯错误党员的优良传统。《关於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在党内斗争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後，治病救 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毛泽东说过：“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 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态度。”目的“完全是为了救 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 。”我是从1995年开始炼法轮功的，到1999年4月25日以前，长达4年的时间里，中 央纪委监察部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说我炼法轮功是错的。从4月25日到7月20日，不到 3个月的时间，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虽然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既没有跟我讲清真 相，又没有解决我的思想认识问题。对我采取“两规”措施仅仅一周的时间，就决 定将我开除党籍，一棍子打死，不留任何余地。这个决定不符合中共中央发布的《 关於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精神。不符合者有三：第一，通知要 求从7月22日开始，针对“法轮功”问题在全体党员中集中开展一次学习教育活动， 分学习提高、教育转化和组织处理三个阶段。组织处理一般放在学习教育活动的後 期进行。而中央纪委在学习教育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对我作了组织处理。第二， 通知指出，学习教育活动“要立足於教育，立足於转化，惩前毖後，治病救人。要 相信修炼'法轮大法'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听党的话的，是能够知错就改的。”而我经 过学习提高、教育转化之後已经完全都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到了，这证明我“是听党 的话的，是能够知错就改的。”第三，通知要求“学习教育活动中，要严格掌握政 策界线。”也就是要区别不同情况，只有“对极少数有政治意图、存心作乱的幕後 人物和策划者、组织者，要坚决清除出党。”而我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修炼者，既不 是法轮大法研究会的负责人，也不是总站、分站的负责人，甚至连炼功点的负责人 都不是，更不是什么“有政治意图、存心作乱的幕後人物或策划者、组织者。”用 尉健行的话说，我是属於“上当受骗，被人利用”这一类的。既然如此，怎么能采 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来对待我呢！ 另外，这个决定也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除上面提到的一些重要事实外， 还有以下情况：第一，我的主要问题都发生1999年7月20日以前，即在中央就法轮功 问题作出正式决策之前，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界线。第二，我主要是以写信的方式 向中央领导反映我对法轮功的看法，这在党内是完全允许的。第三，我的问题主要 是思想认识问题，即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对法轮功的认识与江泽民同志意见不一致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由於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 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第四，7月22日以後新闻媒体披露的情 况，事先我一无所知。第五，我除了在法轮功这一个问题上与江泽民同志意见不一 致外，在其他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都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第六，从我修炼法轮 功起到1999年4月25日，我的一贯表现都是好的，即便从4月25日到7月20日，我的本 职工作都是保质保量完成的。第七，我犯错误也有些客观原因，比如，1998年11月 尉健行同志收到我反映有关法轮功问题的信件後，如果及时对我进行批评教育的话 ，或许我就不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当组织上宣布对我的处分决定後，我曾两次写信 进行了申诉，均未被理睬。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历史上的“左”的或 右的路线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但对人的处理非常慎重。毛泽东明确指出：“我 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王明“左”倾路 线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的损失，真是血流成河啊！可是中共中央并 没有开除王明的党籍。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做一些同志的工作，选王明当 中央委员，那可真是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啊！当我修 炼法轮大法时，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当我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承认错误认识错误改正 错误，不再修炼法轮大法之後，我却再也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3、向尉健行求助无效 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以为，尉健行同志是一个尊重客观实际，善於独立 思考，讲究策略方法，勇於承担责任的政治家，是一个令我尊敬的长辈。所以，在 长达135天的“两规”期间，我曾先後给他写了3封求救信，请求他的帮助。在这3封 信中，我都一再对因我的错误，给他本人，给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造成的损害表示 道歉，并作最诚恳的自我批评，反复申明，同法轮功彻底决裂，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请求尽快解除对我的“两规”，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但是，这些信呈上去之 後，都石沉大海，波澜不兴。我所有的呼救信号都是那么的微弱，以至於转瞬之间 便消失在苍茫无涯的天际之间。1999年8月末，我第一次致信尉健行。信中指出，我 的主要问题都已经谈清了，我也多次写思想汇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并 愿意按组织的要求改正错误。我还特别谈到我的家庭困难。在我被实行“两规”措 施後，我的家务和孩子全靠我岳母帮助照料。8月25日，我岳母因事回武汉去了，家 中孩子无人照顾。我妻子一直身体不好。1990年曾患重病入院治疗达半年之久，在 家病休一年才上班。1995年调到北京後，长达2年多没有找到正式工作。1999年3月 ，她父亲病逝。加上7月20日我被隔离审查，对她身心的打击可想而知。我希望中央 纪委监察部领导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尽快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以帮助我那凄苦 无助的妻子和孩子。我还表示，回机关後，我保证随叫随到，绝不给组织上添任何 麻烦。信通过工作组交给尉健行之後，没有回音，我的状况依旧。9月末，我被“两 规”已经60多天了。我呆在那间套房里什么事都没有了。有时一个星期见不到工作 组的人，有时两个星期见不到工作组的人。我的儿子是今年9月1日上小学一年级。 我原以为至少孩子上学时我能回到家中，回到孩子身边。然而无情的现实粉碎了我 的梦想。转眼间，国庆节和中秋节就要到了。望着窗外缤纷的落叶，聆听阵阵送爽 的秋风，我渴盼回家的心更切了。虽然我知道，写信很可能白写，但我还是忍不住 提笔再次致信尉健行。信中除了再次道歉、自我批评、表态之外，我特别引用了邓 小平的一段话，邓小平说：“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 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 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我写道：由於长时 间的关押，我的身心都受到极大损害，我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恳求组织上 尽快处理我。如果组织上认为我不适合做党员，那就开除我的党籍好了；如果认为 我不适合做公务员，那就开除我的公职好了；如果认为我触犯了刑律，将我定罪判 刑好了。我实在是不愿意在这里呆下去了。最後我写道，五十周年国庆大喜的日子 就要到了。在历史上，在国际上，每逢国庆大典的日子，常常对犯有严重罪行但有 悔改表现的罪犯实行大赦、特赦，作为改造罪犯争取人心的一种有效方式。我可不 想在这里过国庆节。由於国庆节连着中秋节，我继续写道，中秋佳节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节日，是合家团圆的节日，我也不想在这里过中秋节。然而，不管我想不想， 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还是在我的关押地度过了1999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10月 末，我第三次致信尉健行。除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外，我提出两点恳求：第一，希望 在党内给我处分。第二，希望能继续留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做点技术性的工作。 事实证明：我这两项请求都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4、电话风波 7月20日被关进那套客房後，我与外界的联系全部被切断。我住的里间曾有 一部电话，在我进来之前就被拆除了。外间还有一部电话，是供武警用的，只能在 各个房间之间通话，不能与外界联系。直到8月25日，也就是我被关押的第35天，我 才被获准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此後，我偶尔要给家里打电话，事先需提出申请，经 工作组请示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批准後，方可在工作组成员和武警的监视下，在指 定的电话里与家人通话。一天，我向工作组的人提出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孩子 的情况。经请示後得到批准。当我拿起电话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我家的电话号码。 反复拨打了多次都不对。由此可见我当时的精神处於什么状态。我只好请工作组的 人帮助查一查，明天再打。第二天一整天过去了，工作组的人并没有帮我查我家的 电话号码，所幸我想起来了。晚上，我请值勤的武警请示工作组，我想给家里打个 电话。结果连续请示了3遍，每次答复都说让我再等一等。当时我真有点沉不住气了 （这在135天里是唯一的一次）。当工作组的刘玉庆和李松林出现在我的门口时，我 没有理他们，沿着床边来回踱步。刘玉庆见状，大发雷霆，认为我不该耍态度，一 个劲地训斥我，认为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全是我的错，认为我没有资格如何如 何。在他的眼里，我压根就不是一个还拥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合法公民，而是一个十 恶不赦的罪犯，不允许有人的喜怒哀乐！李松林也跟刘玉庆一样不停地大声斥责我 。两个人活象两挺机关枪，嘟嘟嘟嘟地扫射不停。看着他们愤怒的样子，听着他们 刺耳难听的话语，我实在忍不住了，抡起巴掌，噼噼啪啪地朝自己脸上打去，直打 得两眼冒金星，两位领导同志这才停止了怒吼！今晚的电话终於没有打成。顺便说 一句，刘玉庆现在成了我的邻居。在11月下旬，我曾先後3次请示给家里打个电话， 工作组的人置之不理，由於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我也没往心里去，不让打就不打吧 。 5、妻子急病 10月8日晚上，妻子突发急病。我母亲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当时心 急如焚，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家中，照顾我那可怜的妻子。我恳求中央纪委监察部领 导，能不能让我回家看望一下急病中的妻子。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被无情地拒绝了 。那天晚上，妻子突然腹痛难忍。到半夜一点多钟，实在支持不住了。家中只有没 有文化的老母亲和不满7岁的儿子。在北京，我们没有一个亲戚。别无他法，只好向 邻居申英夫妇求助。申英立即打电话叫救护车，申英的夫人李婷搀扶着我的妻子从 23层一直走到楼下，坐救护车去了医院。这时，医院已无病床，只好在医院的走廊 里输液止痛。申英夫妇忙完後先回家了。只剩下我妻子一个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到清晨4点多钟，病情稍有缓解，我妻子便独自一人拖着虚弱的身体坐出租车回家， 到居民楼下时才5点多钟，电梯到6点才开。我妻子只好又从1层爬上23层！个中的辛 酸难以言表。 6、被扫地出门 1999年12月1日下午，我被通知去开会。会上除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的一些领 导外，还有一些陌生的面孔。会上，中央纪委干部室的负责人向我宣布了将我辞退 回家的决定。据说本来要给我更重的处分，但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只给了一个除 名的宽大处理。这个处理不通情。我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工作了5年，工作上勤勤 恳恳，认认真真，从领导到同事都是满意的。虽然犯了错误，但已经认识并改正了 错误。孩子犯了错误，家长应该批评教育，甚至於给予严厉的处罚，但既然他已经 认错改过了，就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怎么能采取一脚踢出去的办法来对 待他呢？更何况家长也有责任，此其一。其二，这个处理不达理。1999年8月16日， 我曾给妻子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我相信组织上会客观公正地对待我的过去和现在，并对我的将来作出妥善的 安排。我们党历来是讲政策的，是讲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 素的。这一点请你务必放心，只有党组织才是最靠得住的。”11月，我给尉健行的 第3封信中，特别提出了能否继续留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做点技术性的工作。因为 我对纪检监察业务还是比较熟悉的。虽然犯过错误，但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我自信 还是能够做好工作，将功补过的。毛泽东在讲到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 道工作时指出：“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 一道工作。”中央纪委对我的处理倒是干净利落，一脚踢出去完事，这无论如何谈 不上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对同志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其三，这 个处理不合法。根据1999年10月15日发布的《人事部、监察部关於对国家公务员修 炼“法轮大法”等问题的若干处理意见》，我是属於应予解脱的那一类。当我修炼 法轮大法时，我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当我按照政府的要求认错改过，不再修炼法轮 大法之後，我却再也不是一名公务员了。1999年12月2日，我被正式解除“两规”。 回到中央纪委机关後，法规室主任屈万祥跟我简单交谈了几句，让我把工作证交出 来，把法规室发给每个人的《司法手册》留下，把自己的物品收拾好，搬上车，尽 快离开。此时此刻，我不想多说一句话，也不想多呆一分钟，收拾完东西後，便匆 匆登车而去。7月19日晚上，也就是我被“两规”的前一天晚上，一位朋友对我说： “听说你没有工作了，是吗？”当时我很惊讶，不知是怎么回事，连忙告诉他说： “我有工作呀，好好的，啥事也没有。”然而，135天之後，我果真没有工作了，难 道这真是冥冥中注定的吗？我真的不愿意相信，但这却成了事实。或许真的人生无 常也有常啊！寒风瑟瑟，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寒风中，我告别了工作5年多的中央 纪委监察部机关。寒风中，我回到了阔别135天的家。 四、公安部重点监控对象 回家了，真高兴。我总算可以在没有人24小时监视我的一举一动的环境下 自由地呼吸了。我万分珍惜与家人重新团聚的美好时光，我一定要认真地过好每一 天每一刻。我为自己确立了“服从大局，相信组织，管好自己”的12字原则，时时 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给党组织添麻烦，不给政府添麻烦，不给家人添麻烦。与过 去炼法轮功的人断绝往来。外出，不接触炼法轮功的人；在家，不接待炼法轮功的 人。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我不主动往外打电话；打到家里的电话，我一般不接，让 妻子和孩子先接。也不再提笔写文章。每天的生活平淡极了，主要就是买菜，做饭 ，洗衣服，做卫生，辅导孩子的功课，照顾妻子和孩子的生活。有空就读读书，如 《毛泽东选集》1-4卷，《邓小平文选》1-3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邓小平的生平传记等等。我想用实际行动让江泽民总书记放心，让中央纪委监察部 的领导们放心，让我的亲人和朋友们放心！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外。虽然 我现在名义上是一个合法公民，虽然我以最大的善心和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做一个 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一顶“公安部重点监控对象”的大帽子扣在我的头上，使我动 弹不得。宪法和法律赋予我的人权和公民权随时可以受到侵犯，甚至剥夺。我的家 庭生活长期笼罩在阴影之下。如果我目前的人权状况仍得不到根本的改善，我很可 能就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 1、没完没了的监控 回家以後，我才发现，虽然中央纪委监察部将我关押了135天，将我开除党 籍，扫地出门了，我的问题还不算完。我被移交给公安部门监控起来了。所谓监控 ，就是不管我如何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也不管我本人愿意不愿意，只要公安部 门认为有必要，随时可以对我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措施，限制甚至剥夺我的人身自 由，而且好象没有时间期限。这些措施主要有：设立监控岗；要求我向监控人员报 告我的行动；谈话；以谈话为名将我看管起来；在敏感时期被告知不得外出；以传 唤为名限制人身自由；跟踪、盯梢，等等。从我12月2日回家之日起，公安部门就在 我居住的楼下设立了监控岗，到现在已有近11个月了，至今没有撤销的任何迹象。 就连中国人最隆重的新春佳节，监控人员都没有休息，依然坚守岗位，保持高度的 警惕。这个监控岗每天都有人值班，有时一日三班，有时一日两班。监控人员有时 是警察，有时是警察和保安人员，有时只是保安人员，有时还有从建筑工地找来的 打工的农民。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监视和控制我的行动。从我回家之日起，公安部门 要求我外出时都得向这些监控人员报告，诸如到哪里去，干什么去，去多长时间， 什么时间回来，等等。直到2000年7月20日，长达7个多月，260多天的时间里，一般 情况我都呆在家里不出去，万一有事出去，事无巨细，我都如实报告，如送孩子上 学，交电话费，上超市买东西，带孩子去玩，甚至连买1斤面条都报告。一次，我带 孩子和母亲出去玩，说好中午12点左右回家，因等公共汽车回来晚了一点，受到监 控人员的批评。以後再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事先打电话回家，让母亲下楼向监控人 员请假。直到今年7月20日，我感到再也没有必要这样没完没了地报告下去了。从法 律角度讲，作为一个合法公民，没有任何义务向谁报告自己的合法行动；其次，这 么长时间，我循规蹈矩，诚惶诚恐，已做到仁至义尽了，如果还有人不放心，那也 不能怪我了；再者，这种报告严重影响了我家庭的正常生活。从此，我不再向监控 人员报告。但监控并没有解除，我的人身自由仍然随时可以被限制或剥夺。回家以 来，我成了公安部门的常客。这在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是闻所未闻的事。小 时侯，只知道公安局是专门抓坏人的。及至成人，才知道，公安部门是实行人民民 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是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工具。我现在成了公安部门的 常客，我不知道我究竟算什么！公安部门只要认为有必要，就找我去谈话。回家的 当晚，我就被德外派出所警察找去谈话。先是接受询问，然後等待派出所主管法轮 功问题的副所长训示。我耐心地等了几个小时，直到深夜12点多钟，那位副所长才 跟我作了简短的谈话。我回到家中时已是凌晨1点多钟。母亲一直等到我回家才去休 息。没过几天，西城公安分局的一位负责人又找我谈话，并让我写一份保证书。其 实在我被“两规”期间，我已自觉地给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领导写过保证书了。但这 位负责人仍坚持让我写，我也按要求写了。类似的谈话还有多次。每遇敏感时期， 我或被找去谈话，或被以谈话为名带到派出所由警察和保安人员看管起来，或由监 控人员告之不得外出。中国的敏感时期实在是太多了。以我回家这段时间为例，就 有：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前後，12月26日审判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李昌等人 前後，3月人大政协年会前後，4月25日前後，5月13日李洪志生日前後，6月4日前後 ，7月20日前後，10月1日国庆节前後，等等。12月26日中午，监控人员通知我说， 派出所领导要找我谈话。我连午饭都没有吃，就跟着监控人员走了。一进派出所的 门，正好遇到那位要找我谈话的负责人出门办事。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里面坐着 十几名保安人员和两名警察。我就在这里等着领导的训示。直到晚上6点多钟，派出 所领导才跟我作了简短的谈话。这时我才得知，今天是审判李昌等人的日子，派出 所领导担心我呆在家里不安全，说将我带到派出所，是对我的保护。我还被告之： 今後3天不准外出，如果外出，不管干什么，一旦发现，就抓去劳动教养，至於人权 不人权的，那另当别论了。从中午12点多钟出门，到晚上9点多钟才回家，两顿饭没 吃，也没有人问起过，直饿得我饥肠辘辘。听了派出所领导的训示，更让我不寒而 栗。这种长时间的监控。就象套在我脖子上的一根绳索，时紧时松，让我动弹不得 。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尤其是我没有工作，又没有生活来源，时间一长， 家人忍受不了，必然内战连连。我妻子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我135天的“两规”已 使她心力交瘁。然而近一年来公安部门没完没了的监控又使她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摧 残。有时因为一点小事，甚至一句话，就大动肝火，难以自制，少则半小时，多则 1个小时以上。多次提出与我离婚。她说：“只要一看到那些监控的人，我就感到一 种莫大的侮辱。如果我有地方住，我真不想回这个家。”孩子虽然年幼无知，但长 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也倍感孤单与无助，上学总吵着让我陪他去，睡觉总让我陪 他睡。我算得上一个能退能忍的人，但是这种长时间的精神折磨，有时真令我万念 俱灰，真想一了百了。当我修炼法轮大法时，我家里也有矛盾，但很快就过去了。 当我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不再修炼法轮大法後，我的家庭矛盾越来越频繁，越来越 尖锐，越来越具有爆炸性。这究竟是谁之过？！ 2、我的工作问题 被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扫地出门以後，我的工作问题便成了一个突出的问 题。没有工作，仅靠妻子一人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是非常困难的。房租、水、电、 煤气、孩子上学、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还有老父老母需要赡养，还有其他一些收费 项目，等等，这一切都需要钱。起初，我想自己出去找一份工作干，但我这个在江 泽民总书记那里挂了号、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不敢要的人，公安部的重点监控对象 ，有谁敢要呢？依靠我个人的力量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万般无奈 之际，我只好请求党组织帮助。从我回家之日起到2000年7月7日，8个多月的时间， 我先後给尉健行写了3封信，恳求党组织雪中送炭，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此路难，无 异於“蜀道难”。7月7日我给尉健行的第3封信中，再一次对我过去的错误向他表示 道歉并作诚恳的自我批评，再一次表明与法轮功从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彻底划清界 线，坚决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汇报我在家的良好表现和思想状况後，再一次谈到 了我的生活困难和工作问题。最後我写道：“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刚刚闭幕，我 们全家渴盼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春风早日吹进我的家门。”然而，8个多月过去了 ，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窘困，家庭矛盾越来越突出，可是春风就是不度玉门关。4月 23日，星期天，孩子吵着让我带他去天坛公园看看回音壁，说是语文老师要求的。 我家距天坛公园很远，坐车也很不方便。我只好自作主张坐出租车去了。回家以後 ，妻子得知我竟然敢在目前经济紧张时期花钱坐出租车，对我大发脾气，骂了我足 足有一个小时以上。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关上门，蒙头就睡。妻子的火更大了，拿 起菜刀使劲砍门，只砍得我心惊肉跳。此情此状，怎一个“苦”字了得！据後来了 解，根据尉健行的指示，由中央纪委的一名常委出面，帮助我联系过一些单位，但 是难度很大。因为北京市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知道我写过那篇文章（指5月9 日致朱总理并江总书记的信），有的单位明确表示不要，有的单位答复说，先研究 研究，以後就没有消息了。对於这种情况，我早有充分的估计。所以，在给尉健行 的信中，我就明确提出，在目前的特殊困难时期，即在中央纪委以外的单位解决我 的工作有很大难度的情况下，可否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事业单位解决。这是一个非 常简单可行的方案。如果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领导真心诚意地想解决我的工作问题，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领导，一直坚持拒绝接受我的这个合 情合理的请求，关键原因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自信心，缺乏宽广博大的胸怀和气度， 不相信自己可以把一个犯过错误且已改正错误的人教育好，管理好，监督好。担心 我再给他们惹麻烦。7月20日前几天，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屈万祥给我来电话，说是 健行同志在你的第3封信上作了批示，中央纪委的领导正在抓紧帮你联系工作，请你 再耐心地等一等。我已经等了足足8个多月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直到8月初， 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我依靠中央纪委解决我的工作问题的想法。8月初的一天，妻子 回家後，又向我大发了一通脾气，说我连累了她。我忙问怎么回事？她说，她到今 天才知道，她的工作变动是受了我的牵连。《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对 待犯错误的同志，“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株连无辜的家属和亲友。”我妻子从未炼 过法轮功，原在北京市的一个小火车站的机关办公室里工作，可以说是中国铁路系 统最基层的一名最普通的办事员，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然而就在我被“两规 ”不久，她被从机关精简到车间当工人。当时我就预感到这件事可能与我有关，但 她并没有在意，认为是正常的工作变动。今天上班时，一位知情的人告诉她说，她 的工作变动完全是受了我的牵连。听完她的陈述，我沉默了很久很久。我犯了错误 ，连我的妻子也不放过！妻子的同事建议，如果我能出国，尽快联系出国，再在国 内呆下去，将毫无出路。这时，我想起了我的一位熟人正在美国探亲。我立即与他 取得联系，请他帮我联系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研究美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和法 制。这件事很快便有了回音，说正在与美国哈佛大学接洽，只是一些细节尚在商谈 之中。这个消息着实让我们全家高兴了好几天。8月10日，我请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 屈万祥转告尉健行和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如果我回中央纪委监察部事业单位工作 确实有困难的话，那么我就准备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了。对此，我想听听尉健行有什 么指示。结果直到今天，尉健行什么话也没有说！依靠中央纪委解决我的工作问题 ，到此算是画上一个句号。一场艰难的马拉松！ 3、国庆节期间的遭遇去天安门受阻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1周年大喜的日子，也是我国奥运健儿勇夺 28枚金牌，举国欢庆的日子。然而，这一天的遭遇却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国 庆节前几天，妻子和我商量，一过节，政府有关部门就敏感，我们还是避避嫌好。 她建议我带孩子回趟武汉，顺便给我岳父扫墓（我岳父去世时，我正参加尉健行一 个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未能回去参加他的葬礼）。回武汉的细节都商量好了。到 了晚上，妻子突然对我说，最好还是别回武汉了。家里经济条件实在是太困难了， 来回都得花好多钱。我说，上午不是说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卦了。为此还争执了 很久。最後我还是同意不回武汉。10月1日，吃过早饭，闲着没事。我征求妻子意见 ，是否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妻子说，要去你自己去，我要看奥运会闭幕式。这时我 想起去年国庆节被关在室内不让出门的情景。当时举行50周年国庆大典，我多么想 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啊！可是我出不去啊！今天又到了国庆节，我国奥运健儿得 了那么多金牌，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於是，我便决定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 我刚坐上公共汽车，一回头，发现负责监控我的人也跟上了车。他对我说：“上面 有指示，你今天走到哪就跟到哪。”车到离天安门还有两站地的时候，突然熄火了 ，怎么也点不着。没办法，全车的人只好下车。我对监控的人说：“那咱们就步行 去天安门吧，有你在旁边做个证明人也挺好。”他说，要打电话给派出所领导报告 一下。要通电话後，派出所的人要我接电话，说：“你今天最好别去天安门。”我 问：“我去天安门违法吗？”他说：“不违法，但最好不要去。”我说：“既然不 违法，那我就去定了。”放下电话，我就走。派出所领导立即指示跟踪的人，无论 如何都要阻止王友群去天安门。跟踪者立即追上来，抓住我的手，抱住我的身体， 阻挡我的去路。我跟他讲道理，他就是不听，一个劲地说：“我不懂法，我是法盲 ，是派出所授权的。”我挣脱後就跑。他在後面大喊大叫：“抓住他！抓住他！” 我停下来问他，我做了什么坏事，你大喊大叫要抓住我。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就是 不让我走。说：“派出所要派人来，你跟他们去说。”这时，我去天安门的兴致被 扫掉了一大半，只好等派出所的人来。约半小时後，派出所领导开车来了。他们让 我先上车。上车後，跟踪的人也上了车，坐在我的身边。我试试手边的车门能不能 打开，结果发现门锁上了。派出所的领导对我说：“今天有法轮功的人去天安门闹 事，你就别去了。”我据理力争了几句，他们仍坚持己见，甚至说：“看在咱们哥 儿几个的面子上，你就改日再说吧！”事已至此，再争下去实在是没意思了。我只 好随车返回家中。天安门终於没有去成。 4、紧急致信尉健行 去天安门受阻一事给我的震动很大。在国内，在国庆节，作为一个合法公 民，我连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的自由都没有。那我还能去哪里呢？我正在联系到美 国去做访问学者，在美国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公安部门能允许我去美国吗？很显然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想到这里，我浑身不禁打了个寒战！尉健行是主管政法工作 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今天的事我一定要向他反映。没有反映，是我的问题；反映了 ，他不管是他的问题。愤激之下，我写道，如果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 ，我将向国外寻求政治避难。在信的末尾，我写道，6月2日，我曾对到我家的中央 纪委领导讲，我的问题必须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来解决，解决得好，在国际国内 将产生很好的影响；解决得不好，将在国际国内产生很坏的影响，我现在仍坚持这 个看法。我曾经承诺过：“上要对得起健行同志”，在我认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之 前，想先听听您的教诲。信写好後，顾不上吃饭，我连忙下楼发信。刚到楼下，负 责监控的人说：“派出所刚来电话，说你今天最好哪里也别去。”我说：“我去中 央纪委值班室也不行吗？”他说：“那我请示一下。”等了很久，派出所领导开车 来送我去中央纪委大院。中央纪委值班室的王永恩、赵文波出面接待。我对他们说 ：“我有一封重要而紧急的信件，请你们迅速转交尉健行。如果延误了，由此引起 的严重政治後果，你们是要负责任的。”他们表示负责转交。当时在场的有：西城 公安分局的翟军和德外派出所的郭学军。我相信，尉健行肯定收到这封信了。但至 今为止，我没有听到尉健行的片言只语！ 5、上书李鹏委员长 10月2日，我带孩子去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玩。负责监控的人全程跟踪。1 0月3日晨，我去买早点，刚到楼下，监控人员就说：“派出所来电话，这几天你最 好哪里也不要去。”我没理他，径直向卖早点的地方走去。他一直跟着，一边走一 边说：“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一听就火了：“上面就可以违反宪法和法律吗？就 是江泽民，也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回到家中，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连买几 个馒头都有人跟踪，这究竟算怎么回事呢？！我立即拿出笔和纸，给李鹏委员长写 信。信的一开头，我写道：“李鹏委员长：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自从 去年7月20日以来，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的合法权益屡屡受到有关部门 的粗暴侵犯，特别是近期，这种侵犯有愈演愈烈之势。您是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最 高领导者，对於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特上书给您， 希望您真正秉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宪法规定，切实保障一个普 通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和基本人权。如果连您也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由此 产生的严重後果，您要负历史责任的。”在信的结尾，我写道：“在人类即将跨入 新千年的历史时刻，在国庆51周年大喜大庆的日子里，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被 庄严载入宪法的今天，在对外宣称中国人权状况处於最好时期的今天，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竟然发生了这样打着'上面'名义，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和法律 的严重事件，实在是令人愤怒、震惊和寒心。我强烈要求：全国人大就此进行严肃 认真的调查处理，切实保障一个遵纪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我要向全世界揭 露这种粗暴践踏人权和公民权的违法行为。我盼望着您的正式答复。”信写好後， 我又将原信复印了4份，分别抄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国家副主 席胡锦涛，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封好信後，我立即出去发 信。刚下楼，便受到两名监控人员的极力阻拦，说什么也不让走。其中一位立即将 此事报告了派出所。不一会儿，派出所的一名姓董的警察带一名保安人员来了。这 名警察说：“跟我去一趟派出所，怎么样？”我说：“我不去。”警察立即拿出一 张传唤证填上，强制让我去派出所（事後我感到这是滥用强制手段变相限制人身自 由，实际上也是违法的）。在派出所，这名警察查看了我给李鹏等5位政治局常委的 信之後，跟领导作了汇报。然後，他让我等领导来。大约等了2个小时，西城公安分 局的一位姓杨的负责人才来跟我谈话。他也查看了我手中的5封信。听完我的陈述後 ，他建议我，此事先缓一缓，过了这一阵子再说。我只好同意，不同意又能怎么样 呢？！信终於没有发出去。回到家中，又挨了妻子一顿训斥，说这日子真的没法过 了。叫我赶快写离婚协议书，咱们离婚算了。我的大脑已趋於麻木，赶紧拿出笔和 纸，写好离婚协议书，签上自己的名字。顺便说一句，今天是我37周岁生日。第二 天早晨，妻子刚起床，听我说了几句话，她就大叫头痛，而且越来越厉害，以至於 连班都上不了了。跟领导请过假後，她又连珠炮似地数落起我来，把我直骂得目瞪 口呆。我想，如果我目前的人权状况再得不到根本的改善，家里可能就要出人命了 。人命关天。今天就是天上下黑雪，我也要把致李鹏委员长的信发出去。穿好衣服 ，带上5封信，匆匆下楼，监控的人居然不在（回来後得知是买早点去了）。我赶紧 骑上自行车，到邮局把5封信发出去了。一块石头终於落地了，我想我们家可能有救 了。信是发出去了，回音照例是没有的！ 6、监控措施升级 从10月5日开始，只要我出去，不管干什么事，都有人跟踪。据监控人员讲 ，我的活动范围不能超过德外地区，在此范围内，我的一切行动都有人跟踪。出此 范围，必须向派出所请示後再说。於是，我上超市有人跟踪，买菜有人跟踪，买早 点有人跟踪，送孩子上学有人跟踪，到公园理发有人跟踪，到商店买东西有人跟踪 ，带孩子到餐馆吃饭有人跟踪。10月8日，国庆长假结束，监控人员由2个变成了4个 ，跟踪者由1个变成了2个。跟踪，跟踪，没完没了的跟踪，以至於我那刚满7岁的孩 子搭了一个玩具车，取名为跟踪车，说：“爸爸走到哪就跟到哪。”我身高不过1. 70米，体重不过60公斤，手无缚鸡之力，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老老实实做人 ，本本分分做事，不偷、不抢、不贪、不占、不嫖、不赌、不争、不斗、不抽烟、 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更不要说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了。我究竟妨碍谁了？自 古以来的有识之士都讲：“攻心为上，攻城为下。”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有一 个诸葛亮，讨伐南王孟获时，“七擒七纵”成为千古佳话。毛刘周朱领导人民用小 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军，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 座大山，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心的力量。怎么到了21世纪，在政治昌明，经济发 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今天却又时兴起盯人战术了呢？ 据说所有这些由监控人员或派出所具体实施的公然违反宪法和法律，粗暴 践踏人权和公民权的行为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办的。那么，这个“上面” 究竟是谁呢？监控人员的“上面”是德外派出所， 德外派出所的“上面”是西城公 安分局，西城公安分局的“上面”是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的“上面”是公 安部，公安部的“上面”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罗干的“上面”是主管政法工作 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尉健行的“上面”是谁呢？不说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代 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敬爱的江泽民总书记。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 那些公然违反宪法和法律，粗暴践踏一个合法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和公民权， 欲使我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命令是敬爱的江泽民总书记下达的。但是谁能把我 定为“公安部重点监控对象”呢？很显然，不是公安部或公安部以下的机构和人员 ，因为我和他们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那么究竟是谁呢？罗干与我也没有任何矛盾 呀！尉健行跟我有点关系，我曾经是他的部下，给他惹过不小的麻烦，按他自己的 说法，就是把他“搞得在中央抬不起头来。”但我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况且他 是那么高级别的官员，论年龄是我的父辈，总不至於跟我过不去吧！那最後就剩下 您--敬爱的江泽民总书记了。我跟您写过几封信，观点和看法和您不同。实践证明 ：您是对的，我是错的。但是谁又能不犯错误呢？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 、王稼祥、张闻天、胡耀邦、赵紫阳都犯过错误，即使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世界 级的伟人，也曾犯过错误，犯了错误就不让他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吗？更何况他已 经改正了错误，而且改得很好！但我还是不能相信那些命令是您下达的。因为您是 那么德高望重、又经常“登高望远”，又讲“依法治国”，又充分尊重人权和公民 权。怎么会是您呢？也许谁都不是。只是老天爷给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吧！ 10月8日，当我妻子因为跟踪的事情斥责了我1个多小时後，我提笔给美国驻中国大 使写了一封请求政治避难的信。但是当我准备把这封信发出去的时候，我突然犹豫 了，倒不是因为有人跟踪。只是此时此刻，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仍然深爱着我的祖 国和人民，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我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不能 这么做。我从1999年5月9日上书给您，到2000年10月3日上书李鹏委员长，虽然碰得 头破血流或被置之不理，都充分说明我是信任您的，信任李鹏委员长的，信任中国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我现在仍然相信，依靠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依靠您，还是 能够解决我的问题的。希望您能象关心土耳其地震灾民、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沉 船官兵、越南遭洪水袭击的难民那样关心关心我目前的处境。其实我的奢望并不高 ，只求做一个您治下的顺民而已。但求这个宏愿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现实。最後， 向全世界所有关心、帮助我的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也万分地想念你们！(2 000年10月20日)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马甸裕中西里32楼2308室邮政编码：100029□